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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李以亮译 | 米沃什访谈:作为一个诗人我深感不安(2)

2022-09-28 15:46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李以亮 译 阅读

《巴黎评论》:比如?

米沃什:好吧,我不希望听起来过于理论化,但是,我反对现代诗歌里完全朝向主观化的某些倾向。在亚洲诗歌里,有某种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平衡,这在西方诗歌里很少实现。我所从属的一个诗学传统,历史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的诗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某些重大事件、历史悲剧的转换。中欧的传统是,个体很弱小,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而西方非常强调个人。在我停止处理二十世纪的大悲剧后,我想找到一种平衡。我并不想写纯粹个人化的感知,这在今天许多的诗歌,是非常典型的,它们都是通过一个非常个人的角度来看世界,因此经常难以理解。我意识到,个人的弱点在诗歌里没有什么好处,而过度的个人主义也是很危险的。

《巴黎评论》:然而,在《不可企及的地球》里,你表达了对惠特曼这样一个强大的自我主义者的赞赏,收入了对他的许多诗作的翻译。你如何看待他对自我的表现?

米沃什:惠特曼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因为他创造了一个人格面具,那个人格面具在说话。然而,在惠特曼和他在诗歌中模仿的复杂人格面具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后者大不同于诗人,他天真地相信,他在特定时刻感知的一切都能吸引读者。当然,惠特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诗人,混合了“好的”和“坏的”,正如我的堂兄奥斯卡·米沃什曾经说过,这是一切伟大诗歌的药方。当我们今天阅读大量的惠特曼诗歌时,我们会跳过许多天真的作品,特别是那些长长的列表。对我来说,惠特曼是这样一个诗人,从他那里,你可以“切出”很多优秀的短诗——他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诗人。

《巴黎评论》:对于惠特曼传统的现代继承人艾伦·金斯堡,你也很赞赏。

米沃什:我的诗《致艾伦·金斯堡》是很微妙的。在他的一个诗歌朗诵会后,他走到我面前,说:“我猜,你也许并不像你所展现的自己那样一本正经。”我对金斯堡的态度是矛盾的。他的《卡迪什》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非常可怕的作品,但是,非常大胆。作品叙说一个母亲的精神错乱,描述其不同的阶段……这令人难以置信。我一直公开抨击那种个人化的轻率。我感到震惊,又有点嫉妒金斯堡的大胆,这就是我在诗中想表达的东西。

《巴黎评论》:我注意到在《不可企及的地球》里,你收录了惠特曼的诗《火花从砂轮上四处飞溅》。惠特曼在那首诗中使用了一个绝妙的词,“被忽视的(unminded)”,暗示一种未被注意又超然于一个人的注意的状态。这也是你在自己的诗歌里所做的。

米沃什:是的。一种反讽。让我们称之为浪漫的反讽吧。一个人常常同时一方面参与,而一方面又在观察:当一个人从楼梯上跌下来时,同时会感到这个样子很是好笑。我感到,当一首诗过于一般和普遍化时,它就会滑向某种感伤的自白,我想再说一句——不是什么形式的设计,更应寻求的是诚实。这种反讽是整体性的,对于我的写作来说,甚至很难把它和具体的过程分离开来。

《巴黎评论》:在你的《诗的艺术?》一诗里,你说,诗歌的目的在于提醒我们,一个人要保持自我是多么困难。

米沃什:我的诗歌一直被称为复调,也就是说,我有许多说话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自己是一种乐器、一个中介。我的朋友让娜·赫什(Jeanne Hersch),曾经把我介绍给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她喜欢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如此像一件乐器”,她的意思就是说,我被多个声音拜访过。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天外来客式的东西,只与我内心的东西有关。在这一点上,我是孤独的吗?我不这么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弗里德里希·尼采一道,是第一个认识到现代文明危机的作家。我们每个人都被互相矛盾的声音、互相矛盾的身体冲动拜访过。关于维持自我的困难,关于这样一些客人进来、让我们成为它们的乐器,我写过一些作品。但是我们有必要,期望能受到良好精神而不是邪恶精神的鼓舞。

《巴黎评论》:你自视为一个中介,却是一个可疑的中介。这样说,你的意思是什么?你是何物的中介?

