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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洪子诚等|文艺史料学的问题与方法

2021-02-05 10:59 来源:保马 作者:洪子诚 等 阅读

2020年11月17日,《南方文坛》杂志组织召开“文艺史料学的问题与方法”研讨会,十余位学者、评论家齐聚广西北海市,围绕史料学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史料研究成为热点,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引起了广泛争论,如有批评者认为这种研究范式重“史”轻“文”,偏离“文学”本义;也有学者认为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中“史料”与“问题”脱节,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且史料整理过程也缺乏正确、系统的方法论指导。在此次会议中,与会学者围绕文献的发掘、甄别、评判与使用,史料的公藏与私藏、史料研究的碎片化与整体性、史料学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各位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治学理念出发,指出了目前史料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观点。尽管此次会议无法解决史料研究中的所有问题,但与会者的努力为文艺史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原刊于《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感谢《南方文坛》授权推送!

文艺史料学的问题与方法研讨会纪要

时 间:2020年11月17日

地 点:北海市

与会者:陈建功、洪子诚、陈平原、夏晓虹、孙郁、杨早、行超、曾攀、李北京、齐晓宁

主持人:张燕玲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

感谢各位老师不远千里赶来参加《南方文坛》的雅集,研讨文艺史料学的问题与方法。《南方文坛》从20世纪90年代就重视史料研究,如“打捞历史”“文坛钩沉”等经典栏目,像顾骧先生的《晚年的周扬》、刘锡诚先生的《在文坛边缘上》,大部分文章就是发在这个栏目的。1998年的“当代文学关键词”栏目开设,也是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与洪子诚、谢冕、孟繁华三位老师商议的,当然之前我已致电与谢老师和洪老师沟通过,想做一些动态和活态的史料。三位老师的想法特别好,要对一些基础性的概念重新解读,尤其这些概念的形成与变异。因为很多当代文学的关键词,大家常常在似是而非的情况下使用,常常存在歧义和误解,你说的跟我说的是不一样的,影响了学科的规范性。因此,对这些基本的概念,进行一番规范性的梳理和整理,包括概念的来源、传播、使用,及其歧义和影响,从而使每个使用概念的人,能有大体相近的理解,并规范使用,甚至还想就一个概念不同的人的不同理解成文发表,只是这个没做成。200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结成书,应该说《当代文学关键词》对学科是有建设意义的,很多人跟我表达说,这是他们考研的必备书。2019年,我们还开辟“百年新诗学案”栏目,由吴思敬教授主持的,我们发了不少好文章。比如姜涛写五四时期的读者怎么去读《女神》的,张洁宇发掘考证“汉园”诗人的聚散与诗学意义,钱文亮的胡风诗案,洪老师的“两个斯基”(马雅可夫斯基、伊萨科夫斯基),还有关于蔡其矫等史料考证与研究,很有意义。吴思敬老师说:“百年新诗学案”以“事”为中心,针对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事件、社团、刊物、流派、会议、学术争鸣等,用“学案”的形式予以考察和描述,凸显问题意识。如此这番,既丰富原生态的诗歌史料,又有编者对相关内容的梳理、综述、考辨、发现与论断,“让事实说话,寓褒贬于叙述中”,这个理念其实也是洪子诚老师史料研究所提倡的。

今天论题的“问题与方法”,我们都知道来自洪老师的论著。而我们要做到陈平原老师提倡的“做有情怀的专业研究”,探讨前人的功过得失,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夏晓虹老师也提到史料如何发现和使用,我觉得这是个迫切需要讨论的问题。我的学养不够,只是借机向大家汇报一下《南方文坛》这些年所想所做,权当抛砖引玉。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问题,近年来引起重视,这说明过去这方面存在欠缺。史料问题,我上大学的1958年科研“大跃进”就遇到过。当时学生的集体科研,强调的是观念、立场的统御地位,史料是次要的,提倡“以论带史”。我曾经参加编写《新诗发展概况》,就是按照先验的结构规划,用两条路线斗争去叙述新诗的历史,铺排布置诗人和诗派。“以论带史”与“论从史出”相连,说法本身并不错,错在当时的“带”,其实是取代的“代”。也就是材料在立场、观念的支配下被无视,或肢解、取舍,任意加以阐释。有过这样的教训,20世纪80年代之后,就会警惕忽视史料的倾向,知道你真要从事文学史研究,需要花苦工掌握资料,认识到材料是研究的基础——对材料的重视,也可以说是文学研究、文学史写作的 “职业伦理”。

