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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文:重新发现“真”与“美”

2018-08-27 09:09 来源:文艺报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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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重新发现“真”与“美”

文 | 行超

李修文

李修文,1975年生,湖北人,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曾为报社记者和文学期刊编辑,1996年起开始发表中短篇小说,出版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中短篇小说集《不恰当的关系》《闲花落》《心都碎了》,散文集《山河袈裟》等。

当大多作家前赴后继地钻进题材猎奇、技巧创新的漩涡中时,李修文却抽身而出,他用自己的写作和坚决的蜕变做出了回答,他用十余年的行走回归到最质朴也最动人的生活,回到了他反复赞颂的“人民”当中。

如果说每个作家的成长都要经历漫长的挣扎和蜕变,那么,李修文近20年的写作生涯中所面对与呈现的则是一种断裂。“是的,人民,我一边写作,一边在寻找和赞美这个久违的词。就是这个词,让我重新做人,长出了新的筋骨和关节”,在生活中、在“人民”中,李修文反复修炼自己,他忏悔、反思,为每一个平凡的灵魂真情歌唱,最终脱胎换骨。这样的写作在当下文学现场仿佛不合时宜,但事实上却是一个警示、一种预言,它重新唤起了我们内心尘封已久的对“真善美”的向往,重新给予道德以洗礼,给予精神以力量。

重新成为一个作家

早期的李修文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出道的。他的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曾为他确立了一个文学世界中不错的开端,关于爱与死亡的探讨,关于情感的绵密书写,奠定并隐约透露出李修文个人的美学底蕴——一个对于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情感世界充满好奇的作家。不过,这些在作家而立前后写就的作品,多少带有横冲直撞的痕迹。如同李修文自己所说,“我写不出小说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此后,李修文的创作经历了近10年的沉寂。

直到散文集《山河袈裟》的出现。

一般来说,确凿的主人公抑或是人物,大多存在于小说中。散文的人物通常是叙述者本人或抒情的自我。然而,李修文的散文恰恰打破了这个习见的常规。看起来,他的每一篇散文都饱含着作者动人的叙述和强烈的自我抒情,但他所着力刻画以及最终留给读者的,永远是他作品中那个“他/她”。《每次醒来,你都不在》中的老路、《鞑靼荒漠》中的莲生、《看苹果的下午》中的牛贩子、《郎对花,姐对花》中的“她”、《三过榆林》中的瞎子……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让李修文的散文完成了一部优秀小说所必修的功课。在这个意义上,李修文的写作重新定义了散文。更重要的是,小说家李修文经由散文的创作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抑或是,他借此成为了一个更完整的作家。

当然,体裁与技巧的改变仅仅是李修文重新成为一个作家的起点,更为核心与重要的是,散文集《山河袈裟》以及之后的《三过榆林》《春天在哪里》等文中所呈现出的一个作家的精神高度,已经与之前小说创作时期的他有本质的飞升。如果说,早期的李修文仅仅是一个颇具才华的小说家,那么,从《山河袈裟》开始,作家李修文重新树立了自己的精神高度,文学世界中的他重生了。


羞耻之心与悲悯情怀

《山河袈裟》的首篇《羞于说话之时》中,一对老夫妇在飞机上面对漫天的雪景时,不禁涌出泪来,老妇人的话让作家此后多年始终牢牢铭记在心——“这景色真实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在古典美学中,“害羞”是多么高贵的品格。正是因为“害羞”及其所带来的距离感、朦胧美,才有了那么多暧昧的、动人的瞬间。

