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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专访陈乐民女儿陈丰

2021-03-02 09:41 来源:新京报 作者:李永博 阅读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写下的两句话,后来时常被人拿来引用。天南地北的人,观念与想法总有共通之处,世界文化不是断裂的,学术也无国界之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样的观点,但却是陈乐民先生毕其一生的信念与追求。

 陈乐民

陈乐民(1930-2008),著名学者,国际政治与欧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欧洲学会前会长。生前致力于国际问题研究、欧洲学、历史比较研究,1991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主要著作有《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的进程》、《欧洲文明十五讲》、《莱布尼茨读本》、《徜徉集》、《启蒙札记》、《对话欧洲》等。

陈乐民常被视为国际政治与欧洲问题专家。他早年从事外交工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陈乐民是新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陈乐民潜心于学术研究,对欧洲问题、欧洲文明史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都都深刻见解,就连欧洲本土学者都夸赞他是“来自中国的欧洲学家“。

专业人士的赞誉之外,陈乐民的研究也很受年轻学生和普通读者的喜爱。根据他在北大授课期间的讲稿写成的《欧洲文明十五讲》,作为一本面向适合大众的通识读本,二十年来不断地重印。这本书的豆瓣页面上,还有当年的学生助教留言怀念先生彼时上课的风采与备课的良苦用心。

这样一位精通多国语言、畅谈欧洲文明与历史的西学大家,骨子里却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人。自幼受过私塾教育的陈乐民对中国文化有独到理解,在书法与国画艺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他的身上并没有显得不协调,反倒成为了他思考与研究的突破点,寻求中西文化的共通点,思索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理。他在晚年说道,自己所有的学术研究只是为了弄清一个问题:“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

历史学者雷颐曾评价陈乐民是“一身跨两代”的知识人,这不妨可以作为走进陈乐民这一代人的观察视角。生于1930年的陈乐民,成长于民国的战争与动乱年代 ,1953年大学毕业之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各种意义上,陈乐民的身上都能体现出这一代知识分子,跨越于新旧时代之间,所面临的各种价值的冲突与调适。

2020年是陈乐民诞辰九十周年。去年年底,“陈乐民作品新编”向公众问世,总计九卷本12万余字,相比之前的版本,收入了大量未曾结集的文章,并重新整理和编辑了各卷篇目。借此机会,我们采访了陈乐民的女儿陈丰女士,与她聊了聊她记忆里的父亲印象。

采写丨李永博

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

陈乐民先生如果还在世,他会怎么看待今天的欧洲?

合上陈乐民所著的《欧洲文明的进程》之后,这是我最先产生的困惑。20世纪后半叶欧洲的特点和走向,被陈乐民总结为两个“化”: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边缘化”、欧洲主权民族国家之走向“一体化”。在2006年修订版的序言中,陈乐民认为“边缘化”与“一体化”仍然是欧洲未来的大趋势。

来到2021年,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似乎止步不前,前有欧债危机与移民难题,后有英国脱欧与民粹主义,疫情影响更是让欧洲各国封锁隔离。陈乐民先生如果在世,他会对自己曾经的判断产生动摇吗?

我把这个“如果式”问题不负责任地抛给了陈丰女士,她显然无法完全代替父亲来回答。2008年陈乐民逝世之后,女儿陈丰开始整理父亲的随笔、日记以及没有发表的文章。陈丰原先以为只有《启蒙札记》和《对话欧洲》两本书需要编辑,这两本书出版之后,自己的整理工作也就结束了。没想到整理父亲的文件夹之后,陈丰发现内容越整理越多,最后自己只能“慢慢深入进去了”。

“父亲在晚年的生命中竟然阅读、思考和写作了那么多,其中不少完全没有与任何人分享。尤其是在他这样的身体情况下,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1991年陈乐民被确诊为弥漫性肾衰竭中期,此后的余生里一直与病魔做斗争。尤其后来做透析的十年中,一个星期中接近一半的时间都在接受治疗和休息,有效生命只有普通人的一半。而陈乐民留给后人的大多数著作与研究,都是在这个人生最后的阶段内完成的。

陈丰在整理父亲的文稿中发现,陈乐民的阅读完全是为了他自己,不是替别人答疑解惑。“他只是开始阅读,做点笔记,然后就放在旁边,从未想过要发表。”

