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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岛由纪夫的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

2021-03-04 16:08 来源:iWeekly周末画报 作者:Lewis 阅读

三岛由纪夫

三岛由纪夫逝世五十周年之际,我们脑海中浮现两个形象:一个是昭和最后的武士,有条不紊地挥舞着武士刀,如堂吉诃德那样幻想重温一个逝去身份的荣光;另一个在书房中奋笔书写美与暴烈的故事,不时抬头,看一眼庭院中穿透树叶的阳光;而关于他的死,也对应有两种方式,一种已在历史中发生,也如冲击风车未遂后的惨然诀别;另一种,写完句号之后,推门而出,和光同尘,跟随近冬最后一朵花瓣履行了想象中练习已久的仪式。

“暴烈的死亡是美的终极形态”

1970年11月25日,东京一垣军营,三岛由纪夫走向生命的最后一天。这是一早确定的事情,否则不会之前就写完最后一本书《天人五衰》——最后一句便是:“本多觉得,自己来到了既无记忆也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的地方。”所谓政变,不过是尘世政治理想的最后一次无望挣扎,他协同三位伙伴,绑架自卫队长官后,开始发表演讲:“各位请静一静,一个男人正赌上生命跟你们说话……各位是武士吧,如果是,为何向西方低头呢?”在无人响应后,以激烈方式诀别。抛开其主张,这一诀别方式及陈词,本身就有吊诡之处:既洋溢着民族意识,又暗合自己所反对的“西方”观念。

三岛由纪夫深受川端康成影响,并视其为真正的老师;但他涉猎极广,也大量阅读过西方文学作品,包括歌德、托马斯-曼、奥斯卡-王尔德、保罗-布朗、里尔克——他在《丰饶之海》中称赞了王尔德的华美文风,也在采访中一再表达对前两位的敬意,不过只有里尔克,才让他找到了灵魂深处的共鸣,尤其是关于“浪漫之死”的观念——里尔克认为,现代人已经失去了浪漫的死法,所以最后的结局皆属平庸。掩卷沉思,他或许早已想好如何执行自己的浪漫仪式。

对西方凝视的目光,以及带来的深刻影响,同样体现在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中。其中最有代表的是后来改编成电影的短篇小说《忧国》。他坦白承认,创作灵感正源于法国哲学家巴塔耶的《色情史》,又将其与本土传统结合:“《忧国》的结构是建立在巴塔耶那部把死亡和情色联系在一起的著作之上的。爱与死的风景,色情和大义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我人生中唯一的至福。日本人的色情中,往往伴随着死亡,那么在被政治和正义逼迫之时,在必须为了什么殉道的时候,色情又会以什么样的最高形态被呈现呢?我想探索的就是这个。”

这部由他本人出演的电影,因过于极端的画面,在日本国内也一度遭禁。在三岛看来,肉欲力量和殉道决心,都是最美的生命原力,在陷入某种两难之境时,唯有终结身体才能解脱。这其实是一种日本作家的特殊情结,当我们想起川端康成、太宰治、芥川龙之介等作家之死时,难免产生某种共通的触动。只是将爱欲和生死如此极致结合的,唯三岛一人而已。

“精致的沉默,凌驾于一切之上”

三岛由纪夫一生写了21部长篇小说、80多个短篇小说、33个剧本以及大量随笔,并将其中的10部改编为电影,36部搬上了舞台。其作品少有日本文学哀婉与阴柔,以生命困境、矛盾情节乃至禁忌,展示基本二律背反:美与丑、善与恶、优雅与暴烈、希望与绝望……但相对于故事,他的风格或许更加耀眼。尤其是语言,随手拈来两段:

“精致的沉默,凌驾于一切之上。”(《假面告白》)或者:“在梦境迅速吞食现实这一点上,过去再一次酷似未来。”(《惊马》)当我们读到这些句子,感受到一种笃定判断的语气,尽管这些判断巧妙地穿插在故事中,却也如突兀的石块浮现在海水中,它们击中某个情绪点,但并没有让读者从层层海浪的氛围中出戏。

