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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余华《爱情故事》:“青梅竹马的可怕”(2)

2019-04-01 09:1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李浩 阅读

三、“青梅竹马的可怕”

《白象似的群山》是一个道德故事,一个男人,美国男人,用种种的手段说服了西班牙姑娘,并“陪同”她去堕胎。《爱情故事》本质上也是一个道德故事,只是它在旧文本的基础上更有演进。在《白象似的群山》中,作为爱情的部分已经发生着摇晃,男人的话语里渗透了某种自私,狡猾,虚伪,他试图用堕胎的方式化解掉属于自己的危局的意图是掩饰不住的(尽管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曾为这个美国男人百般辩解)。故事以一个片断的方式结束于他们在小酒馆前的等待,但我们似乎可以想到之后的可能结果:女孩堕胎。她以服从的方式试图挽留住这个男人,但是……

而在余华的《爱情故事》中,他按住了那样的发生:女孩堕胎,男孩依然在她身侧,并且和她进入到婚姻中:从青梅竹马到花好月圆,中间的波折似乎可以看作是微澜,这个男孩在一九七七年秋天和女孩去检查时同样渗透出的倨傲暴躁,自私和怯懦都可有所忽略,它并未深入地影响到所谓的“结果”。然而。

然而危机还是来了。它甚至更有“本质性”。

小说中,余华让“我”一遍遍地这样提及:

“难道你不觉得我太熟悉了吗?”

“你对我来说,早已如一张贴在墙上的白纸一样一览无余。而我对于你,不也同样如此?”

“我们唯一可做的事只剩下回忆过去。可是过多的回忆,使我们的过去像每日的早餐那样,总在预料之中。”

“在你没说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在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和傍晚五点的时候,我知道你要回家了。我可以在一百个女人的脚步声里,听出你的声音。而我对你来说,不也是同样如此?”

“因此上我们互相都不可能使对方感到惊喜。我们最多只能给对方一点高兴,而这种高兴在大街上到处都有。”

……

重新提到余华的那个漂亮的短语,“青梅竹马的可怕”。男人的这些话的确含有“强词夺理”的片面性,我们暂时略过被他的话语引发的道德评判,而转向对这些话语的认真审度:它会不会是一个人的真实想法和看法?它是否是一种真切存在?

没错。它存在。或多或少,或淡或浓。否则我们也不会创造“熟视无睹”这样的成语。即使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也需要新鲜和调剂才有恒久的保持,而我们常见的却是消损,不断的消损。消损可以说是一个常态,这完全可以在心理学中找到合理的解释,不过处在消损中的男人和女人出于种种的规约、计算和考虑,有时会装作它并不存在,有时会忽略它回避它,而已。在日常中,在生活中,大约每个人都有一个“沉默的幽暗区域”,有时它完全像深渊一样宽泓,但多数人采取的是回避策略,不看它,不知它,不问它。久而久之,我们也会“遗忘”掉它的存在。

但作家们不同。作家们往往注意的、或者更注意的就是这个沉默的幽暗区域,他一次次向深渊处窥探,并通过小说的或诗歌的方式把我们引向这个深渊,让我们和他一起面对。卡夫卡的《变形记》,他采取的方式即是如此,通过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变形,让我们和他一起窥见在父母之爱、兄弟之爱这一珍珠上的暗影,让我们和他一起窥见,在爱的掩藏之下那些属于个人人性中的被忽视的微点,让它放置于显微镜下:于是这些私和伪,第一次被他“放大”到那个惊人的样子,它显示了它的吞噬力和它的可怕。余华的《爱情故事》同样如此,他把我们引领到“青梅竹马”这个词的面前,然后把一个显微镜递到我们手上。

我们于是窥见。

原来,在这个美妙的词的后面,却是一道不被注意的深渊。

对于这个男人来说,熟悉已经消磨掉了他大致原本就稀薄的爱情(在“我”描述两个人之间的第一次时,里面的爱的成分就是相当薄弱的,只提到了“欲望的一往无前”),甚至已经消磨掉了他的欲望,在经历了一九七七年秋天的怀孕事件和后面的婚姻之后,这十年的时间里他过的只是平淡而平庸的“日子”,它没有惊喜,一览无余,总在预料之中,每天都是旧的。