女儿对父亲的观察,在陈乐民夫人资中筠的笔下也能得到印证。陈乐民和资中筠是学术圈内知名的神仙眷侣,在陈乐民周年祭时,资中筠写了四首悼亡诗,其中一首能概括陈乐民的精神与情怀:

思接千载视万里,丘壑在胸笔底流。
泼墨惟求抒怀抱,著书不为稻粱谋。
身虽多病犹寻乐,心系斯民难解忧。
老死春蚕丝未尽,文心一脉思悠悠。

资中筠在回忆文章中提到,陈乐民一生最挥之不去的情结仍“在中西之间”。对欧洲的探索,对欧洲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的看法,对中国文化传统缺陷以及现代化道路之判断,陈乐民始终“中心不改,老而弥坚”。百年来萦绕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困局,也是陈乐民的心之所向。最后,陈乐民把破题的关键放在了康德的身上,他认为康德思想能够成为打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冯绍雷曾总结陈乐民多年研究中西文化的结论:

第一,在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底格”,此乃历史文化发展的“繁多性”所使然;……中学与西学之间存在着互相沟通的必然趋势,中西文化的底蕴是应当可以相通、可以神交的。

第二,提倡向西方学习,完全不等于放弃传统;“全盘西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国总有一天有自己‘自主’的文化的,但这需要时间磨合……这就是要善于将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探索出将西方文明的精华用于改造中国,同时也将中国文明的精华融入世界文明的途径”。

陈丰在接受采访时说,父亲如果还在世,可能会和她的态度差不多,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不会太悲观。历史可能是曲折的,就像兄弟之间也会有吵架和争执。用长远的眼光来看,相比起上世纪50年代陈乐民到访欧洲之时,如今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已经前进很多了。

“通才”是如何练成的?

新京报:国际政治学者、欧洲问题专家……这样的头衔很难概括陈乐民先生一生的研究与成就。相比于“专家”这种标签,陈乐民更是一位打通“文史哲”领域的“通才”。当代的教育体系似乎很难再培养出这样贯通中西学问的大家。早年的教育环境和家庭背景是如何影响陈乐民后来的学问志趣的?

陈丰:我的父亲所生活的年代,有其独特的时代性。不能说现在的人肯定不如他们那一代,因为现在很难去复制那代人的经历,可以说特殊的时代经历造就了父亲。首先就是他的“童子功”,在少年时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家庭背景对他的成长影响很深。父亲早年丧父,我的祖母一手把他带大。祖母是一位很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妇女,毛笔字写得非常好,他后来为人称道的书法,就来自他从小由母亲那手把手地教他练字。

所谓长兄为父,父亲的大哥比他年长很多,但这位大哥的传统文化根基非常深,在他少年时一直在辅导他。实际上当时他的家庭已经逐渐家道中落,长辈们省吃俭用,但还是会教育下代掌握最基本的学养。另外,父亲也接受过私塾教育,四书五经、古诗词书画这些传统文化的底子已经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打好了。父亲的中学教育在教会学校完成,在那里打好了英文的底子。所以说,陈乐民的基础教育是民国时期已经完成了,这种时代的机缘当然与现在不同。

我们常说“术业有专攻”,但这种说法放在他的身上是不成立的。父亲大学毕业的时候正是新中国成立时期,基本上没有了文科硕士,大学毕业之后都是国家分配工作,父亲是外语系毕业,由此进入外交领域工作,之后再没有机会进入历史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这些如今专业细分化的领域展开研究。就西学而言,他可以说是自学成才。没有人给他开书单,完全是沿着中西方文明发展史的轨迹,自己摸索着把这些经典读下来。在文、史、哲领域内,只要他认为需要的或感兴趣的,就会去阅读,没有给自己分科,也没有“钻牛角尖”,因此他的涉猎就非常广。

然而在我看来,他在西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跟他中学的底子是分不开的。对他来说,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难舍难分的。很多年轻朋友称他是“最后的文人”。陈乐民与“五四“一代的文人在气质之上更为接近。对梁启超、胡适等人而言,“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反过来到了西方,陈乐民最欣赏的人就是伏尔泰,这样一位精通文史哲的启蒙思想家。

新京报:陈乐民先生非常欣赏欧洲的启蒙精神,你也曾提到他生命的最后这两年里最关注的就是民族的启蒙。你能简单谈谈,陈乐民先生倡导的“启蒙”精神有着怎样的内涵吗?