但是,史和论之间并非简单的依存关系。傅斯年先生说过,有新材料才有新问题。确实如此。不过,“新问题”也有可能出自“旧材料”。当然,从“旧材料”中发现新问题的时候,“旧材料”也可以说已被赋予了新质。因此,一方面要强调材料的基础地位,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坠入“唯材料主义”、材料至上的陷阱。不是材料越多就越好,就更靠近事情的真相,就会有更好的历史论述。在材料问题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需要搜寻、记住,也要学会忘记。记住什么,忘记什么,和研究范畴有关,也考验研究者的眼界、智慧,和处理材料的能力。否则,会被层层叠叠的材料淹没,透不过气来。也就是说,对材料的价值和内涵的判断和分析,有赖于一定的思想能力和视野,有赖于对语境、氛围的了解:材料必须有某种理论框架才能被照亮,获得价值,也必须加以编排、修订,才能成为文学史的史实。这是一个研究过程中不断互为依存、相互碰撞、批判、推动的过程。

举例说,80年代引入文学社会学视角之后,作家的经济收入、社会政治地位问题才开始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畴。又如,1962年“大连会议”中周扬、邵荃麟的讲话,80年代收入他们文集的时候,删去谈论当时中国和苏联农村、农业状况的部分。推测编者认为这些与文学无关。这显然对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入认知。“大连会议”开了半个月,作家们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在谈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生存状况。离开这些谈论,无法理解会议提出的有关“写内部矛盾”、中间人物、英雄人物塑造,和作品风格等文学问题的症结。

最近我重新清理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苏联、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现实主义辩论。辩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或原则)。辩论中涉及概念的问题。有批评家提出,“现实主义”已经足够,不必在它的前面再加上各种修饰、限定语(新、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有人认为,可以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改换为“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或“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面对这些有关概念的材料,如果不了解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之后的处境和面临的挑战,不了解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社会主义文艺遇到的普遍性危机(无冲突论、公式化概念化),会觉得这是无聊的概念之争,是没有意义的咬文嚼字;因此也难以理解为什么提出这种主张的批评家(秦兆阳、周勃等)会成为“右派分子”,难以理解反对修改概念者高调喊出“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依据。

四年前我出版了名为《材料与注释》的书,处理的是发生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文艺界一些事件的材料,如毛泽东1957年1月颐年堂的讲话,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1962年的“大连会议”,还有冯雪峰、邵荃麟、林默涵、张光年、侯金镜等围绕这邪恶事件写的检讨、交代材料。记得当年广州的《羊城晚报》花地文学奖给这本书评了评论奖。我在答谢发言中说它“四不像”,不像学术论文,不像学术随笔,不是资料汇编,不是文学史。当然,勉强地说也可以看作是“非典型”的文学史写作。文学史写作通常的呈现方式,是借助对材料的选取、编排来讲述有关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思潮的“故事”;讲述者与材料,与所讲述的“故事”之间所构成的关系中,讲述者处在主导的地位上。《材料与注释》有所不同,它尝试采用另外的处理材料和讲述者关系的方式。它突出材料,试图将它作为主体,讲述者则尽量隐身,降低其身段,从历史叙述者“降低”为材料的说明者。这样做的意图,是着眼于“暴露”材料的在场性和相对独立性,让材料多个侧面的丰富性得到更充分呈现,也让围绕同一事件的不同的、有差异的材料,不强制地统一到一个声部,而让它们构成“众声喧哗”的互证,或互否的参照关系。

这样的处理是为材料的特殊性质所决定。我在《材料与注释》中说,这些作者处在“非正常”的生存状态中,他们写这些材料的时候,是以“走资派”“黑帮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身份被审查、批判,他们的“交代材料”是压力下的产物;材料中对人、事性质的认定,以及事实的真实性等方面存在着需要谨慎辨析以判明真伪的问题。为此,经过长时间思考,我寻找了这种例外的呈现方式。