“‘我们从五岁的时候就认识了,二十年后我们居然还在一起。我们谁还能指望对方来改变自己呢?’她总是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一些慌乱。”——小说中如是说。它意在标明,他和她都已无可改变,没有改变的指望,惊喜不会在改变中出现,一览无余是生活的必然。“她总是”,小说也在提示我们这个男人大约不止一次地这样报怨过,他的怨怼也是积攒起的。被生活和日常磨掉的缺损由他的怨怼来填补着。

在小说中那个女孩(后来的“她”)一直“后知后觉”,“我”所说的这种磨损、消耗和惊喜的匮乏在她那里似乎并不存在,她安于这样的生活,安于那种平静和平淡——《爱情故事》中男孩(“我”)和女孩(“她”)对待事物、事件的态度上的不同也是非常值得品味的点,如果说“青梅竹马”有AB两面,她就处在与这个男孩(“我”)不同的那一面。我们看到她被动于安排,但她总能以一贯之地接受,更多地表现出的是略有木然的安于。在她那里,也许爱是一种更为坚固和未曾消损的东西,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她觉得生活只能如此,最好如此,并不存在更好的选择性。无论怎样说她都能唤起我们的悲悯,她,在这样的生活中。她和男孩(“我”)之间形成着一种不同频的力量。

“你没有失魂落魄。”她说。

“你不用安慰我,我确实失魂落魄了。”

“不,你没有失魂落魄。”她再次这样说,“我从认识你到现在,你只有一次失魂落魄。”

我问:“什么时候?”

“现在。”她回答。

小说至高潮处戛然而止,它反复出现和被强调的是“失魂落魄”这个词。无疑,男孩在一九七七年秋天的行为确可认为是“失魂落魄”的,但在她的眼里却并不是,真正的失魂落魄出现于“现在”,也就是他强硬地提示了青梅竹马的可怕并提出分开的“现在”。

何出此言?

这是个问题。

小说最大的爆发力集中于“失魂落魄”这个词上,它那么集中地在篇尾出现而前面却没有呼应性地埋伏,这是余华有意安排的险棋,他要用突然性来强化效果。问题是,如何理解“失魂落魄”这个词,如何理解他在一九七七年秋天的表现不能算失魂落魄而现在才是?

这个难以用另外的词来完整解释的词,这个可以吸纳你的经验、思考而总感觉仍有未明的、未被完全说清的词,恰是小说最为晦暗的妙笔。

四、艺术的,道德的

余华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多给人以精致的美感,结构讲究,叙事精到,语言中有着充盈的诗性——阅读余华的小说往往是一场充满着趣味和起伏感的美妙旅程,它时有险峻,时有平静,时有丝缎展开时的滑畅,时有极具吸纳力的涡流……余华的语言有一种硬朗的润泽,是的,它兼有硬朗感同时又兼有润泽感,有着小小的铿锵又有着让人愉悦的流淌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把中国小说的叙事语言推向了一个高度,我以为。在余华那里,尤其是在他的短篇小说那里,他的精心和才华同时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一向耐心而谨慎,我一向认为小说是设计出来的,那种完整性、那种了无痕迹的自如恰是耐心和谨慎的表现。

余华擅用比喻,那些奇妙的而又极有准确性的比喻是余华小说中最让人惊艳的魅力之一,它让余华的小说总有不断闪烁而起的光,这光构成了通道。余华擅用比喻,说他擅用其实还包含了他在排布比喻时安插上的精心,他不会让比喻连接比喻让它们过于繁华而又在相互的争夺中失色,也不会让某一段叙述过于平淡找不到语言亮点的所在。是的,比喻的使用其实可以看出他的精心布局,更不用说情节和细节的使用了。

小说开头的第一段,从平常的叙述开始,是介绍性的,但它里面有意地设置了起伏感,不是简单的事件描述。公共汽车,男孩和女孩,当叙述之光打在女孩身上时,余华使用的比喻是:“女孩此刻的心情像一页课文一样单调”。后来,他又说“我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将这种旧报纸似的生活继续下去”,又说“你对我来说,早已如一张贴在墙上的白纸一样一览无余”,“他们的说话声在夜空里像匕首一样锋利”,“我感觉自己像是被装在瓶子里,然后被人不停地摇晃”……这些比喻有着良好的新颖度,它让我们的汉语甚至生出了些许的陌生;而它们落在小说的那个情境里又让你感觉太贴切、太美妙、太精确了,以至任何一种描述包括使用貌似更准确的客观叙述都远达不到它所提供的精确。

