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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伊·特立斯:在非虚构暗涌中表达现实的惊叹

2018-08-28 08:4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新新闻主义之父”的特立斯


被誉为“新新闻主义之父”的特立斯,他的雄心是“将非虚构写作提升到前人未至之境,一探虚构作家之禁脔,与同侪菲利普?罗斯、厄普代克一较短长”,不仅将文学技巧引入纪实书写,更对美国社会作了切片般的精准分析。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带来纽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obert S. Boynton采访,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刘蒙之翻译的,美国著名作家、记者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的故事,来看看他如何用“非新闻”的想法写一个很棒的新闻故事。

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曾任职《纽约时报》十年,长期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时尚先生》(Esquire)等杂志撰稿。迄今为止,已经出版多部畅销书籍。


勤恳的记者&平庸的诗人

汤姆·沃尔夫曾把盖伊·特立斯称为新新闻主义的创始人,但这个标签却始终令特立斯忐忑不安。这并不难理解。他的文风不像汤姆·沃尔夫和亨特·斯托克顿·汤普森那样,有华丽的豪言壮语。沃尔夫和汤普森的主要贡献是自我膨胀的、炫耀式的冒险——产生了一种尽管有趣但很扭曲的世界观,而特立斯的传承却偏向于更纯粹的新闻。特立斯呈现的现实没什么离奇的,无论他是着眼于一个黑手党分支头目、一位造桥专家、一位棒球明星,还是一个性开放的奸夫的生活。

特立斯代表的是新新闻主义的一个类似的传统。他的传承是双重的。首先,他是孜孜不倦的记者,他的书籍和文章都是广泛研究的产物。他可以在采访对象身上付出几年的时间,试图成为他们的同伴,“陪他们共度时光,直到了解他们的想法”。对特立斯而言,准确性是最高目标。其次,他是平庸的诗人,是证明一个人可以针对“平凡人”——无论是处于不寻常状况下的普通人,还是非凡之人的普通生活——写出优秀的非虚构文学的作家。

如果大部分新新闻的目标就是写得如此生动、报道得如此集中,以至于一个场景在纸上活灵活现,那特立斯就与之背道而驰了。他慢慢地从不为人知的平凡的人生现实深入挖掘到其“虚构”的核心。“我相信,如果你足够深入地了解你的人物角色,他们就会变得如此真实,以至于你觉得他们的故事好像不是真的,而是虚构的。我想要唤醒现实之下蠢蠢欲动的虚构暗涌。”他说。


更纯粹的新闻

特立斯是凯瑟琳·狄波拉(Catherine DePaolo)和约瑟夫·特立斯(Joseph Talese)——移民到美国并定居在新泽西州海洋市(Ocean City)的意大利裁缝——于1932年所生的孩子。新闻报道让这个羞怯的移民之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角色。“对那些像我一样腼腆、好奇心强的人来说,新闻报道是一个理想的职业,是突破了沉默寡言这个缺陷的一个工具。它也为探究别人的生活、提出诱导性问题并期待合理答案提供了借口。”他在《一位非虚构作家的起源》中写道。

他的新闻报道生涯始于高中二年级,那时棒球队的助理教练叫他为比赛的事去一趟当地报社。他很快将这些事写成了一系列文章,并且最终成了一个专栏。特立斯是一名差生,因此被他申请过的几乎所有高校拒之门外。最终,他上了阿拉巴马大学(University of Alabama),并在那儿担任《深红白》(The Crimson White)的体育编辑。

1953年,决志打入职业性新闻业的特立斯奔赴纽约,被《纽约时报》聘为送稿生,但在参军之前仅仅工作了几个月。除了在部队里的两年在被调往德国之前,他在部队里的公共信息办公室工作,给基地报纸《炮塔内》(Inside the Turret)的一个叫“诺克斯堡机密”的专栏写文章],《纽约时报》的工作是特立斯做过的唯一一份全职工作。离开部队后,他先是成了体育记者,后又成为一般新闻记者。他在《纽约时报》工作的九年里写了两部书:《纽约:一场幸运之旅》和关于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建造的《桥》。《纽约时报》的书评家奥维尔·普雷斯科(Orville Prescott)在他对《纽约:一场幸运之旅》的评论中预言了特立斯的新闻敏感性:“特立斯先生,本报的一名年轻记者忽略一切重要的人和一切出名的事,而专注在不寻常的、不引人注意的、被忽视的、被遗忘的人和事上。”