“耻感文化”是东方文化重要的精神和美学。羞耻之心是一种内心的自我规约,但是根源却在于外界的评价。李修文所倡导“害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在面对天地之大美、人间之大爱、命运之无常时,一个人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他必须保持沉默,全身心地迎接生命的启示。“无论你是谁,亲爱的,让我们沉默下来,不说话,去看,去听,去见证一只抓住光亮的手,看完了,听完了,我们还要再将此刻所见告诉别人,只因为,此刻所见既是惯常与微小,也是一切事物的总和,它们是这样三种东西:天上降下了灾难,地下横生了屈辱,但在半空之中,到底存在一丝微弱的光亮”。“害羞”所指向的是谦卑,是一种对于自然、对于他人的充分尊重和完整领受,惟其如此,一个作家才有可能真正平等和谐地与天地万物相处,一个人才有可能具有慈悲心肠和悲悯情怀。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统摄下,李修文的写作朴实、冷静、克制,却具有一种磅礴的、沉郁顿挫的力量——这“沉”与“挫”正是作家李修文在不停的行走、不断的倾听与感受中积累起来的,这厚重来源于作家对具体生命的关切与体谅。李修文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杜甫的热爱,“我最爱他植根于日常生活上的叙事能力,这个能力包含着一个超拔于现实生活的精神世界,简朴、专注、琐碎又饱含深情,既是写作本身,又是写作的结果,我觉得写诗的杜甫这个形象非常动人,这个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迷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杜甫背后,还有苏东坡这样很多很多的个体,他们全凭一己之力创造了一个阔大的精神世界和美学谱系。”李修文热爱的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化和知识分子精神品格代表的杜甫,他在磨难中修行,在挫折中成长,以至于将天下、将万民装进心里,只有在这样的作家笔下,真正切肤贴骨又饱蘸深情的写作才有了可能。
 

有情所累此生

读李修文的文字,我常常想起捷克作家赫拉巴尔。这个出身优越却命运动荡的“悲伤之王”,先后做过仓库管理员、列车调度员、推销员,最后成为一名钢铁厂工人,直到因工伤成为打包工人。赫拉巴尔称他笔下那些钢铁厂工人、废纸回收站职工、剧院布景工、保险公司职员、教堂看门人等是“底层的珍珠”,他们身上暗哑却持久的光泽,感动了作为写作者的他。

一个作家,到底应该怎样处理他与现实生活、与平凡人的关系?李修文与赫拉巴尔一样,都选择了深深扎根在人民之中,真正跟他笔下那些失魂落魄的人们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共同面对生命中所有的困窘、劫难以及微弱的希望:与瞎子一起走夜路,与绝症病人一起守夜,与打零工的弟兄们一起度过困厄的除夕夜……在真切的、富有力量感的现实生活中,李修文绝不扮演什么居高临下的作家,他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些底层的人们牢牢绑在一起,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与他们风雨同行、休戚与共。

李修文说,“我想要在余生里继续膜拜的两座神祇:人民和美”。在李修文的散文中,人民和美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修文在这两者身上感受到了真正的力量,找到了新的方向。比如,在雨夜的行程中,汽车遭遇故障,所有人不得不下车步行,就在这令人绝望的时刻,一场美丽的、与“人民”的相遇开始了——与一位艰难“践约”的盲艺人携手同行,让作者重新感受到信仰和精神的力量。面对生命中无数暗夜和波折,盲艺人始终告诉自己,“你就当它们全都不在,风也不在,雨也不在。”(《三过榆林》)这种化繁为简、举重若轻,让他走过无数命运的沟沟坎坎。有什么理由不赞颂这样的平凡人?在这样的人民身上,难道不是孕育着最具力量的美?盲艺人的人生、他师父的人生,以及“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令李修文满怀深情,满心悲怆。

在李修文的散文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现实主义的关怀,更看到了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热情。李修文的散文以情动人,这种真挚的抒情在当下散文写作中难能可贵。更多的时候,一些作家不是以零度的姿态描述生活,就是被泛滥的抒情所淹没,以至于显得矫情、虚伪。李修文的散文之所以感人,在他的笔下,“人民”、“美”,这些看起来很大的词汇,之所以并不显得空洞和轻飘,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为文、为人所秉持的真诚与诚恳的态度,也正因如此,我们能感到,李修文的笔沉重、踏实,同时时刻紧张而节制。他始终将自我放在“人民”之后的写作立场,最终赋予他的散文一种字字珠玑、字字血泪的分量感。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艳羡李修文的经历,那些颠沛流离中的偶然相遇渐渐氤氲成他写作的素材和底子,让他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自己;作为一个平凡人,我感慨于李修文的勇气,更感动于他的真挚和纯粹。在今天,重谈写作的道德感是否显得过于守旧、迂腐?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下,是不是还存在一种相对确切的“真”与“美”?当大多作家前赴后继地钻进题材猎奇、技巧创新的漩涡中时,李修文却抽身而出,他用自己的写作和坚决的蜕变做出了回答,他用十余年的行走回归到最质朴也最动人的生活,回到了他反复赞颂的“人民”当中。李修文笃定的创作观与从容的笔墨让我们重新相信,一流的写作到最后拼的绝不仅仅是技法。如果确如福楼拜所言,“才能就是持久的耐性”,那么,在这“才能”之上,我想,灵魂的深度、内心的豁达,抑或是人格本身,则显示了一个作家最后的精神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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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在我的人间