米沃什:回想起来,我认为我写下的一切,都是被口授于我的东西,我只是一个工具。我不知道我是何物的一个中介。我宁愿相信我是神的一个工具,但这样说,是狂妄自大的。所以,不管它是什么,我宁愿称它为“我的守护神”。我写了一首新诗,描述这种关系:

我的守护神,请稍事休息,
我即将结账,而我还有太多话说。
你有节奏的低语吓着我了。
比如今天,我阅读,关于我再次看见的
某个老妇——让我们称她为“普里西拉”,
虽然我惊讶我还可以给她一个名字
而人们不会在意。就是那个普里西拉,
她的牙龈状况不佳,一个老巫婆,
我再次见到的那个人,为了赞美
为了致敬她永远的青春,我想引入一条河,
青山,雨后湿润的彩虹
以及一段谈话。“你知道”,我说,
“我永远不会知道你的头脑里是什么
而且永远猜不到。我有一个
不会被回答的问题。”而你,我的守护神,
就在此刻,干扰、打断了我们,
嫌恶我们名字和姓氏及所有的现实,
毫无疑问,你认为它们太乏味、太可笑了。

所以,这声音包含了我通过时间和距离而对往昔的提纯。它阻止我过于现实、过于平凡地写我自己的生活,我转向了另一个维度。

《巴黎评论》:诗歌是哲学的适当领域吗?

米沃什:这取决于是什么样的哲学。

《巴黎评论》:你认为什么样的哲学,适合于你的诗歌?

米沃什:有一些哲学让我想起在晚上开车的情况,有一只兔子在车灯前面跳。兔子不知道如何摆脱光束,它向前跑。我感兴趣的是那种在此情形下对兔子有用的哲学。

《巴黎评论》:那兔子的希望不是太大。当你还是一个学生时,你随身背包里带着一本关于教会的历史书,你似乎对摩尼教的异端学说特别感兴趣。

米沃什:摩尼教的观点不只是异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一个确立的宗教。从根本上说,它认识到邪恶的巨大力量,消解了古典神学关于“邪恶是善之缺乏”的解释。在这些时期里,邪恶的力量被广泛地看成人类社会的一种共同的结果,以及个别人类灵魂的组成部分。当代无神论者的观点——一个仁慈的上帝不会创造如其所是的这么一个世界——这在本质上是非常摩尼教的。虽然它不一定是我的观点,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有效的论点。我很担心在我的诗歌里邪恶的存在。西蒙娜·薇依,她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决定论者,也认识到邪恶的力量,这是我对她的思考感兴趣的主要原因。她还接着说,在人里,只存在“一粒恩典的芥末种子”。

《巴黎评论》:在你题为《歌》的一首诗里写道,女人渴望“没有生锈的种子”。你和薇依,似乎都是意指《马可福音》中的芥末种子。

米沃什:是的。一粒芥末种子,的确是恩典和善良、神的王国——与世界相比很小,这是薇依的信念。那时吸引我的另一个作家列夫·舍斯托夫,他认为整个世界是由必然法则(laws of necessity)统治着。他反对斯多葛哲学。一个斯多葛主义者,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会说,默默忍耐吧。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逆来顺受呢?舍斯托夫的观点是,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反抗,大声叫“不”!他非常有力的书《雅典和耶路撒冷》所描述的约伯,与希腊斯多葛哲学不同,舍斯托夫的约伯,大声叫“不”。

《巴黎评论》:你认为上帝从旋风对约伯的回答是充分的吗?

米沃什:不充分。它不是充分的。

《巴黎评论》:你认为约伯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两个不同的神?

米沃什:我不知道。我想,我们已经进入了没有答案的领域。

《巴黎评论》:诺斯替教对待早期基督教精神的复杂性,是强调借由知识而拯救,而不是信仰。你对诺斯替教的兴趣,与你的诗歌如何相关?