除了语言的诗性美妙,我觉得余华的语言还有另一微妙,就是他充分地发挥着语言的、故事的“计白当黑”的能力,更多地让语言生出多重和歧意。他应当熟谙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海明威把自己的写作比喻成在海上漂浮的冰山,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只是海面上的八分之一,而八分之七都在海面以下,它属于省略或有意的掩藏。它必须是有意的掩藏,也就是说,海面下的八分之七,作家知道,懂得,对它的省略是种故意,而不是非要依借阐释甚至是过度阐释来完成的:余华的《爱情故事》也是如此。在解析它的“故事讲述”的时候我已经提到,譬如“她的第一次怀孕也是在那时候”,譬如“她总是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一些慌乱”,譬如“她”回答说“我”真正的失魂落魄的“现在”……它们有丰富的言外之意,它们有着暗暗的提醒,它们,有时会自己形成涡流。

……其它的妙,应在阅读中(包括反复的阅读中)体会。

我想我需要承认余华的《爱情故事》是一则“道德故事”,它的里面有着潜在的道德追问,虽然余华并非站在“我”的一方也未站在“她”的一方,虽然这一道德追问更多地是唤起作为阅读者的我们并由我们发出的。和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一样,我们看不到任何一句具有价值判断的话,也没有标明作家情感和好恶的形容词,没有,它有的只是貌似的客观,让小说中的“我”按自己的理由来说话,哪怕有些话我或我们并不那么认可。

呈现,让我们信心为真,并从另外的角度审视小说中的他和他说的,发现它的合理也发现它的问题所在……真正优秀的作家会在他的故事中“藏身”,他不会前呈地介入对其中的人物指手划脚,哪怕他对其中的人物有着特别的爱恨。从这点上,我极为认同米兰·昆德拉所说的“悬置”,小说的智慧产生于道德悬置的地方,它不是说我们对人物、事件和情感没有判断,不是,它说的是我们在写作的过程中不应对处在故事中的人物思想、行为有指向性、道德性干涉,那样会导致故事的“失真”,也会影响故事的说服力,我们需要知道假设我们设定了一种真实那就必须要接受它的“必然后果”。

小说里的“我”就是这样想的,他觉得一览无余的生活实在匮乏得难以忍受,他认定青梅竹马有着它的可怕,作为作家的余华绝不应对他的认知有半点儿的“校正”,不能,他需要保证他预设的真实和后果的必然;至于“她”,作为作家的余华理解也好,同情也好,厌倦也好,可怜也好,在完成文本的过程中并不重要,他没有权利把“她”从“她的生活和她的想法”中拉出,他要做的只能是接受后果,并将它艺术地呈现出来。

“人类渴望一个善与恶能够被清楚地区分的世界,因为他有一个天生的、不可扼制的愿望,就是要在他理解之前做出判断……他们只能这样来对付小说,那就是把小说的相对和模糊的语言翻译成他们自己绝对肯定的、教条的话语……这种‘是与不是’囊括了一种无能,无能容忍人类事物最基本的相对性,无能正视上帝的不存在。”在《贬值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一文中,米兰·昆德拉的这段话实有振聋发聩之感,我们的批评太多时候做的就是这样的事,他们无视小说的艺术伦理和独特的呈现诉求,他们希望确定,希望善恶在出场的时候就带着脸谱。

作家的写作当然存在它的道德性,那就是在习焉不察中、在繁复混乱的生活表面做出自己的“发现”,他要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并用小说的方式来呈现它、确认它、强化它。认知和思考交给聪明的阅读者吧,他们会通过作家呈现的世界来追问:生活如此吗?非如此不可吗?有没有更好的可能?