不过,我在研究上突出材料,降低讲述者的地位,减弱判断、评判冲动,也不只是对特殊材料做出的反应。这二三十年来在学术工作中,最深刻的是一种不稳定的感觉。这种不稳定,既包括面对的材料,更是讲述者自身。材料自然具有敞开性功能,让我们知道事情的究竟,但材料也在不断遮蔽。当我研读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材料的时候,在基本梳理出事件的线索之时,反而深深体会到无法知道其中的全部秘密,而且可以说许多材料将永远无法知晓。知道为了夏衍的“爆炸性”发言,周扬等曾有周密策划,但无法知道具体策划的细节。夏衍发言“揭露”冯雪峰在上海时欺骗鲁迅,引起许广平当场痛哭,怒斥冯雪峰。你无法了解被诬陷的冯雪峰当时的心理情感。许广平1957年站在周扬一边,后转而撰文评判周扬,读着全部使用大批判流行语的批判文章,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出自许广平之手,还是捉刀代笔。而所有被批判者会上的回应和检讨,在编辑成册的发言集中没有丝毫的记载,它们就这样被抹掉……至于说到讲述者的不稳定——观念情感的断裂甚至翻转——这是心知肚明的事情。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之所以敢参加这个座谈会,是因为我2016年在北京大学给研究生开了一门专题课,就叫“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我所谈论的“现代文学”,是与“古典文学”相对应的概念,涵盖今天作为二级学科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从史料学或文献学的角度,讨论最近这一百多年的中国文学。这是门选修课,开给北京大学中文系相关专业的硕士生与博士生,三四年讲一轮,下学期又要开了,我还得认真准备。上次总共讲了十四次,我念一下各讲题目,你们就知道我的思路。第一讲是“文学史料学的内涵、源流及形态”,第二讲“文本的生产、移动及其阐释”,第三讲“新文学的版本、辑佚及考辨”,第四讲“‘新文学大系’的故事”,第五讲“全集如何编纂”,第六讲“中国近现当代作家资料集”,第七讲“中国近现代报刊(综合类)”,第八讲“中国近现代报刊(文艺类)”,第九讲“报纸副刊的编辑、检索与阅读”,第十讲“日记、书札及年谱”,第十一讲“自传、回忆录与口述史”,第十二讲“公私收藏的档案及其应用”,第十三讲“图像、声音以及网络资源”,第十四“史料学如何推动文学研究”。

在我看来,最近二十年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进展,史料学方面起很大推动作用。上古研究主要得益于考古发现,尤其是遗址发掘以及青铜器铭文,这方面主要受益者是历史学而不是文学研究。中古研究得益于秦汉竹简、敦煌文书、墓志以及壁画等,这方面用得最好的是唐代文学研究。唐代文学研究最近二十年的进展比近现代文学好,视野非常开阔,技术手段也多样化。近现代文学之推进,很大程度得益于晚清以降的报刊研究;而当代文学则主要仰仗档案及口述史。每个时代史料重点不同,研究方法也有差异。因时间有限,就选一个小小的话题来讲,谈如何看待手稿研究。

一个偶然因素,2019年年底,三联书店美编为我的重刊本《学者的人间情怀》设计封面,希望提供一页撰写于1991年、初刊于1993年《读书》杂志的那篇同名文章的手稿。家里东西很杂乱,书籍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居然搜寻到好些我20世纪90年代的文章手稿。很可惜,最想找的那篇没有。考虑到1993年后换笔,开始用电脑写作,很少再有手稿存留了,我干脆编印了一册《游侠·私学·人文——陈平原手稿集》(越生文化,2020),还写了篇《自将磨洗认前朝》的自序,纪念一个消逝了的文化/文学时代。

