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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过去的电影比现在的电影有常识

2021-03-26 09:41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王安忆 阅读

《日常生活的常识》

文/王安忆

电影《半生缘》里,吴倩莲演的曼桢生病睡在床上,梅艳芳演的姐姐曼璐,进到妹妹房里来看望。看到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的妹妹和朋友的照片,眼光很锐利地说了一句:左边的那人比右边的好,“家底厚”。

“家底厚”这一句很对,指的不止是有钱,还是有渊源,有根基,是世家。这“家底厚”的人,就是黎明演的世钧。以前不怎么认识黎明,知他是“四大天王”之一,偶尔从电视屏幕上看他唱劲歌,也是张牙舞爪的。而此时,他却真是“家底厚”的样子。

他有些木。为了抢上班车,竟看不见在场的女士,将曼桢挤落了下来,他还会把涮筷子的水当茶喝。小市民出身的叔惠就不会。叔惠是要伶俐得多,这就是小家子的风格,上海话叫“活络”。他交际要比世钧广,人头也熟,世钧客居他家,倒比他还呆得住,很勤快地帮着大人冲开水。

这种“家底厚”的人,往往在外面是随和的,回到自己家里,自然就要上些脾气。可不是,他带叔惠回南京家中,饭桌上同他妈妈说话,微微颦着眉。还有,吃空了碗,等女佣添饭,就露出了尊严。而此时,叔惠则瑟缩起来,他的“活络”在这个森严的大家里,有些施展不开了。

一看,就是,世钧是这家的少爷,而叔惠不是。这样的大家,人事总是有些复杂,就有些烦心。所以,像大家的子弟,多半是会羡慕叔惠这样的小户家庭。人口简单,又没有多少利益,关系也就简单了。规矩不大,少约束,自由,而且人情淳厚。又所以,世钧才和叔惠要好,连过年都不愿回去。再看世钧的“木”,其实是包含了一种大家庭教养的安静的气质,还有一种寂寞的心境。这些,黎明都表现得恰如其分。

越剧《红楼梦》,王文娟扮的林黛玉,也是大家子的闺秀。她虽然多情善感,对宝玉有着私心,性子还有些乖张,但形态上却不失持重。她声调低低的,回眸转身都有些“慢”,这就是有规矩,稳重。

像电视剧《红楼梦》里,那一群小姐,不知为何一律那么“嗲”。说话尖起了嗓子,眼睛活动游转,神情又是那么娇嗔任性。贾母经常夸奖薛宝钗,说她“敦厚”,可见“敦厚”是大家风范里的上品。在此处,倒是应当学习戏曲里的行当,大家闺秀一般是由青衣来扮,青衣的一招一式就比较敦厚,不是像花旦那么敏捷灵活,尖嘴快舌。

看《宇宙锋》,装疯了,她还是不失大方,稳重。疯出来的一点媚,也不带轻薄相。尤其是梅派的!美就美在这里,大青衣的沉着,端庄的媚。要以行当分的话,电视剧《红楼梦》里的那一伙,该归作花旦,一群小丫头。中国戏曲是真正了不得的,它将日常生活的形态总结归纳为类型,一下子就抓住了实质。

现在都喜欢说“文化”,“文化”这概念过于伟大了,其实只是日常生活的一点常识。很多情理都是从常识里生出来的,缺乏常识就情理不通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像”。

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巩俐演的小金宝,就“不像”。看起来,导演和演员,对上海舞女这行当,都缺乏一般性的了解。“小金宝”形态显然是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工农化电影里,对“舞女”带有漫画式的描绘中演绎出来的。她不停地扭动腰肢,飞扬眼风,浪声大笑。并且,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电影电视里,凡舞女,妓女,交际花,大都是这一路的作派,比如多年前的电影《日出》,里面的陈白露。

风情可不是这么风情法的。曾经看过“百乐门”大舞厅头牌舞女的照片,你想不到她竟是那么贤良贞静的。脂粉很淡,家常的布旗袍。想想也是,已经到了这份上,就不必浓油重彩,隆重登场。尽可以收敛起来,也是大盗不动干戈。

声色场,尤其是上海的声色场,其实是紧跟社会的习俗和潮流。看史料上写,有一个时期,舞女妓女的流行是女学生的装束,素色衣裙,齐耳短发,甚至还配上一副眼镜。在开放的上海,声色场的风气也能倒过来,影响社会的时尚。可见这一行里,并不是那样娼门气毕露的。

她们这样从异性手里讨碗饭吃的,是要比常人更解风情,可什么是风情呢?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里,列数名妓,形态各异。有一个“汤二官”,特征是“善谐谑”。“钱三官”,姿色一般,“而豪迈有气”。“杨高三”,其描写大有深意,是“无门户习气”,什么意思?就是不像妓女。“梁桂林”,“性和缓”,“喜谈诗,间有佳句”。