如是,等等。

“真正的作品不需要指控,作品的逻辑足以表达道德的要求,得出结论是读者的事”。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曾如此说到。

五、“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写作”

在西方文学影响下的写作……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被认定是一种“混血生长”,它们的文字中包含有“狼奶”的气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巨大——这一点不可否认。但一个大约被忽略的事实是,中国的先锋文学中诗歌更多地是受欧洲和美国诗歌的影响,而小说则更多地取自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更显劲和直接地影响到中国的先锋小说,而所谓(以欧洲为核心的)“西方”对中国小说的写作影响有某种间接性:欧洲小说影响拉美,拉美小说影响中国。在这里我并不是讳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欧洲文学以更为的强劲的风势进入到我的国度,我要说的是,中国的先锋作家们更多地从拉丁美洲的文学中而不是从欧洲的小说中“看到了借鉴的可能”。

欧洲的小说重思辨,更强调哲思和社会学认知,它对知识、智识的要求相对苛刻,但同时它也略有沉闷和坚硬之嫌,在阅读和理解上有一定难度。中国作家普遍在哲学思辨和社会学认知上有欠缺,逻辑思维的训练不够,这样的欠缺是难的速成的渠道,它更多地是缓慢积累而且需要一个普遍的提升才能达至,更不用说智识上的求新和抗衡了。

我们当然可以说中国的或东方的智慧如何如何高卓,伏尔泰、卡夫卡、尤瑟纳尔等人无不从东方的尤其是中国的智慧中汲取滋养——这自然是事实,但可汲取与是另一株枝繁叶茂的树是两个概念。写作《西方哲学史》的弗兰克·梯利不无诚恳地说过,“哲学通史应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学。但是并不是所有民族都产生了真正的思想体系,只有很少民族的思辨具有历史。”“许多民族并没有超越神话阶段。即使是东方民族的理论,印度、埃及和中国的理论也主要是由神话和伦理学说构成,他们的理论并不是完整的思想体系,而是渗透在诗歌和信仰中”——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限度。

我不是说中国的小说家们不重视或者不希望从西方文学(欧洲文学)中汲取,绝对不是,我的意思是另外一重:中国小说家们思考的是如何在汲取西方文学滋养的同时形成独特性,形成对西方尤其是欧洲文学的“反哺”——这时,拉丁美洲的文学进入到中国,它让中国作家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反哺”的可能,这就是拉美作家们的做法。一是强化地域的陌生感,它本身就具备独特标识,那种生活和对生活的认知是西方文学所没有的,它具有经验上的独特性。当然仅有经验上的独特性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和改造,甚至可以容纳小有的夸张,这一点,属于中国的独特经验完全可以完成,我们是有和拉美作家们相抗衡的资源的;第二,是在故事的讲述上下功夫,变换出更多的花样儿来:在内容的深刻度上如果我们无法形成对西方(尤其欧洲)的反哺,那我们就在技艺形式上做出新提供,当然这一新提供的前提是思考性并不太弱……出于种种的原因和作家们的审度,诸多的先锋作家更多地调整,向拉美作家学习,更多地学习了技艺经验,他们在一段时期里至少丰富了中国故事的讲述样貌,为中国的文学提供着丰富性的新质和可能。

向拉美的反哺经验学习,从拉美小说中汲取,众多的中国作家转借、拿来,逐步完成了自己的讲述样式与个人风格。说实话这也是相对容易学到的部分,更便于拿来并完成改造的部分。所以在一个时期内中国作家首先提升的是故事的讲述能力,在技巧上的臻熟几可与任何经典性文本相媲美。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于斯德哥尔摩的演讲题目即是《讲故事的人》,其实在那个时期里多数先锋作家都是“讲故事的人”,他们从拉美、从欧洲的技艺经验中获得很多,并已完成了个人的消化。

在余华的写作中我们当然可以看到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的影响,他的故事设计、语言方式甚至人物行为的某些“夸张”都依然带有“拿来”未褪尽的尾巴。在今天,我们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一种写作、任何一种艺术还可以凭空产生,来自于人类的任何艺术经验都可以借鉴并让它成为我和我们的,“影响的焦虑”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学习和借鉴激发属于我们的创造性。在这里,我愿意把余华的《爱情故事》看作是这一话题的隐喻:它大约脱始于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然而那只是支点,我们看到余华的《爱情故事》是一个很中国化的、有中国经验纳入的故事,它同时有了另外一层的延展和开拓。这延展和开拓,使它成为了另一篇有深意和新意的小说。

【作者李浩授权分享】

李浩,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著有小说集、评论集、诗集共计20余部。

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林斤澜文学奖等。

来源:收获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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