我的手稿集更多的是怀旧,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因为作为重点的那三篇长文都是发表过的,且没有过多删改。但这促使我想一个问题,手稿研究为何在中国没有真正展开,并成为一门学问,这跟我们以往不太重视作家及学者手稿的保存有关。首先得有大量手稿存留且公开展出,乃至刊印,才可能做专门的手稿研究。鲁迅手稿保存很好,最有条件开展此类研究,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商务印书馆刊行《钱锺书书稿集》,分《容安馆札记》(3册)、《中文笔记》(20册)和《外文笔记》(48册)三部分,如此海量的手稿,给研究者提供了无限驰骋空间,吸引了不少钱迷,日后会有好作品问世的。另外还有一点,近年中国各拍卖场中,文人学者的手稿大受青睐,这也促成了手稿研究的热潮。但到目前为止,如何保存以及研究手稿,学界还没有形成共识,仍可以说处在起步阶段。我想谈几位师友的手稿流传及编撰情况,从中引出一些有趣的话题。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王瑶先生的。王瑶先生去世后,师母委托众多弟子合编《王瑶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及《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我负责其中的《中古文学史论》等。当初师母给了我不少王先生关于古代文学方面的手稿,我很高兴,以为可以大展身手。但仔细比勘后,发现都已入集,且没有大的修改。也就是说,对于完成度高的文人学者,相关手稿作者生前已经清理过,保存下来,更多是作为纪念品,而没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若前后文字差别不大,或后出转精,你非要加注不可,我觉得是画蛇添足,没有必要。学术著作不同于短篇诗文,无法倚马立就,最初的想法与最后的定稿之间,会有很大差别,除非特殊情况(比如外力干预),否则没必要复原那些已被作者抛弃的最初设想。至于准备阶段的资料卡片,我也不觉得有穿插进现有著作的必要。若此类资料量很大,对学界有参考价值,值得作为专题资料集出版,那是另一回事。

王瑶先生留下来的手稿,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些检讨书。从20世纪50年代起,王先生就不断地写检讨,而且大都存底,免得下回说的不一样,那会被穷追猛打的。那一大堆检讨书,毫无疑问是被迫写的,可它记载了时代风云,以及那代学者特殊的心路历程,作为研究者,我们不能不重视。问题在于,这些检讨书要不要进入《王瑶文集》或《王瑶全集》,我和老钱(钱理群)意见不同。争论的结果是老钱获胜,大部分人赞同他。我之所以主张将王先生历年检讨书放在档案馆或图书馆,供专业研究者查阅,而不是收在全集或文集里,是考虑学者有权利维护自己著作的完整性。比如,文人学者的个人隐私,或在某个特殊阶段的违心之论,虽然那也是真的,但不希望进入文集传世,这个要求是否值得尊重。最典型的,莫过于钱锺书和杨绛夫妇状告人家出版或拍卖他的书信手稿,理由是,那是我写的没错,但著作权是我的,我不愿意刊行或拍卖。你们想写文章,考证那些鸡蛋是如何下来的,我觉得无聊,不配合。关键在于,作者有权处置自己的文稿,维护自己的学术形象。我们都知道杨绛晚年维护钱锺书手稿的坚定立场,很多研究钱学的人不理解,甚至很愤怒,但从法律角度,她是站得住的。

我当初之所以不主张将检讨书收进文集,是考虑王先生若在世,他肯定不愿意这么做。也就是说,从维护作者尊严及作品完整性的角度,是否可以拒绝“有闻(文)必录”。老钱说我的想法太理想化了,不适合中国国情,检讨书放在档案馆,一入侯门深似海,学者研究很困难。只有公开刊印,才可能传世,后代才能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从这个角度看,即使略为违背先生的意愿,也是值得做的。大概十年前,师母告诉我,除了《王瑶文集》和《王瑶全集》所收检讨书,她又找到了写于1967年3月的《我的检查》,以及同年5月的《关于我的“材料”的一些说明》,都是长篇检讨,抄录工整,内容也很丰富。我征求师母意见,问能不能公开发表,师母很犹豫。因此,2014年我们举办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我手中虽有这两份材料,但写论文时不敢引用。我看到了,但我没有权披露,家属拥有这些手稿的完整版权。直到2017年我主编的《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师母同意刊发这两篇手稿,同时配发王先生女儿所撰长文。这么处理,我以为是比较稳妥的。

第二个故事是钱理群的。老钱的文章很有激情,有时牵涉现实政治,不适合公开发表。老钱很通情达理,告诉编辑违碍之处你可以删,不要因为我的文章而丢了你的饭碗。但老钱是学鲁迅的,你删掉的地方,他都记下来。多年积累,编成了《删余集》《删余二集》等,打印出来送朋友。算是立此存照,告诉后人,我的某书某文被删去了某章某段,你若想了解我的完整论述,请把下面这段话补进去阅读。当然,必须是专业研究者,专门研究钱理群的,才有可能这么对照阅读。但现在碰到一个难题,《删余集》属于自刊本,不能进公家图书馆;加上印制的量很小,只够送朋友。而且以后我若引用,说此处文字见钱理群《删余集》第二十八页,人家编辑会不会不干,说自刊本无法复查,不算数。我自己偶尔也自费印书,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觉得有些私人话题或纪念性的东西,公开出版过于张扬,不符合我的性格及趣味。这方面的出版物其实不少,旧体诗词、地方文献、家族资料等,好些没有书号的图书,图书馆不能收,其实很可惜。