张岱的《陶庵梦忆》中,写南京名妓王月生,不苟言笑,“寒淡如孤梅冷,含冰傲霜”,她一出场,只静静立于一隅,便“群婢见之皆气夺”。有一回,被一名公子包了半月,同食同寝,却不说一个字。终有一日,似有开口的意思,众门客奔走相告,“公子力请再三,蹇涩出二字曰:‘家去。’”这是何等不动声色的风情,不着一兵,已人仰马翻。

舞女和妓女,实际上都是自己养活自己的人,风情里都藏着些豪气。因是这样没保障的生计,就特别能领人的真心,又以赤胆相报。苏童的小说《红粉》,那个秋月就写得有点“像”了。但到底是电影厉害,某些情节在小说里说得通,一到电影,具体化了,就又“不像”了。

看小说是不觉得,看电影《红粉》,见那秋月从解放军的地方逃出来,逃到“王志文”家里,竟住了下来。住下来还不说,听“王志文”他妈说闲话,还要上去对嘴,发一通议论。这实在就很无理了,发的是小姐脾气,妓女可不是这样不懂世事的人。像秋月这样老辣的妓女,又是没有归宿的,她被解放军驱离妓院的时候,在紧张的形势下,她也会在身上藏一些钱财,以备不时之需。等她终于逃了出来,她就不用急着去找她的老相好,而是先在某一处租一间小屋落下脚,然后再与相好联络。联络上了,把那相好的男人缠在屋里,三天两头地不回家,他妈这时找来,秋月才可对人家说番大道理,声张做人的志气。俗话说,顺理成章,常识里就是有些理的。

大家庭,或者风尘中的常识到底与一般人隔得比较远,而离得近的,就在身边的百姓生活的常识,那里面的寻常道理,其实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但就是这寻常道理,因和你我他都有关系,却最有触动。

《儿女情长》为什么好看,就是有常识。父亲病了,大哥回来裁决,谁出多少钱,谁出多少钱,没人反对,只是沉默着。各人回到家,夫妻间都有一些口角,怨言,怪大哥派得不公,可还是服从,都按大哥的分配拿出钱来了。《唉哟,妈妈》里面,将那憨乎乎的小姑娘派给家境优越的“肖雄”做女儿,聪明伶俐的则给了清贫的“张闽”,也对了。穷人家的孩子才能长成精豆似的。

《北京人在纽约》的阿春,就有常识。穿一身笔挺的洋装,到厨房水槽上洗碗,一点不脏衣服,利利落落,像一个老板娘,靠自己一双手起家的,会劳动。劳动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常识,可现在的演员,大多不会劳动。作家艾明之的小说《火种》,曾经拍过一部电视剧,女主人公殷玉花在烟厂撕烟叶,为表示她老实肯干,两手紧扯,浑身乱颤,看上去是干活最差的一个。

不止是她,大凡勤劳的人们,不知为什么,总是弄得很狼狈,一头一脸的汗和污浊。其实真正善于劳动的人,干活身上是一点不脏的。车间里的老师傅,可以穿着雪白的衬衫、笔直的西装裤上车床。农田里的把式也是,一天的活干下来,身上没有一星土,锄板上也没有土。人不邋遢,活也不邋遢。看把式干活,是很享受的。地里有一个好把式干活,田边过路的人,都会伫步观赏。看他一招一式,又简洁又有效,相当优雅。

又不知道为什么,影视作品里,常常把劳动搞得非常愁苦,非常不得已。再其实,一个健康的劳动者,在劳动时,是很快乐的。电影《骆驼祥子》,祥子刚拉上洋车的时候,在街上跑得多好!年轻,健壮,有的是力气,腿脚轻快极了,又兴兴头头的。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倍赏千惠子多么会劳动!她也向“高仓健”诉苦:累得受不了,真想不干了。可一干上手,她却又是那么喜悦。即便在枯燥的流水线上,劳动者也还是能体会到劳动的乐趣。那些纺织女工,在弄堂里穿行,像燕子一样,看她接头,手指也像燕子。

看过两部描写普通女工的电影电视,一部叫《股疯》,一部叫《走出冬天的女人》,演员潘虹也是缺乏劳动的常识。像里面所要表现的,那类能干聪明的女工,手脚都应十分利索,可女主角做什么都别手别脚,性急慌忙。尤其是有一个镜头,重病的丈夫摔倒了,她去搀扶。真是没见过这样搀人的:先将男人的一只胳膊扛在肩上,再使劲往下压,就好像要利用杠杆的原理。为了节约,给出差的丈夫数草纸,这过分了,也不得法,甚至有些愚蠢。

一个会过日子的勤俭的女人,会有更合理的节约方法。比如买袜子,同款式同颜色的总是买两双,穿破两只以后可以再拼成一双。再比如,买香肥皂,是买大号的,因为用到后来,总是一个肥皂头,大号的使用率就高。她们有许多生活的学问,并不是那么没见识的。还有就是说话。女工中那类嘴利会说的,绝不是那么喋喋不休,出言粗鲁,且言语单调,满口什么“拎不清”“不要太好嗷”一类的流行语。她们说话要风趣得多。有一回,我在妇联信访站旁听采访,一个女工来告她的丈夫。她丈夫无中生有地怀疑儿子不是自己的,那女工很激动地说道:“这孩子真是争气,越来越长得和他像!”