文 | 李修文

有一年,我和诗人叶舟结伴,去看一座北魏石窟,其时,蒙蒙春雨浇洒着窟外的麦田,窟内的大佛却像真理一般高耸无言,巨大的雾气使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混沌不清,但是,一阵丧乐和接连的哭声却清晰地穿透雾气,来到了我的耳边——好像是一场神的教诲,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耳边不是他物,正是我的山河人间,如此山河人间。曾被杜甫目睹,曾被李白踏破,它当然也值得我为之号啕俯首,那些春雨、麦田和雾气,那些大佛、丧乐和哭声,就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我决心以后不再写别的,就写埋藏在其中的美与劳苦。

行旅不止,一个更广大和泥沙俱下的人间在我身前依次展开,踏足山东山西,身逢离乱残疾,某种巨大的眷恋足以使我再三确认自己的命运,然而,一个问题出现了,我是要为我看见的“真实”而写作吗?在陕西潼关,当一个被生活吓坏了的人带领着我,再三向我指认他遭遇鬼魂的所在,并且沉醉在长久的甜蜜中无法自拔之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是一个新闻记者,我不应当只是记录他,相反,我甚至要像他一样疯癫,像他一样去相信,鬼魂是存在的,因此,甜蜜也是存在的——也许我可以这么武断地说:如果我的写作有一个归宿,那么,这个归宿不应当是所谓的“真实”,而应当是疯癫和甜蜜构成的美。

所以,我怀疑,前人们既定的某种真实之感,极有可能对真正的真实造成了混淆,今日里最大的真实,恰恰可能是某种不真实:就像战胜了许多围棋高手的阿尔法狗,它的内心如何描述?我们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尺度上去触及它处境与内心的真实?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像一个故事,当人们越来越需要故事化的暗示进行生活时,也许可以这么说:是幻觉和故事才构成了真正的现实,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一个杀猪卖肉之徒,照样对福布斯富豪如数家珍,并且愿意像他们那样进行故事化的创业,幻觉已经笼罩了他,然而,他就是今日人民中的一员,如果我是诚实的,我就应当诚实地写下这些变化中的人民,这里同样埋藏着迥异于其他时代的美与劳苦。

是的,我还是说到了“人民”两个字,我喜欢这两个字,它让我觉得光明而堂堂正正,于我而言,人民不是别人,正是穷途末路上遇见的那些沦落人,正是他们,才为我别造了一座崭新的人间,在此处,我所获取的安慰,等同于写作之初博尔赫斯、里尔克给我的安慰;在此处,我愿意做一个人,而不是做一个文人。于是,上天自有安排,在“人民”浮现之后,我触碰到了一个终生愿意去触碰的词汇:情义。

在我的人间,那种独属于中国人的“情义”,似乎难以被任何一种现代性修辞所解释,对于许多怀抱大师情结的人来说,解释它甚至是羞耻的,是啊,它既不能证明纽约郊外的中产阶级失落,又不能证明《小城畸人》式的工业社会之畸零情形,可是,于我而言,这却是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工厂里的务工青年仍然在桃园三结义,来自湖北的秦香莲依然行走在上京告状的路上,受了冤屈的小镇公务员终日思虑自己究竟要不要化作夜奔的林冲,如此等等。依我看来,其实是中国人最初的模样依然在我们身边流淌行进,我得紧盯它们、认领它们,如此,我才能获得安定,并且可以告诉自己:我已经回到了独属于中国的、某种确切的源头和怀抱之中。

也许,我夸大和矫饰了我所安营扎寨的地方,所以,诚恳是多么重要啊,在我的人间,我决心变得简朴起来,像杜甫和《古诗十九首》一样简朴:字就是字,词就是词,相信遭际,接受命运。朱熹有云,作文一途,无非“充实”二字,所谓“充”,就是继续在山河人烟里打转,所谓“实”,就是以一己之躯,去寻见、去校正那些命中注定的词汇,惟其如此,我的人间才能让我继续写作,继续实践我一再告诫过自己的话——面对写作,不要想得太多,我要写的无非只有一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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