米沃什:在基督教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这个新的宗教,在很多方面,对于受过教育的人被证明是不够的,所以诺斯替教变得普遍起来。对于受过教育的人,那时诺斯替教所做的,就像诗歌在今天所做的。但是,诗歌不应沦为单纯的唯美主义。在最重要的情况下,诗歌是对于人类在宇宙中位置的探索。自人类的堕落起,善与恶一直就是人的属性。最大的问题是:在那一刻之前,亚当和夏娃生活在哪一种状态下?“原罪”是一个巨大而极其困难的哲学问题。列夫·舍斯托夫说,而且我同意,这一问题是不同寻常的,而且几乎不可想象,那些原始的牧羊人如何能够想出一个如此神秘的神话,乃至一代又一代的人对它绞尽脑汁,直到今天仍然想不明白。

《巴黎评论》:在诗歌里你一直抓着一个问题:一个好的上帝如何允许这个世界上存在邪恶。我们能够通过理性、通过诗歌,为神辩护吗?

米沃什:舍斯托夫说,有一些问题不应该问,因为我们没有答案。西蒙娜·薇依为矛盾性辩护,通过她所称的“超然存在的杠杆”。我自己一直很矛盾,我是由矛盾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我来说,诗是比哲学更好的形式。

《巴黎评论》:西蒙娜·薇依对宗教里廉价的安慰充满怀疑。

米沃什:她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人,很少容忍人类的弱点,对她自己尤其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她是一个纯粹的苦行者。比如,她把想象力的作用视为恶魔的运作而剔除,认为那是身患致命疾病而自认会变得好起来的人的幻想。可是,怀抱对于奇迹般治愈的希望,这是非常人性的。为什么因此拒绝它呢?在所有人性的事情上,我们都应该允许存在那样的慰藉。

米沃什

《巴黎评论》:你的朋友维尔托德·贡布罗维奇曾经在他的日记里写道:“米沃什常常在经受冲突、折磨,以及以前的作家完全不了解的怀疑。”你同意他吗?

米沃什:是的,我同意。他特别提到我的那本《被禁锢的头脑》,尤其是我与本世纪的恶魔——对历史必然性的黑格尔式信念,认为历史沿着注定的路线发展——所进行的斗争。我写《被禁锢的头脑》,是为了解放自己,找到反对那种哲学的论据。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说我所进行的斗争,对于以前的作家来说是前所未知的。

《巴黎评论》:你认为什么有助于那种解放?

米沃什:我的小说《伊萨谷》,其中并没有什么政治性的东西。情节发生在大约一九二二年的立陶宛农村。它讲的是一位神父,他有一个情妇自杀了,那个教区开始闹鬼。我最近参观了那个教区,这是我离开五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到立陶宛。那个姑娘的坟墓位于当地的公墓,在我受洗的同一个教堂附近,那里发生了许多我在小说中描述的事情。但是这部小说不只是关于童年的回忆,而是一种哲学小说,关于魔鬼、关于从历史必然性与自然的残酷性中实现自我解放的渴望。

《巴黎评论》:自那以后,你就一直没有兴趣再写小说了。你跟体裁本身似乎有不和。为什么?

米沃什:小说是一种不纯的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天生的小说家,他可以牺牲一切,他不理会维护名誉的义务。他会把任何东西放进一本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里创造了一个角色,伊沃尔金将军,他是一个骗子,由他讲出的故事——说他在战争中如何失去他的腿、他如何埋葬他的腿,然后他在墓碑上刻了什么。铭文其实取自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母亲的坟墓。这里,你发现他是一个真正的小说家。我做不到这样。

《巴黎评论》:尽管小说这种样式不适合你,你却很欣赏托马斯·曼,甚至写了一首叫《魔山》的诗。

米沃什:当我还是一个学生时,我对《魔山》就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里面有一个角色,纳夫塔,他是一个耶稣会会士、一个极权主义者、一个启蒙运动的敌人。我着迷于他。我有很强的左翼极权主义倾向,我被纳夫塔对启蒙运动的怀疑吸引。虽然在今天,我可能会站在小说里纳夫塔的对手登布里尼那一边,后者代表了启蒙运动的精神。但是,我关于人类的洞察,比登布里尼更为灰暗。