《走出冬天的女人》里,后来女主角与一个京剧的龙套好上了,这也不像。她更可能会喜欢一个勤勉精明的做水产的个体户,她们崇尚生存的技能,而不是像小知识妇女那样,会被些小花头迷住。她们不是那一派情调的。那女主角怀了心事,在沙发上合衣坐了一夜,这可不是劳动的女性排遣心情的方式。有一个纪录片拍摄一个瘫痪丈夫的工人妻子,她说道,她心情烦闷睡不着觉,就从床上起来,把家里的玻璃窗全擦一遍。

《远山的呼唤》

《远山的呼唤》

所以现在人们都喜欢看纪实性的电视片,其实也就是里面有常识,合情理。我最喜欢的就是《毛毛告状》,当亲子鉴定下来,证明无业的残疾青年赵文龙,就是毛毛的父亲时,赵文龙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散了席的法庭里,那电视剧的编导走过去问他:做爸爸了高兴吧?这句话问得实在好,贴心。官司其实是赵文龙输了,她没有问:服不服?而是问:做爸爸高兴吧?这就是做人的常识,做人常识里的良善。然后赵文龙回答她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没有办法。女编导再问:你有没有觉得对不起她们母女?他说:不知道她们能不能原谅我,停了一会,他又说:可我还是没有办法!他的话似乎都对不上茬,可明明白白,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有哪个编剧能想出这样的好台词?张艺谋拍《一个都不能少》,干脆把台词交给非演员的演员自己去编,也就是要编出些日常生活的常识常理。编导们总是习惯将生活文艺化,结果倒还不如生活的原貌。

又要说到演员潘虹了。《人到中年》里,她有一个经典镜头,就是送孩子看急诊过后,来不及烧午饭,只得啃一只烧饼。她很艰难地啃了一口,随即热泪盈眶。这个镜头很是被专家们称道,可实在觉得文艺腔太重,不像。一个被生活煎熬了多年的人,对这些该是习以为常,早已经具备应付能力了。

在与此电影差不多的年代里,放过一个电视短剧,也是写一个女知识分子的辛苦生活。丈夫去世,独身带一个女儿,上班的学校又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每天很晚才能到家做饭。教育局的一个干部去她家访问,天黑了,还只有小女儿一个人在家。等了许久,忽然,从门外往床上扔进一个包,紧接着,又扔进一件外套,再接着,就听见油锅爆响了,然后,听那女教师朗朗地叫了一声:酱油!小孩子立即应声送上酱油。这一情景就有常识了,它不是像前者那样顾影自怜,而是,真的很艰辛。

好像是,过去的电影比现在的,有常识。记得旧电影《乌鸦和麻雀》,黄宗英演的那个小国民党官员的姨太太,出场时的镜头,是一双纤手,翻着一本连环画。这就合乎她的身份,趣味,生活状态。还有《马路天使》里,周璇演的小红。在卖唱的茶馆里,她独自一人玩着,将一本什么折子从楼梯扶手上滑下去,再追逐下去。在这嘈杂的茶馆里,她玩得这么开心,一点不悲戚,不知自己处境的卑贱和悲惨,她的浑然不觉,格外地叫人痛惜。这也符合她的年龄,身世,和所处的环境。那时候的电影,现在看起来还是好看。

另外,台湾的伦理片,似乎也要比大陆的更具常识。《喜宴》,那台湾的同性恋青年,为了应付父母,和想办绿卡的中国女留学生假结婚,想不到事情弄得尴尬了。父母从台湾赶来参加婚礼,女留学生爱上了他,而在一番假戏真做之下,女孩子真的怀上了他的孩子,他的同性恋伙伴西蒙则大怒。最后的结局非常合乎人情世故,三国四方都作了妥协:女孩子同意将孩子生下来再离婚,西蒙也认可了这个孩子,最微妙的是男孩子的父母,他们装作不了解这一切内幕,承认他们的骗局,好让女孩子给他们生下孙子。

还有,《饮食男女》里,那老厨子后来竟是和女儿的朋友结婚,令人大吃一惊,但再想想也对,其实老早就有迹象了。他每天做了饭菜,送到那年轻女人与前夫生的孩子的学校,把孩子母亲做的饭菜换回来自己吃掉。有一个镜头,后来回想很是温煦:老头用筷子很不解地拨弄一下那女人做的,铁硬的排骨,然后吃了下去。那女人也问过老头,她做的饭是他吃了吧,因为孩子从来不会吃完她的菜。这个细节很好,有一种上岁数的人,对年轻女人的爱。我们的电影电视,就比较缺乏这样的情景,大约是对生活了解得不够。其实,生活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节选自

《戏说》
作者: 王安忆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副标题: 王安忆谈艺术
出版年: 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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