特立斯发现,在《时尚先生》这样的杂志上,他可以更频繁地进行尝试,并且篇幅也可以比《纽约时报》更长。他给《时尚先生》写了一系列文章,包括如今被收录在《猎奇之旅》中的对法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乔·迪马乔和弗洛伊德·帕特森(Floyd Patterson)的著名专访,以及关于《纽约时报》的几篇文章。他于1966年写的《的王国、权力与辉煌》(The Kindoms,the Power,and the Glories of The New York Times)使他相信,或许自己要写一部关于这个庞大的权力机构的更厚的书,一部“人类史”。


几本畅销书

《王国与权力》只拿到了世界出版社给的1万美金预付款,却一炮而红,成了特立斯的第一部畅销书,激发了许许多多所谓的“传媒好书”。尽管惹怒了《纽约时报》的日报评论家,媒体评论家本·贝戈蒂克安(Ben Bagdikian)却在《纽约时报书评》上给予本书良好的评价。“几乎从没有人如此成功地把作为一个人类机构的一家报社写得这样热闹。这是许多野心勃勃的报社热切希望他们旗下最优秀的作家能够写出的——关于别人的故事。”他写道。

特立斯的第二部畅销书《感恩岁月》源于1965年他任《纽约时报》记者时报道的失踪了的黑帮老大乔·博南诺(Joe Bonanno)之子比尔·博南诺(Bill Bonanno)的起诉状的故事。在走廊对面观察过博南诺之后,特立斯走向了他和他的律师。“有朝一日,不是现在,也不是明天,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让这个年轻人告诉我,身为这样一个年轻人是什么感觉。”他说。

特立斯的父亲时常因众多的意大利人参与有组织的犯罪,又因媒体对他们的描绘而生气。因此,写这些事无异于与家庭禁忌对抗。但特立斯认为,小博南诺的生活——从某些方面来讲是特立斯的翻版——能让他讲出黑手党的内心生活故事。“普通的美国公民在想到黑手党的时候,往往是脑海中反复出现打斗和暴力场面、巨大的阴谋和百万美元的计划,”他在《感恩岁月》中写道,“完全忽略了黑手党这一存在的主流情绪;惯常的、无休止的等待;单调、乏味的藏身之处;过度吸烟,暴饮暴食,缺乏体育运动,在隐蔽的房屋里苟且偷生、努力求生时无聊得要死。”

这部书中最卓越的一个方面是特立斯的报道。他的“贴壁苍蝇”法经受了事实的考验:在特立斯跟踪报道小博南诺的六年中,他的父亲长期藏匿,而小博南诺是黑手党职业杀手的目标。小博南诺经常会被武装保镖簇拥着出现在特立斯的住宅里。

一些批评家指责特立斯过于同情黑手党。“在我看来,《感恩岁月》的缺点好像是盖伊·特立斯被他的主题及其‘主人公’迷惑,以至于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做黑手党就跟当运动员、电影明星或其他任何性质的公众‘人物’一样。”柯林·麦金尼斯(Colin MacInnes)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写道。特立斯亲近采访对象的一个表现是,他用这部书的部分收入为小博南诺的四个孩子(以及自己的女儿们)设立了信托基金。

特立斯过去未曾想过对他接下来的另一部书《邻家之妻》做出回应。这部书连同电影版权一共为他赚了四百万美金。这是漫谈栏作家的梦想:报道期间,特立斯周旋于两家按摩院,并在加州的一个裸体主义者公社里住过。正如他写黑手党那部书一样,一些批评家对该书的主题产生了兴趣,而忽略了特立斯卓越的报道。书中的所有人物角色——大部分是中产阶级匿名者——都承认特立斯严格的实名制只是个规则而已。关于这部书,他因为过度异性恋、男性视角,并忽略了女权主义、同性恋和避孕这些主题而受到批评。