《巴黎评论》:在被占领时期,你将艾略特从英语翻译成了波兰语。他的作品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

米沃什:《荒原》充满灾难的元素。当时,在被占领的华沙,它有某种力量,充满了崩溃城市的意象。这让异乎寻常的阅读,仿佛从燃烧的犹太人区发出的火光,照彻天空。它是一首深刻的讽刺诗,甚至可以说是一首辛辣的挖苦的诗。它于我的想象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但在《四个四重奏》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则是特殊而罕见的,我们看到一个人经过许多挣扎之后成功地和解,回到了他对艺术的信仰。我在伦敦遇到过艾略特,他热情接待了我。后来我在美国看到过他,并将他的更多诗歌翻译成了波兰语。

《巴黎评论》:你是否如艾略特那样,认为诗歌是对个性的逃避?

米沃什:对我来说,这一直是一个恒定的问题。文学产生于对于真实的渴望——不隐藏任何东西,不是像其他什么人那样展示自己。然而,一旦你写作什么,你就有了一定的义务,我称之为“形式律”。你不能说出一切。当然,人们的确常常说得太多,没有克制,但诗歌必然带来一定的限制。无论如何,你总有一个感觉,没有充分揭示自己。完成一本书后,它出版了,而我会觉得,好吧,下次我会更好地揭示自己。而当下一本书出来时,我又有同样的感觉。直到你的生活结束,就是这样。

《巴黎评论》:在你的诗里,有很多自白。你认为自白会引起什么吗?

米沃什:我不知道。我从未进行过精神治疗。就精神病学而言,我很是怀疑。坐在一个沙发上,说出我的梦,以及一切,而我很可能做不到,而且,它并不能通向什么地方。

《巴黎评论》:你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米沃什:我每天早晨写作,无论是一行还是更多,只在早上写。我通常把草稿写在笔记本上,然后输入电脑。我在写作时从来不喝咖啡,并且从来不会使用任何刺激物。我只适度地饮酒,但也只是在我工作之余。因为这些原因,我可能不符合神经质的现代作家的形象,但是,谁知道呢?

《巴黎评论》:你大幅修改你的诗作吗?

米沃什:没有一定之规。有时一首诗在五分钟内写成,有时则需要几个月。没有一定之规。

《巴黎评论》:你通常是用波兰语写作,然后把它翻译成英语吗?

米沃什:我只用波兰语写作,因为我认为在使用我童年的语言时,我对语言的把握是最出色的。

《巴黎评论》:你认为你的诗歌可以被很好地翻译吗?

米沃什:我通常自己翻译,然后请我的朋友来修正,最近多是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或者伦纳德·内森(Leonard Nathan)。但是,基本的节奏由我决定,因为他们不懂波兰语。我不相信我的诗歌可以被翻译。我感到非常荣幸可以与美国的爱好者交流,他们中间一半的人通常是有抱负的诗人。作为一个诗人,他们对我很欣赏。对波兰人来说,更重要的,我是一个著名人物。

《巴黎评论》:你称自己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诗人。你不想拥有受众吗?

米沃什:我为一个理想的人而写作,我想象那是一个变异的自我。对于是否容易理解,我不关心。我会判断,我的诗有什么是必要的、有什么是适当的。我跟随我的节奏与秩序的需要,而且,我反对混乱和虚无,为了将多方面的现实尽可能转化为一种形式。

《巴黎评论》:在你的近作《蜘蛛》一诗里,在隐喻的意义上,你将诗歌界定为“建造小小的船只/……适于穿越时间的边界”。你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吗?

米沃什:我更喜欢使用“蜕皮”的隐喻,它意味着放弃旧的形式和假定。我感觉,这是写作令人激动的地方。我的诗歌总是在寻找一个更宽阔的形式。我一直与那些仅仅专注于审美目标的诗歌理论发生抵触。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感到高兴,我的一些旧作,它们独立于我很好地存在,不受到我以及创造它们这一行为的限制。

《巴黎评论》:那么,为什么在一个诗人或者画家被高度欣赏和器重时,你经常表达你的疑虑?

