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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伦特遇到海德格尔

2012-09-28 15:19 来源:法治周末 阅读

  当阿伦特遇到海德格尔

  汉娜·阿伦特(1906年-1975年),是原籍德国的政治理论家,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西方思想界。她常被称为哲学家,但她本人应该被视为政治理论家。

  马丁·海德格尔(1889年-1976年),德国哲学家,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人,诗意地栖居”——马丁·海德格尔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

  思郁

  二十世纪的两位哲学家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之间的恋情,在思想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引起大众的注意还是不久之前的事情。1995年,埃尔贝塔·埃廷格关于两人的研究《汉娜·阿伦特和马丁·海德格尔》出版旋即引起了轰动。

  埃廷格在创作这本传记时,她得到了阅读两人来往信件的许可,这些都是无法取得的珍贵资料。但是在发表这一爱情故事时,做了许多主观臆测,把两人关系处理成丑闻——一位富有心机的已婚老师引诱自己少不谙事的女学生,又残酷无情地抛弃了她,让她陷入四处流亡的困境;等到阿伦特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声誉,又重新联系和利用他们的关系,让阿伦特帮助传播和扩大他的思想。这种颇为不靠谱的简化做法引起许多追随者的抗议,也引起了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文稿管理人的不满,为了还事实以真相,干脆公开发表那些来往的信件。

  这个决定无疑是明智的,无论是对两位哲学家的思想还是生平传记的研究都大有裨益,自此关于两人早年交往、恋爱、分别、战后的重聚等事件一一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澄清和还原。而这本由德国学者,研究阿伦特的专家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撰写的《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在这些翔实资料的基础上,融合了自己深刻的分析和洞见,极力撇开八卦的浮云,作出了相对公允和深思熟虑的评价,不失为一本研究两人爱情和思想交锋的好传记。

  从相恋到分道扬镳

  当阿伦特第一次见到海德格尔,她是18岁,年轻漂亮且求知欲旺盛的女大学生;而海德格尔是位35岁内敛沉静的哲学教授。1924年,阿伦特来到马堡这个小城市,只是因为听说这里有一位年轻教授,能唤起思想的能力。她选了海德格尔的课,完全被这位“思想王国里的神秘国王”的魅力俘获了。随后的两年中,他们之间来往信件不断。但很显然恋爱无法对等,海德格尔的哲学抱负远高于爱情追求,对他而言,女人只是他思想的倾听者、孤独时的伴侣和性的兴奋剂。尤其这段时间内,他全心投入到撰写《存在与时间》的工作中,冷落那个陷入爱情无所无惧的女学生。

  为逃离这种一个人的爱情,阿伦特在1926年课程结束时,离开了马堡大学,去了海德堡,师从另外一位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攻读博士学位。1927 年,《存在与时间》的出版引起了轰动,成为了二十世纪哲学史上重大事件,海德格尔也奠定了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海德格尔多次向阿伦特吐露,在从事这本书的写作中,她的爱是多么频繁地在他的心头掠过。但阿伦特反对在他的写作中扮演什么角色,她也尽力把感情上的伤害转化成写博士论文的动力。1928年,她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在这篇名为《奥古斯丁爱的概念——一种哲学的阐释的尝试》的附言部分中,写道:“我想对我的老师雅斯贝尔斯教授先生、海德格尔教授先生表达感谢。”此时,阿伦特22岁。

  纳粹上台后,1933年4月21日,海德格尔当选弗赖堡大学的校长,5月3日,他加入了纳粹党。虽然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又辞去了弗赖堡大学校长的职位,退守到他的哲学之思的世界里,但在他的学生卡尔·洛维特的记忆里,1936年在罗马见到他的时候,海德格尔还是带着纳粹党的党徽,在罗马街道上招摇过市,洛维特甚至没有从老师的口中听到要与纳粹保持距离的一个字。而此刻身为犹太人的阿伦特已经踏上了流亡之路,先辗转到巴黎,后在巴黎沦陷时从集中营逃脱,并于1941年5月和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到达纽约,两人从此天各一方。不仅是在感情上的疏离,在学术路径上,两人也已分道扬镳,这种差别就是哲学与政治的差异。

  1964年,阿伦特接受德国一个电台节目的采访,当主持人提到她的身份是“哲学家”时,她突然打断了谈话提出自己的异议。她不承认自己是哲学家,“我确实不属于哲学家的圈子。我的专业领域,如果必须得澄清的话,是政治理论”。这个时候的阿伦特心中所想到的恐怕就是他的老师海德格尔吧,她已经明白了哲学和政治领域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紧张,正如她所说,她希望“用不曾被哲学蒙蔽的眼睛”去打量政治。在她看来,知识分子一般难以清晰地思考政治,因为他们在万物中都看到了抽象的理念,看不到具体的事物。她对采访者说,1930年代的德国知识分子,“虚构了关于希特勒的理念,这在部分意义上是可怕的、值得深思的事情”。在她随后提到思想家难免会“陷入自己的理念”时,心中所想到的思想家应该是她曾经的老师和恋人海德格尔。   各自重构精神现实

  从世界各地流亡到美国的知识分子都会面对这种选择;要么是放弃原来的精神立场重新开始;要么就是保留旧有的思想,做一个彻底的精神流亡者;要么就是尝试把新经验与老传统结合起来。阿伦特选择了第三种,她学习英语,四处找工作,结交新的朋友,很快在纽约站稳了脚跟,建立了新的朋友圈子,在她的朋友圈子里“一个是美国朋友圈子,一个是欧洲朋友圈子。她需要欧洲朋友,因为她在欧洲的文化和语言中思考。她也需要美国朋友,为认识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们,为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他们观察世界的视角,两个朋友圈子在观念上的冲击以及从中激发出来的思想活力,在美国思想和欧洲思想之间穿梭的紧张感成为阿伦特后续几十年的思想资源,她的知识分子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笔思想财富”。

  二战后的海德格尔经历了长时间的审判。他极力为自己战时的行为辩护,强调对大学与政治保持一致是想通过改革大学精神来扭转大学被纳粹政治的同化;他说自己初衷是好的,等发现这一切不过是幻想时,就退回了精神领域。与此同时,被他抛弃的老朋友雅斯贝尔斯也为他进行辩护,他说海德格尔“他的思想姿态,有时候好像是混合着魔术师玄虚气息的虔诚的虚无主义。在他的语言的潜流中,他时而会以一种隐然而又了不起的方式触碰到哲学的要害”。此时还有一方的声音,在战胜国法国的知识分子圈中,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崛起,俨然把海德格尔尊崇为存在主义哲学的源流和宗师,甚至在战争刚结束不久,就邀请海德格尔去法国演讲,并与萨特见面。这无疑对海德格尔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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