自我身份认同和使命过早自觉,使得三岛由纪夫形成了自己的创作观:生在昭和时代的东京、没落贵族(尤其祖母)的熏陶,令他缅怀过往(《潮骚》背景设定在古代日本),但无意去祭奠过去华族时代,认定自己不过是个生错年代、不合时宜的武士,以笔为刀继续战斗。在他看来,文学既不是药或营养剂,更不是精致编织的服饰。他自负地认为,近代日本看不到特别有才华的作家,对当时流行的、纯情、纤弱、绮丽的文学风格心生厌恶,比如说太宰治的作品:“阅读太宰治,或许是我糟糕的选择,那些自我戏剧化的描写使我反感,作品中散发的文坛意识后劲儿负笈上京的乡下青年的野心,令我无法接受……所以我必须站在跟他不一样的立场。”

一开始,他的写作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用优美的语言去讲一些漂亮的故事。”在《假面告别》之后,他才有意识用自己独有语言去传递某种特别的体验,甚至建议说:“想当小说家的话,先找一本词典。”既然他认为文学本身应该讲述和描写那些不被社会认可之物,其语言的反叛和冒险也突破传统的窠臼,去作为强力的工具,去挖掘更多未知、禁忌的体验,并为它们赋予意义。

三岛强调自己在创作一种“生之文学”,关于爱欲的描写为他的文学语言渲染上一层肉色。他要表达的爱欲之美,正出现在和社会对立的时刻。这一爱情观呈现在他几乎所有作品中。但三岛由纪夫对男女不同的恋爱意识有着略显偏执的认识:“女人更依赖大地的母性力量,而男人更想逃离。女人是爱情天才,但当她们一旦去爱,就失去了对爱的思考能力。”他在1957年创作的《美德的动摇》中,塑造了自己心目中完美的女性形象仓越节子:有教养,又拥有感官天赋,燃烧着火一样纯净的欲望,毅然投入背德、危险的恋情,最终在激情消失后结束。这真实的爱的渴望,制造了一种原型,持续刺激更多现代人浮想联翩。

“或许我生来就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

不少摄影师为三岛由纪夫拍摄过照片。1961年,细江英公拍摄的一张最为著名。照片中,他头­微微前倾,眼神刚毅、冷冽,唇间叼一朵绽放的花,似乎随时准备慨然赴死。

死亡,对于三岛由纪夫来说,既是一场在内心操练已久的仪式。在《我青春漫游的时代:三岛由纪夫的青春纪事》,作家自述:“无论现在还是瞬间,抑或时时刻刻,我都在思考死亡。对我而言,这或许就是最为活生生的真正肉欲的唯一想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我生来就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

或多或少,这里有致敬里尔克有关浪漫之死的观念的意味,不过他也在本土找到了的与之匹配的指引,这就是他最喜爱的日本古典著作《叶隐》,最怕像叶隐的作者那样生错了时代,壮志未酬,徒留空虚。现实层面,他惧怕癌症,因病去世会令人惧怕死亡,也显得毫无美感和价值,他坚定地要为自己的死追求一种信念,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大义——失落的武士道曾经有过这样的大义,尽管在1970年代,它显得更加不合时宜,但三岛由纪夫意识到,非如此不可自决。

“美,美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怨敌。”《金阁寺》中如此写到。主角林承贤在心上宏伟寺庙的熊熊燃烧中,忽然觉醒了生的意念,放下了包袱。但现实中,作者没有做到,一个生命与创作都呈现极度矛盾的个体,从美的信徒变为美的祭品。

三岛由纪夫45年的生命旅途中,看过多次樱花烂漫的燃烧,然后遽然凋谢——如此浪漫的仪式带有致命的蛊惑。尽管过了26岁,他就已不再狂热信奉古典美学了,却无法快刀斩乱麻地扬弃理性,总是有些落寞。所以那场最后的仪式,虽然暴烈,也充满犹疑和挣扎,血洒如花,其间有声,并非呜咽,至少在逝者当时的幻觉中,奏起的是昭和武士最后的绝响。

撰文—Lew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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