米沃什:问题在于公众通常想要的是一幅完善的艺术家的画像,排除了所有的矛盾,超过了生命许可的不朽。这样一幅肖像与主体之间的差距,可能会令人沮丧。如果诗人的声望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那么他的形象很可能不会被扭曲。圈子越大,扭曲的风险就越大。

《巴黎评论》:对于你的形象,怎样的扭曲是最令你烦恼的?

米沃什:将我当作一个道德家的形象。当我的诗在波兰被禁止,而我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对于许多人来说,我成为了对抗出版审查的象征,因此成为了一个道德人物。我不知道,我是否依然是这样一副形象,它可能已经变得有点劣质了。让我给你看一样东西(米沃什摸索口袋,翻出一个纪念章),这是波兰的一个纪念章的复制品。它上面有四个符号: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的徽章、波兰大主教的法冠、电工的工具——代表瓦文萨,以及一本书,代表我。

《巴黎评论》:你的同伴很不错啊。

米沃什:还不坏吧,对于一个二十世纪的诗人来说,尤其是考虑到所有那些关于诗歌在人类社会中位置的悲叹。但是,我很怀疑这一点。我不希望自己被当成波兰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道德运动的一个部分。对于“如何过一种道德的生活”这一问题,艺术不是一个充分的替代品。我害怕披上一件对我来说,过大的披风。

《巴黎评论》:你认为一个诗人最好是在一种默默无闻的状态里工作吗?

米沃什:我一直都在一种几近默默无闻的状态下工作了许多年。我在伯克利的岁月实际上几乎没有听众,而在美国,我只可以依赖少数几个人的判断。我在巴黎和波兰有几个朋友,所以通信为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收到几个朋友的来信是我唯一坚持下去的力量。我以波兰语出版我的诗集。这些书必须被偷运回波兰,所以我并不知道波兰读者的反应。

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的价值,但是在伯克利,我几乎所有的同事都不知道我,当然,除了斯拉夫语言系的教授。我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院系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教授。只是在我开始教授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才在学生中间出名。有一个故事可以简要说明那些岁月。在斯坦福大学,我出席一个文学界的聚会晚宴,和耶日·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一起,当然,他很有名。有一个女人是科辛斯基的热心读者,她在餐桌上与我相邻而坐。也许觉得有必要表示一下礼貌,她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写诗。她厉声回答说:每个人都写诗。我不是特别介意,但仍然感觉受到了伤害。它代表了我那些年的状况,怀抱雄心的痛苦。

《巴黎评论》:你是怎么获得一个相对较大的受众面的?

米沃什:很久以前有一个时期,我因为写作一些取悦于人的东西,尝到过“知名”的滋味,但是,这个时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当你写作政治诗时,就像我在战争期间所做的那样,你总会得到一些追随者。今天,对于“知名”,我感到吃惊和不安,因为我想知道那些反响是真实的,而不仅仅因为我是诺贝尔奖得主。另一方面,我不认为诺贝尔奖已经影响到我,或者影响到了我的创作。

《巴黎评论》:你怎么看待华莱士·史蒂文斯关于现代诗的一个观念,他认为“心智之诗的写作在于找到自足的对象”。

米沃什:今天,文学和诗歌处在科学思维方式、实证思维方式的巨大压力之下。史蒂文斯的头脑具有穿透力和剖析性,我认为它用于诗歌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以史蒂文斯的一首诗《两只梨的研究》为例,我们会发现,它似乎试图向火星人、向一个来自另一星球的生物,描述梨子。这就是解剖。我觉得,这个世界的事物应该被沉思,而不是被解剖——在荷兰静物画里,可以发现那种对于客体的超然的态度。叔本华认为,这些是艺术的最高形式。那种沉思,也存在于日本的俳句。松尾芭蕉说过,写松树,你必须向松树学习。这是一个与解剖世界完全不同的态度。我觉得,叔本华真是艺术家、诗人的哲学家。

《巴黎评论》:为什么?