陈丰:我觉得当下有些知识分子存在一种误解,老是说启蒙已经过时了。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启蒙怎么会过时呢?后来阅读了相关的内容,我发现他们所指向的其实是一种曲解的启蒙精神,即一群知识分子居高临下地给另一些人启蒙,是老人对青年人的说教。所以他们说老一代已经过时了,“90后”、“00后”才不用你们启蒙,等等。但实际上,父亲强调的启蒙是一种从欧洲启蒙运动传承下来的精神。用伏尔泰的话说是铲除蒙昧,用康德的话来说,启蒙就是用自己的大脑独立思考,依靠自己的理性对事物作出判断。我们知道法国是启蒙思想的发源地,去年十月法国中学老师被当街杀害之后,上街抗议恐怖主义行为的群众提出的呼吁和主张,仍然是200多年来延续至今的启蒙精神。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启蒙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作为人类文明的进程,启蒙精神是不会终结的。

新京报:欧洲人把陈乐民先生称为中国的欧洲学家,陈乐民先生也一直希望能够在中国建立“欧洲学”。目前而言,建立“欧洲学”的愿望离实现还比较遥远。你觉得这背后的现实原因是什么呢?

陈丰:这当中可能存在着一种误解。当时父亲去参加国际会议,很多与会人士称赞他对欧洲文化和历史非常了解,又能融会贯通,从过年中国文化的视角出发,以一种比较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西方人很佩服他,称赞他为中国的欧洲学家,这是外人对他的赞誉。然而父亲从来没谈起要在中国建立一门欧洲学的学科。这种想法本身是挺乌托邦的,欧洲学作为一门学问,至少得包括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等多个领域,研究者至少也要精通一两门外语,无论是人员配置还是实际操作都是极其困难的,父亲并没有这个野心。

“维也纳的四年工作经历,影响了他的一生”

新京报:陈乐民先生并非是传统意义上“从书斋里走出来”的学者。从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参与外交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中国人。这些外交实务的经验对他后来的思想形成有怎样的帮助?

陈丰:我的父亲1953年从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分配工作进入了外交领域。当时中国与大多数欧洲国家还没有建立官方的外交关系,各国之间的桥梁主要依赖民间外交,以及各种民间代表团进行出国访问。父亲当时工作所在的机构叫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后来在维也纳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了四年。从事外交事务在当时属于比较吃香的领域,但其实并非父亲的志向所在。那个年代鼓励“螺丝钉”精神,有一技之长就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他是法文专业出身,英文也不错,中文表达也很好,年轻的时候经常给领导人写发言稿。

尽管如此,我觉得维也纳的四年工作经历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二战之后,维也纳被四国占领,而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整个代表团里有苏联人、法国人、英国人,很像是联合国的工作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有很多机会与各国人士打交道,有机会听音乐会和艺术展览,较早地接触到西方文化,他终其一生对欧洲历史文化的深厚兴趣与这段时期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父亲的工作需要接待一些欧洲代表团,交往过程中也会对人的观念和思想产生影响。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他接待过一位很有知识修养的德国记者,这位德国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但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着不同的看法。父亲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感到很震惊,于是就和这位记者争论起来。这位德国人每年都会到访中国,每一次到访他俩都会就此激烈地辩论,当时的父亲真的想从理论上说服这位外国朋友。后来,这位德国人成为了他终生的朋友。在一些人看来外交接待就是一项工作,这些工作经历却对父亲后期的思想转变有很大的影响。

新京报:陈乐民先生在晚年自述中,概括自己一生经历过多次思想的转变。从你的角度,怎么看待他的思想变化和自我反思?

陈丰:父亲能够在文字中反思过去的自己,的确是很难得的。不少与父亲同辈的知识分子,即使到了晚年,谈到这些问题仍然是遮遮掩掩的,总是把问题归咎于时代,“因为当时大家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在和父亲的私下聊天中,我能感觉到他发自内心的、彻底的反思。谁都不能否认那是时代的确如此,但作为一个个体,为什么你自己都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父亲始终觉得那段时期的脑子里全是空白的状态,这对他而言是一种痛苦。

当然能够形成后来的思想转变,还是需要基本的认知基础。在改革开放以前,父亲已经接触不少西方历史和文化思想。比如因为他从事外交工作,于是就阅读了英文版的丘吉尔全集。当时的“批判式阅读”,逐渐成为了他的知识储备,到了合适的时机就会调动出来,帮助他更快地走出和反思。改革开放之后,能接触到的书籍更多了,他就不断地阅读和充实自己,也在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认知。

