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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林侠: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关键词解读

2012-09-28 11:5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陈林侠 阅读

  1、“老上海”

  张爱玲在大陆被重新发现并流行开来,是与九十年代上海谋求新世纪腾飞分不开的;进言之,张爱玲在海外深受华人学者(尤以夏志清、李欧梵等港台籍学者)追捧,仍然是与“老上海”的遗风流俗密切相关,而在大陆流行,则是因为新世纪新上海对上世纪的缅怀。由于其人其作集中在上海,上海题材乃至“海派”风格就成了最关键之处,然而随着接受语境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形成了一个难以突破的地域悖论。

  在流行的大众文化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作为一块西方殖民“飞地”,成为各种西方文化的汇聚之处,不仅在当时国内没有其他任何城市可以并驾齐驱,就是在整个亚洲国家与地区也是首屈一指。之所以说是“飞地”,就在于无论畸形繁荣的城市形象,西方异域的文化特征,还是因其租借的政治主权,都与中国主体部分存在着天壤之别。张爱玲身处这一特殊的老上海,虽然作品中曾出现其他城市与区域,如香港、东南亚地区,但始终存在着一个优越的上海视角,而这也导致其笔下的老上海呈现出较为单调的形象。

  历史曾经有过的优越感,基于当时上海的物质、文化、政治的特殊性、超前性而具有某种合理成分和真切感;更由于“老上海”无与伦比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如从“老上海”向海外流散出多地的人脉关系、群体组织、资本力量),使之在衰落之后,推进了张爱玲小说跨地域的广泛传播,如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北美以及其他众多的海外华人社区,都涌动着所谓的“张热”。 “老上海”,不仅影响到张爱玲的人生理想与价值取向,而且深刻制约了电影改编。我们注意到,张爱玲小说改编有如下特征:1)改编者无一例外地是港台籍导演,如许鞍华之于《半生缘》、《倾城之恋》,关锦鹏之于《红玫瑰白玫瑰》,李安之于《色戒》。大陆的电影导演竟然无人涉足张爱玲的小说改编,在九十年代大陆出版业不断重印再版张爱玲作品极其热闹的对比下,更显出这个奇特的现象。大陆电影(尤其是上海电影)对张爱玲的小说基本无动于衷,但并不能说明他们忽视“老上海”,相反,如《紫蝴蝶》、《上海伦巴》、《茉莉花》、《理发师》等等均属“老上海”的范畴。虽就故事而言注重原创性,然而影像语言基本遵守着表达惯例。这在一定程度上舍弃了共享的文化资源,无论从传播范围还是影响力上看,都存在着明显缺陷。2)用影像改编张爱玲那些凸显殖民文化的旧作,无论是许鞍华在《半生缘》、关锦鹏在《红玫瑰白玫瑰》中的拟实,还是李安的《色戒》因由短篇小说而随意渲染,都将“老上海”这一城市空间置放在极其重要的前台。作为一个意指先进的西方文化的记忆,“老上海”影像已然符号化(如外滩、旗袍、舞厅、西式建筑),其经验已然刻板(仅集中在物质发达的殖民文化,左翼革命传统、工运记忆、吴越的文化传统等等大多都已省略),且已形成了权威的话语。3)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从艺术角度来说往往难以令人满意,但由于在文化层面上引带出沪港关系的重新审视,而为许多研究者津津乐道,成了大众厌弃却活跃在少数精英学者之中的典型。即是说,电影并非是艺术文本,更多是作为文化文本而存在。李欧梵等海外华人学者用文化理论对改编并不成功的电影作品的阐释与生发,将之提升成了一个个绕不过去的沪港故事的经典。在他们的叙述中,老上海俨然成了一个不可能企及的“神话”,被广泛地普及开来。电影改编的诸多缺陷却意想不到地获得了理论有效的弥补,两者(创作与理论)合起来,建构起“老上海”神话的话语体系。事实上,和港台籍导演一样,存在海外背景同时又与“老上海”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李欧梵们,叙述老上海的目的,并不在于寻找现时上海的文化传统,而是强化新旧上海的差异性及其与文化传统的断层。质言之,他们是为香港确立现时的文化合法性与权威性。对于电影改编来说,“老上海”的优越感及其影像表达的优越感,转移到了香港乃至海外,已经成为一道难以触动的红线。新世纪新上海怎样处理这种特殊情感,老上海形象怎样被丰富多元化,怎样续接革命传统继而拥有社会主义性质,这是重写张爱玲小说的当下要求,但也构成了改编的一大难题。
  
  2、女性形象
 
  张爱玲书写的女性主义立场早已成为共识,不仅是因为绝大多的主人公都是年轻貌美的女性,也不仅是对女性心理的精确把握,更重要的是,她出于对男人的彻底绝望,始终站在女性的角度不断为女性的现实人生四处打探、尝试,她既不“宏大”(如前所说她非常注意规避政治、革命),也不“抽象”(不愿意介入高深的理论),而是将目光集中在了女性庸常无奇的日常生活,并试图为女性的现实人生提供某种个人化的价值取向。由此,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完全不同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可以肯定,张爱玲奉献出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等等系列女性形象,受益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众多小说显示,张爱玲对精神分析理论十分熟稔。如表现恋父情结的《心经》,性压抑的《金锁记》,病态人格的《茉莉香片》,潜意识的《封锁》,而且,叙述者对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下意识行动有着无比灵敏而精当准确的捕捉。可以说,在分析评述人物心理的字里行间,处处飘荡着弗洛伊德的影子。但是,这种对人物潜意识的探讨、女性人生的价值尝试,恰恰构成了电影改编的另一个大难点,质言之,小说与电影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属于迥异的两种范畴。

  从这个角度说,对女性形象的理解、认知与把握,就成了改编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如电影《半生缘》清晰地呈现顾曼桢追求独立的现代意识,成为少数被称许的亮色;而电影《色戒》渲染王佳芝回归庸常的情感,电影《倾城之恋》回避白流苏为自身利益的竞争及其内心复杂的精明算计,而电影《红玫瑰白玫瑰》对“红玫瑰”娇蕊、“白玫瑰”孟烟鹂过于拘谨的表达,都难以真正地将张爱玲赖以成功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女性特有的心理和盘托出。张爱玲以精神分析理论,将女性形象引领出了一种廉价、庸常、被同情的人道主义地带,而是呈现出一种古典/现代、道德/欲望、情感/物质、生存危机/物质享受等等无比混杂的状态。张爱玲对女性意识、内在空间的深入,解构了传统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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