至于他的下一部书,特立斯要在考虑几位“受人尊敬的”意大利裔美国对象——迪马乔、辛纳屈、李·艾柯卡(Lee Iacocca)——之后,再决定是否写一部多卷的自传。1991年,克诺夫出版社同意为他接下来的三部书支付700万美元。第一卷《移民家世》把特立斯的姓氏追溯到了14世纪,它既是一部回忆录,又是一段历史,还是一部历史小说。

如果说特立斯对新新闻主义的贡献之一是观察世易时移的那种理念的话——一次又一次回到采访对象身边,而不是简单地报道当前的事件或人,那么他目前的项目或许是对这种理念最大的考验。在计划2005年出版的三部曲第二卷中,特立斯重温了他所有的报道——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纽约时报》、黑手党、美国人的性行为。正如他对《纽约每日新闻》所讲的:“我本该把这一卷写成《移民家世》的续集,但因为它无疑是我的故事。我绝对厘不清我的故事是什么,因为我是一名新闻记者;我也绝对搞不清我是谁,因为我从小被灌输了置身故事之外的概念。我的故事总是逃到别人那里去。”


现实之下涌动的虚构暗涌

Robert S. Boynton:你认为自己是新闻传统的一分子吗?是“文学”新闻、“新新闻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分子?

特立斯:不,那都是扯淡。汤姆·沃尔夫奉送给我一个新新闻主义记者的标签,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问题是,你写非虚构的时候,得把自己归入某个类别,否则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不知道该把你的书放在哪儿。所以我们在巴诺书店有这么多诸如“当代传记”之类的记法。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我只是想通过实名的短篇故事来写一些人。

Robert S. Boynton:哪些题材会吸引你?

特立斯:吸引我的那些题材都是确实能吸引我的。我写的是与我的生活相关的故事。尽管乍一看,它们不过是描写其他人经历的非虚构作品,但我被吸引的首要原因是我在这些人中看到了自己。

我一直是这样工作的。我的第一部书《纽约:一场幸运之旅》来自我在这座城市四处走动时的观察。《贪求者》来自我具有对造桥的几个怪人的好奇心。《王国与权力》是关于我在《纽约时报》共事的古怪的人的。《感恩岁月》是关于一个与我本人背景很相似的、意大利黑手党之子的。《邻家之妻》来自我具有约束性的、天主教的教养。《移民家世》是关于我父亲家族的书。而我目前正在写的书是关于我过去十年写作中遇到的困难的。

Robert S. Boynton:你喜欢写哪类人?

特立斯:跟我有情感联系的人。我们共度了这么多时光,以至于产生了一种感情。我与他们如此亲近,以至于能像写我的亲戚或我的配偶,或一个失散多年的恋人一样写他们。

我对老百姓怎样度过动荡时期,即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冲突时期感到好奇,无论是性革命还是文化价值观的革命。我想通过没有名气、非重要人物的角色探索这些变革。

这就是除了辛纳屈、迪马乔、彼得·奥图尔(Peter O’Toole)、弗洛伊德·帕特森和乔·路易斯(Joe Louis)之外,你很少写名人的原因吗?

是的。我不写名人,除非他们的名气对作品而言是次要的。例如,辛纳屈在我写他的时候当然是个名人,然而我写的是他步入知天命之年的时候:舞台下的声音、他的孤独。这与其说是写名人,不如说是写中年危机。

写名人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作品的现实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还是个名人。名人作品必然会很快过时。那就是我从不写政治的原因,虽然政治人物真的会约你。无论对方是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还是比尔·克林顿,这些作品都不能保存太久。我对不是“新闻”的事物更感兴趣。

Robert S. Boynton:那你是怎样找到这些“不是新闻的”故事的呢?

特立斯:通过观察。我目前的书中的一个故事主线是我1999年7月在电视上看女子足球世界杯美国和中国的一场比赛时想到的。比赛快结束的时候,一名中国运动员错过一脚好球,中国队输了这场比赛。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全世界有成千上万人看着这个二十五岁的中国女孩刘英(音译)。而且,我在对“文化大革命”的阅读中了解到,她的母亲不太可能是个运动员,当然也不会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足球妈妈”。

这样一个女子当然不可能习惯被数目庞大的国际观众看着。错过了至关重要的一脚之后,她在洛杉矶登上飞机,回到中国。你要在这次长途飞行中反省你的失败。我看待她的方式和看待弗洛伊德·帕特森一样,就是某个战胜了失败和耻辱的人。被打倒后,他们又回来了。刘英成了错过好球,让中国输了比赛的中场队员,但她继续活着。她是个英雄。这是个精彩的故事。

Robert S. Boynton:你怎样确定像那样的一个“非新闻”的想法会被写成一个很棒的新闻故事?