可以说父亲也是幸运的,因为在国外工作了一段时间,在政治运动的年代没有受到更多的冲击。他后来在书中也有提到,依照他的性情,“反右”时期不是他去批判别人,就是被人打成“右派”。回国后他就参加了“四清运动”,下放到农村,差点被饿死。相对而言,“文革”时期他所在的单位是比较平稳的,当时他们才30岁出头,资历上还轮不到所谓的“走资派”。如果当时在大学教书,境遇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新京报:陈乐民在晚年一直饱受病痛折磨,一天中有效的工作时间非常短。但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思想和创作进入高峰期。另外,你在后记中称陈乐民先生很喜欢“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这句话,视其为座右铭。在外人看来,这两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似乎很难兼容。你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又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他在有限的时间内为后人留下了这么多丰硕的思想成果?

陈丰:父亲说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并不是贴在墙上自勉的座右铭,而是真正地把它融入了自己的血液当中。虽然早年有知识积淀,但作为学者起步很晚,50岁才开始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因为身体状况不好,持续做了10年的透析。透析是非常累人的,透析之后只能休息,做不了别的事。相比起正常人,他的晚年只能拥有别人一半的时间。因此他特别珍惜每一分钟时间,尽力排除所有身外的这些烦恼或者病痛。父亲在晚年总是跟年轻朋友说,不要处处患得患失,这样的话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了。他以出世的精神来做事,就像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看得明白,活得通透,但不妨碍他做事。珍惜一切拥有的,排除一切烦恼和病痛,就钻到自己的领域内。我觉得了不起的是,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这十年忍受病痛的过程中完成的。

新京报:作为陈乐民的女儿,他在你心中是怎样的父亲形象?

陈丰:就像王朔小说里写的那样,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放养”长大的。因为工作的缘故,父母很少在孩子的身边,我在小时候跟他们接触很少,成年之前我都住在外婆家和亲戚家。尽管如此,父亲的教育并不缺席,始终能感觉他的存在。小时候偶然和父亲在一起,他就会跟我闲聊。他不会有对我有任何具体的要求或说教,或者强迫我做这件事或做那件事,更像是一种价值观在无形中的传授。

我记得他特别强调自己最讨厌的两种人,一是势利眼,二是欺软怕硬。不知道是否因为家道中落而受到的影响,他特别在意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虽然父亲为人低调,但他却很有幽默感, 与身边的老师、朋友在饭桌上相聚,总能引起笑声一片。他说,幽默感是一种勇气,不但能排解烦恼,也能让你面对很多事情你不感到恐惧。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很放松,焦虑的事情跟他说一说,他的一句玩笑话就让你觉得都不是什么事儿。但是他去世后我看他的笔记、日记,我意识到他有时忧心忡忡,只是尽量不表露出来,不希望给我带来心理压力。

新京报:这跟如今我们熟悉的父母形象很不一样。迫于各种现实的压力,如今父母往往对子女有很多的要求。

陈丰:完全不一样,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我也觉得有点可惜的是,父亲的一技之长也没能传授给我,毕竟练成任何一技之长,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强迫的,对吧?我有一个想法,这可能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们那一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父母,在生活中被反复地改造和再教育,可能自己也受到了思想上的斗争和折磨,于是觉得没有足够的“底气”教育下一代。

新京报:在你整理的晚年日记和随笔中,陈乐民先生呈现出的形象多少让我们感到似曾相识:在精神上感到孤独,对未来又不免有些悲观。你觉得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心境吗?

陈丰:这种心境是挺有普遍性的,不只是父亲这一代人,也包括他的上一代人。民国时期那么多科学家、思想家甚至实业家,前半生成绩斐然,后半生默默无闻。我读到关于这些人的回忆录和传记,总是说晚年他们在家里很沉默,甚至到临终时,旁边的人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回想什么,又在期待什么。我当时就想,其实应该有人写一本书,写这群人的后半辈子,就叫“沉默的后半生”。我父亲的后半生饱受病痛,没有人能够帮他分担痛楚。而他的思虑所及又是那么深刻,既有中国文化,又谈康德思想,真正能与他在精神上对话的人实在太少了,这可能就是所有的大学者都会遭遇、又难以避免的思想上的孤独。他们那代人经历了那么多,现实却总是进一步退两步,离他们向往的理念渐行渐远,有时候想想也是会悲观的。

采写 | 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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