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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想象力源自何处?从小在大自然里胡思乱想

2012-10-15 10:01 来源:北京晚报 阅读

莫言

  口述: 莫言

  采访: 刘慧

  这篇专访成文于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前夕,并得到了莫言的书面确认。这次的访问莫言道出了以往从不曾披露的真实经历和真切体会。

  读书少所以想象力发达

  我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因为我读书比较少,所以我的想象力发达。如果我读上三十年的书成了硕士、博士,可能想象力要大打折扣。这个听起来是在调侃,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小学五年级辍学,七八岁的孩子到田野里放牧牛羊,天天和牛羊在一起,很早就跟大自然打成一片,经常一个人独处,当时的胡思乱想现在看起来就是一种想象力的培养、开掘。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超现实的一些想象,比如,突然看到一棵玉米,就感觉到这个玉米是能够跟人进行情感交流的,仿佛它可以说话,或者能听懂我的话语。有时候遇到一只小鸟,就在想这个附近肯定会有一窝,一找果然就能找到,有时候就是感觉特别准。

  那时候自己独处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孤独,就是属于一个人的时间多,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很害怕、很恐惧,感觉到很无聊,有时候也非常想跟人说话,想跟大人接触,想到人多的地方去,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孤独”这个名词,现在回头一想,确实是一种儿童的孤独感。儿童实际上就喜欢热闹,喜欢大人对他呵护,由于我们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条件,实际上很多孩子跟我一样都变得很孤独、很孤僻。

  小的时候我说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从小我特别喜欢说话。看到一点新奇的事物我就特别想传达给别人,比如,我突然看到这个地方有一只从来没见过的蚂蚱,颜色特别艳丽,个头特别大,那我就想让所有的人知道我看到了这样一只奇特的蚂蚱。有时候突然看到很远的地方冒出了黑烟,那我恨不得让全村的人都出来跟我一同分享看到的这个现象。再稍微大一点,去集市上听说书的,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听那些老人讲过去的故事,听了以后你就想对别人诉说,包括晚上母亲跟姐姐在油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我就对她们说,讲集上听到的说书人讲了什么,刚开始我母亲还很反感,后来渐渐地我发现她们听入神了,就让我一直讲,所以以后每到逢集的时候,母亲原来不允许我到集上去玩、去听书,后来也允许了,当然也因为不需要花钱,小孩嘛。后来发现别人总在夸奖,这个小孩记忆力真好,你看听一遍他能够叽里呱啦的基本大概不错地复述出来,小孩实际上就是喜欢被夸奖的,夸耀之后就是很得意的。再后来就是能够绘声绘色,有所发展、有所演绎,我想这是不是就是一种讲故事的才能,那时候已经冒出来点苗头了。

  把自己当罪人来写作

  最新的小说《蛙》是一部开始执行自我批判的作品,我提出了一个文学实践的理念就是“把自己当罪人写”,为什么呢?追根溯源,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的时候,当时就听很多的课,头脑中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变化以后就对我们过去的一些描写什么战争、历史的文学作品不满意,因为那里面的好人和坏人的界限非常清楚,好人几乎完美无缺,坏人几乎一无是处。我觉得这不符合生活的真相,如果真正要追求现实主义风格的话,应该是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坏人和好人都当做人来写。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彻头彻尾的坏人,也没有完美无缺的好人,人都有弱点,也都有优点。即便是一个恶魔,他也偶尔会有一丝善念,而这一丝善念恰好就是人性当中最令人感动的光芒。所以我当时就提出来,应该把坏人当好人写,把好人当坏人写,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文学观念的转变,才有了我后来一系列的作品。

  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把眼睛向外看,拿着放大镜在寻找他人身上的弱点,在寻找社会的阴暗面,当然这样写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我想如果一个人缺少一种解剖自我的勇气,缺少一种反省自我的能力,那么这个作家我觉得是不够的。我们天天说学习鲁迅,我们看到鲁迅的那种对外批评的犀利,那种尖刻,那种无所畏惧,但是我们往往对鲁迅的自我解剖的这种精神不太注意,鲁迅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人,就是他在批判社会的时候,同时能够批判自然。后来很多作家也有这种能力,像巴金先生,到了他的晚年也提出了这种自我的批评,自我的反省。他人是罪人,我也有罪。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必须把我们这些前辈们身上这种宝贵的素质继承下来。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口号、一个观念,就是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这样我想这个写作会进一步地深化,也可以让自己的写作重现一种新的面貌。

  具体到“罪人”这两个字,我是

  回头咀嚼一下《红高粱》

  现在看《红高粱》,第一个就是当时真敢写。现在带着一种技术的眼光来看,你会发现当时的那种道具,用词的大胆、野蛮,那种勇气是今天不具备的。我现在写得很规范,很符合语法,没有了当初对语言的挑战,也没想过创新,当时就感觉到只有这样写才过瘾,才能够表达我心中这种强烈的情绪。尽管我现在可以从《红高粱》里面读出很多弱点、毛病,但是让我再写《红高粱》,我写不出来了,再写也不是那样了,肯定是另外一个“红高粱”。

  当时对这种军事文学的创作,和我上军艺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这个小说最初的写作动机也是因为参加了总政治部在西直门招待所开的一个军事文学创作座谈会,会上很多老作家、部队文艺界的领导提出来说,前苏联卫国战争打了四年,出现了五代写卫国战争的作家和卫国战争的文学,我们中国有这么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二十八年的战争历史,解放以后有这样那样的边境战争,为什么我们写不出自己的伟大的军事文学作品?然后他们就感慨,像一些老同志有战争经验、有这种生活,但因为“文革”把他们耽搁了,而现在的这些年轻人有精力,有创新的能力,有创新的精神,但是没有战争生活和体验。我当时就说,我们没有直接体验可以间接体验嘛,可以读你们的书、看图片,可以运用移情作用,比如我没有上战场杀过人,但是我杀过鸡,就可以把杀鸡的感觉移植到战争中去,我的这个说法让军队的好多老作家不以为然。

  回来以后在上课的间隙里,我就跑到寝室坐在那个地方,披着大衣开始写,一个星期就出稿了。因为身在军艺所以写这部作品,当然它更深层就是说,军艺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使我对过去书写的革命战争很不满意,过去的革命战争文学,往往就是把英雄写得太高大、太完美,把敌人写得太委琐,不但是内心肮脏,外貌也是极其丑陋,这是不真实的。因为我回老家去采访,无意中听老人聊天,他们讲到国军、八路的时候,说国军衣服都是美式的,很漂亮,而八路,土八路,国军的外貌比八路、比解放军都要漂亮,这才是真实的。装备也好、服装也好、吃得也好,因为当时政权、政府在他们手里。我们这代人应该正视历史,真正的战争文学在我们这一代手里要实现这种转变,所以《红高粱》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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