米沃什:因为他强调距离的必要。在宇宙的运转里,我们处于激情的地狱之火的循环中——奋斗和挣扎。叔本华受到印度宗教著作的影响。对他来说,解放意味着站在生与死的永恒之轮之外。艺术也应该站那运转的轮子之外,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激情、欲望,以某种超然的态度,接近客体的对象。生命的激情,可以通过超然的沉思而被消除,它是一个很好的关于艺术的定义:“超然的沉思”。这就是为什么叔本华认为艺术的典型是静物画、荷兰静物画。

《巴黎评论》:在两首诗里,《致雷杰·饶》是对一次谈话的回应,而最近的诗《卡普里》,你提到等待“真正的存在”,以肉体形式存在的神圣之神秘。这是否表明,诗歌是一种神圣的行为,通过诗歌我们可以唤起存在?

米沃什:是的,就我自己而言,我相信,我们所知的世界,是一个更深的现实的表皮,那个现实存在于那里。它不能被简化为纯粹的词语,这是我与本世纪一些作家的基本分歧。这是有区别的,一者是关注语言、关注他的内心生活的人,一者是猎人——如我本人——因为现实不能被捕获而痛苦。

《巴黎评论》:拉金的诗《晨歌》,你感觉如何?在诗中,他认为宗教是一种诡计,并且称之为“巨大的、虫蛀的、动听的锦缎/创想出来,只是为了假装我们永远不会死去”。

米沃什:我知道拉金的《晨歌》,对我来说,这是一首可恶的诗。我不喜欢拉金。他是一个出色的工匠,的确很好。作为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人,我把他排在很高的位置,因为他准确地示范了我的理想——以清晰的意义,写作清晰的诗歌,而不只是依靠主观的印象。但是我不喜欢他的诗,我认为过于病态,喜欢不起来。

《巴黎评论》:怎么病态?

米沃什:在当下的、绝望的宇宙观,或世界观方面,表现得过于病态。在我看来,在他的诗歌里没有启示。甚至他的书信也使他的朋友沮丧,因为它们充满了仇恨,尤其是对于黑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等等,持有种族主义的仇恨。他是一个非常沮丧和不快乐的人、绝望的人。他摆出一副渴望虚无的姿态,与生活作对——而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东西。我担心,我们可能已经完全丧失了将道德标准应用于艺术的习惯。因为,当有人告诉我说拉金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并且认为放弃全部人的价值足以写出伟大的诗歌,我是深表怀疑的。也许那是我的教养和本能在说话。我的座右铭是小林一茶的俳句——“我们走在地狱的屋顶/凝望着花朵”。落入反讽、挖苦,这有点廉价。空虚和残忍,这是拉金世界观的底色,它们应该被作为一个基础而接受,在此基础上你的作品应该朝向某种光明的东西。

《巴黎评论》:好吧,语言如何准确地捕捉世界?

米沃什:语言不能捕捉一切,语言也不只是任意的。某些词语,比在纯粹的习惯用法里,有着更深的含义。所以,我拒绝称语言是任意的。但是我也不会将语言缩减为“写作”(écriture)或者写作的工具和写作的内容。

《巴黎评论》:在你的《省份》一书里,有一首散文诗,《一个哲学家的家》,你将“一名摄影记者的强烈热情”归之于神。这是否描述了你的理想——“作为见证者的神”?而它是不是一个诗人可以努力去做些什么的理想?

米沃什:是的。虽然我还应该说,诗人就像一只置身于一块大奶酪里的老鼠,兴奋于有太多奶酪可吃。正如我提到的,惠特曼是一个对我产生了强烈影响的诗人。惠特曼想拥抱一切,把一切都放进他的诗歌,我们可以原谅他无限的词语之流,因为他竭力想要拥抱尽可能多的现实。我想,在死后,我的生命的形象,从某种角度说,应该与“无限的追猎”——这是布莱克的一个用语——联系在一起吧。

《巴黎评论》:你曾定义“诗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在你的创造中,是否曾经获得了那样的“真实”?

米沃什:真实,我的意思是,神,一直是深不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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