特立斯:我的写作是由场景推动的,所以我会寻找有看头的场景。在写《桥》的时候,我试图将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和吊在半空的那些男人看作一幅图画。《王国与权力》的开场是一间办公室里的一位总编辑。《感恩岁月》的开场是一名门卫在看街上的一场骚乱,但并没有真正看到。《邻家之妻》的开场是一名男孩在看芝加哥某杂志上的一个裸体的女人。《移民家世》的开场是我在海滩上。这些都可以拍成电影。我想我本来就是要试着写一幅画。

我到访过弗朗西斯·科波拉位于纳帕(Napa)的住宅,那时他在摄制《塔克》(Tucker),一部关于汽车制造商的电影。他在3×5的卡片上向我展示了这些场景。我也一直以相同的方式组织我的书籍和文章。比方说《弗兰克·辛纳屈感冒了》(Frank Sinatra Has a Cold,《时尚先生》1966年4月),它就是场景、场景、场景。第一个场景在酒吧里,第二个场景在夜总会里,第三个场景在广播公司摄影棚里,就像一部电影一样。

我这一代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成为作家的不多,但其中很多人运用他们的表现技巧来拍电影,如科波拉和斯科塞斯。他们是很受欢迎的商业片制作人,不是费里尼那种,不是的。这位意大利裔美国艺术家具有企业家精神,因此利用了他过去经历中最商业化的方面:黑帮世界。然而,黑手党并非他们实际的生活经历,无论《黑道家族》(The Sopranos)还是《教父》(The Godfather),那都只是卖点。


采访流程与细节

Robert S. Boynton:你是怎样决定采访对象的?

特立斯:起初,我并不十分确定。我只是去到我认为故事所在的地方。如果故事是韦拉扎诺海峡大桥,那在我开始的时候,它还什么都还没建造。所以,我从工程师开始,他头脑中有这座桥的概念。他在平衡各种物理作用力,包括地球曲率。他在建造一座剧院、一件艺术品,有一个跨越时间的舞台口、一个可容纳数千名演员的舞台。我写《纽约时报》的时候,这个建筑物本身就是它的剧院。起初,我不知道谁是人物角色,也不知道故事是什么,但我真的知道这个剧院的舞台。我只是出现在这个“剧院”里,就找到了人物角色。我在那里多花点时间,他们就浮出水面了。就像是我想象着他们,然后他们就真的神秘地出现了。

Robert S. Boynton:你有一套采访的固定程序吗?

特立斯:虽然我不能作为某个人的同伴开始采访的流程,但那是我的终极目标。我需要和一个人待得足够久,以便观察他们在某个重大方面的生活变化。我想陪他们共度时光,直到了解他们的想法。然后,我想让自己置身于作战前线。

Robert S. Boynton:你是怎样说服人们与你交谈的?

特立斯:这有时是个漫长的过程。我得力荐我自己。如果我还有点本事的话,就是要留着迈出第一步用的。这源自我对人们真正的兴趣和对他们的敬重。我不会侮辱他们。没有一个人——无论在我笔下,他给的人印象是好还是坏——是我再也见不到的。

例如,我在电视上看到刘英回到了中国。我知道,如果能打通耐克或阿迪达斯办事处的电话,我或许能找到刘英,因为这些公司为这支球队提供装备。我最终打通了耐克经理帕特里克·黄(Patrick Wong)的电话,请他共进午餐。他在中国成了对我最重要的人。谁知他有个兄弟在布鲁克林,结果我们还攀上亲了。他是我哥们儿,我在中国的兄弟。你在任何故事中都需要那样一个人。我把我自己和我的故事推销给了他。当然,我最终去了北京,但是是这个人把我带进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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