第三个故事还是手稿,不过有点变异。老朋友告知,若身体实在不行了,第一件事要把硬盘毁了。为什么?今天我们几乎所有人的写作都在电脑里面,其中有完成稿,有未定稿,还有若干片段以及参考资料等。有些篇章虽不完善,但毕竟是你的心血;有些很精彩的文字,但属于别人,你保存下来是作为参考资料。若你有幸或不幸成为专家的考察对象,把这些“文稿”全都混为一谈,那可真是冤枉呀。以前手稿保存困难,见到研究对象的只言片语,我们都很珍惜,会拼命挖掘,唯恐有遗漏。以后的问题则是如何甄别,电脑里保存的文字(手稿),并非都值得关注,如何在海量的数据里沙里淘金,是个难题。若见猎心喜,胡乱发掘新资料,说不定会制造很多冤假错案。记得20世纪90年代有位学者被揭发抄袭,据说是当年在国外读书,做了很多笔记,没有标记清楚,以后写作时直接引入,误以为是自己早年的独立思考。本人尚且有此混淆人我的危险,他人判断起来就更困难了。除了未成型的文章,不成熟的思考,别人的资料,还有个人隐私等,若被错误使用乃至引申发挥,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这是极端的状态,提醒我们注意史料发掘的边界。同样是手稿,若年代很早,存世极少,当然以发掘及保护为主。但即便来源可靠,言之凿凿,也都必须认真审视,要有批判眼光,不能盲信,别以为有图为证,写下来的就一定是真的。在大学教书,尤其是讲授史料学课程,除了传授学生搜集及使用史料的方法及门径,还得告诉他们陷阱在什么地方。只说史料很重要,把它吹上天,仿佛一纸定乾坤,这是不妥的。今天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的,大都希望能发掘及使用新史料,觉得这是过硬的东西。我在北京大学开史料学课程,首先说明是辅助性的,不能单刀突进。因为所有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批判、研究,必须有文学史的整体眼光,有这个大前提,才能把学问做深、做细、做活。否则,沉湎于细节的考辨,或者炫耀“独得之秘”,会把学问做得很琐碎,甚至把路子走歪。

所谓路子走歪了,既针对空疏,也指向妄断。没有大的视野,缺乏整体眼光,随便碰到一个新资料,就开始自由驰骋,任意发挥,说得天花乱坠,这是初学者常见的毛病。史料是否真实可靠,看你的考据功夫;史料用得好不好,则有赖于你的综合素养以及理论水平。有的人发掘了很多史料,但就是说不出个道道来,或者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其实,无论我们如何努力,找到的都只是“文明的碎片”,这些残缺的片断最终能否成型,取决于你的整体眼光及构造能力。必须有大的历史眼光,残片才能真正呈现其意义。傅斯年之所以提倡“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有他的针对性,不能盲目套用。若只满足于寻找,屏蔽一切理论思考,会把学问做得鸡零狗碎,不能说毫无所得,但意义不大。

姚名达在《哀余断忆》中,回忆自己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时,曾以《孔子适周究在何年》一文求教于导师王国维。王先生如何作答?以下数语,很值得玩味:“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学生的追忆文字,即使口吻逼真,也不能完全等同于本人深思熟虑的专业著述;但对这段话的真实性,我深信不疑。由哲学而文学、由文学而史学的王国维,独特的治学经历,决定了他不太满足于纯粹的考据。这里所说的大与小,并非指事物本身的体积,而在于能否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无深入发掘与阐释的可能,以及是否切合自家心境与文化理想。

具体到当代文学,我有个担忧,那就是手稿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不是说来源可疑,而是引用的限度。作家、评论家、翻译家都在世,彼此关系很好,来往书札不少,这些“证词”的可靠性到底有多高。在国外访学,常见到汉学家挥舞某某诗人来信,佐证自己的观点,而且不准质疑,仿佛这就是金科玉律。因创作—评论—翻译而结盟,成为好朋友,这我不反对;我只是担心因关系密切而循环论证,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圈。你指引阐释方向,我提供订购合同,最终产品果然严丝合缝。面对这些珍贵手稿,我的看法是,珍惜友情,略为参考,但不能作为关键证据。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文学人物和重要文学事件的接触者,对反映这些题材的传记、学术著作就有特别的关注。随之而来,疑惑就产生了。比如不久前读过的《唐达成文坛风雨50年》,我曾向洪老师请教过。我说陈为人固然下了功夫,也对唐达成深怀感情,但书中写到的某些人和事,和我所知很不一样,读多了,认为该书的史料来源多为丁玲及其秘书。我固然对丁玲极其尊重,与她的秘书也很熟。相信从她们的角度,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我所知道的很多事件,和陈为人引述的都不一样。如果只凭一方所知,就阐释了某个文学事件,推演某个人物的心路历程,是不是过于草率?洪老师告诉我,那都是孤证,靠“耳食之言”来写小说,或可“活色生香”,但仅凭“孤证”就作为文学研究的依据,似不可取。因此,我以为,在文学史料的使用方面,如何把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八卦”划清界限,是一个问题。

上面所举,是希望采信史料时兼收并蓄,避免道听途说、鲁鱼亥豕。其实我更忧虑的是,某些传记的撰写者,今天和传主的家人打得火热,不惜毫无节制地讴歌,有意避开某种“不利”的资料,而后又因为某种原因与传主的后人“反目成仇”,便不惜“添枝加叶”,这种把史料玩于股掌之上的文风,为正派的研究家所不齿。

因为我担任过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长,因此最后我想谈一点文学史料征集和使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首先要有历史眼光和职责担当。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某些被行政部门批评过了的、下架禁售的书,文学馆收存不收存?当然应该收存。比如我们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收藏了不久前去世的导演彭小莲的纪录片《红日风暴》。还有一些作品,因为受过某些部门或领导的批评,被“下架”或“禁售”,作为文学馆,难道可以不收吗?比如贾平凹的《废都》,当年也是“废”了的,难道可以不收藏吗?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认为文学史料的搜集,仍有不少工作需要完善。首先要把话喊出来,以期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我们不是要建设“文化强国”吗?那么请珍爱我们的文学遗产。不仅李白、杜甫是我们的遗产,汪曾祺也是我们的遗产呀。那么《汪曾祺档案》,就不应该留在他所在的京剧院里收藏,文学馆似乎才是好去处吧?类似的作家亡故后,档案的去向问题,是文学史料的重要部分,是值得关注的。这件事情建议中国作协出面做,为作家服务为文学服务,就应该一件一件去办好。

其次,就我们的馆藏资料而言,有些史料还有个法律问题。比如某位著名作家的家属在作家逝世后把他的日记捐给文学馆。但捐赠的前提是,谁查阅,必须征得家属的同意,或许要等到五十年后再予以公布。文学馆和捐赠者既有这种约定,是必须信守诺言的。由此想到的一个话题是,现在某些作家的回忆录到处出,有的是某些撰写者好奇,找八卦,所述未必牢靠;有的是家属为了缅怀亲人,所言不无溢美。因此研究家以更高的眼光来甄别材料,或许是更重要的。

最后也说一个“八卦”结束我的发言,和史料或也不无关系。刚才老师提及的几次重要文学会议,那些会议记录我也看过一些。的确为我们研究那些重要的文学节点以及各位作家的观点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但在当今的许多会议上,发言记录也已经难以呈现发言者的真实观点了。我曾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发言十五分钟,我的发言很尖锐,直言不讳地对我们的某些工作提出意见。比我的“火力”更猛的,是冯骥才,他呼吁关注“中国古村落”的消失,批评宣传文化部门鲜有作为。我惊讶地发现,我们的发言印到了“简报”上,都只剩“三言两语”,且都不过是“欢呼”“赞成”的套话而已。我记得我是和冯骥才一道向整理者委婉地提出“抗议”的,岂料那个女孩不解地看着我们,说您二位都是“老同志”了,您不懂吗?我和冯骥才相视一笑,说“懂,我们懂。”——可见对某些所谓的“史料”,也是不必太当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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