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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沛 | 后现代主义和历史认识理论

2020-12-16 09:43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作者:于沛 阅读

作者:于沛

来源:《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

于 沛

于 沛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今天虽已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但要概括回答“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仍是一件难事。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70年代末、80年代初,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J.F.利奥塔(J.F.Lyotard)等,将西方后现代文化形式的讨论上升到具有广泛意义的哲学高度。他们在批判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基础上形成后现代主义哲学,扩大了后现代主义的传播。20世纪90年代初,已可清楚地看到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最初因其理论充斥着大量抽象、武断与晦涩的概念,而不屑一顾,但随着后现代主义在国内外史坛的咄咄逼人,特别是一些人公开提出“用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国史学将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史学的出路寄希望于“后现代主义”等,我们就不能继续失语,不予理会了。

近年,一些学者开始深入研究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挑战,不断深化对所谓“后现代史学”的认识。笔者不揣肤浅,仅就“后现代主义与历史认识”略陈管见,主题是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自信,在与“后现代史学”的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理论。

一、从后现代思潮到“后现代史学”

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美术界在批判印象主义画派时,最早使用了“后现代”(postmodern)概念,一般认为,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F.W.Nietzsche)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源头。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重估一切价值”。他的叛逆思想以及他所宣扬的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1919年,法国画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给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加上式样不同的山羊胡子以示与传统“决裂”,形象地宣示了后现代主义精神。

马塞尔·杜尚 Marcel Duchamp - 《L.H.O.O.Q,带胡须的蒙娜丽莎》

马塞尔·杜尚 Marcel Duchamp - 《L.H.O.O.Q,带胡须的蒙娜丽莎》

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或挑战,有一渐进的过程。后现代主义对史学发生影响的关键一步,是对语言在历史叙事建构中所起作用方式的分析。这一步是因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20世纪初提出的理论而实现的。索绪尔将语言区分为共时性的语言和历时性的语言。语言是某一言语群体(speech community)中的主体在言语行为中积累下来的“存储的宝库”组成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包括“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把语言看成是由(作为听觉因素的)‘能指’和(作为他所指称的概念的)‘所指’构成的符号链条的研究途径,使历史学家能够摆脱将历史描述的客体解释为外在于语言,有待于运用言辞进行系统陈述的做法。”索绪尔首先提出在语言形成过程中意指行为的任意性。20世纪50年代末,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拉康(Jacques Lacan)等,赞扬他的理论有革命性的意义。德里达提出“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的理论,即与索绪尔有关。“解构主义”是一种文本阅读模式,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

在论及“后现代史学”的发展,即史学的“后现代转向”(postmodern turn)时,除作为广阔的背景要述及“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外,在西方史学自身的发展中,多涉及法国年鉴学派,认为年鉴学派是“后现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或重要事件。1947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完成的《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是与西方传统史学分道扬镳的标志性作品。这部作品不仅仅探求“个人规模的历史”是如何发生的,而是探究“群体和集团史……这些深海暗流怎样掀动了地中海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探究“人与他周围环境的关系”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该书不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而首先是地理与生态环境、文化与心态结构,其次是社会人口和社会经济形态,最后才以这些为基础,来阐述政治、军事史。他提出历史研究中的短促迅速与动荡的“短时段”、节奏缓慢的“中时段”和几乎静止的“长时段”概念。《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问世后,遭到一些名家的批评,布罗代尔对此并不予理会。1966年,这部著作再版时,虽有大量的增补和改写,但其理论与方法及基本内容没有本质改变。

将“后现代史学”的发展与年鉴学派联系在一起,很容易造成误读,即认为前者与后者在理论与方法上有直接的渊源,而实际上绝非如此。之所以将“后现代史学”与年鉴学派联系在一起,可能是基于年鉴学派问世时相对于西方传统史学而言的那种“标新立异”、“离经叛道”、“反传统”,以及对西方传统史学的剧烈冲击。迈开史学“后现代转向”的关键一步,是与“历史的语言学转向”或“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是这一转向过程的领军人物。

海登·怀特的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1973年出版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以下简称《元史学》),以及《话语的比喻:文化批评论集》(1978)、《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表现》(1987)、《比喻实在论:模拟效果研究》(1999)等著作中。“元史学”,英语为“Metahistory”,直译是“史学之后”,一般认为,可能是联想到“形而上学”(Metaphysic,直译是“物理学之后”),才翻译出“元史学”这一术语。在西方,《元史学》被认为是自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历史的观念》以来史学理论方面迄今最重要的著作,是“后现代史学”的先声。海登·怀特认为,“他在《元史学》这部著作中获得了两项理论成果,一是确立历史作品普遍存在着诗学本质,二是展示了一种被称为‘历史的’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在他看来,史学是一种研究和表现方式,任何史学作品都包含一种深层结构,它是诗学的,实质上也是语言学的,是一种未经批判而被接受的范式。史学无科学性可谈,人永远不能找到“历史”,因为历史已经逝去,不可能重现或复原,人们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或找到被阐释和编织过的“历史”。怀特强调,真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所以历史不可能只有一种,有多少种理论的阐释,就会有多少种历史。

安克斯密特倡导从美学的观点看历史书写。他试图在哲学逻辑中追溯历史叙事的复杂性。在他看来,历史叙述就像肖像画,它不是有关对象的摄影反映,却是人物风神的丰富表现。历史写作在满足理性的、科学的探究要求的同时,审美也是其内在固有的要素。安克斯密特认为,“只要我们在处理叙事实体时采取的是美学而非认识论的路数,对历史学家语言的实体化并不会将历史写作变为懒惰的自我反观。这就是美学优于认识论的地方”。这种观点与海登·怀特的理论在本质上完全相通。

除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外,托波尔斯基(Jerzy Topolski)主编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历史编纂:历史研究方法论文集》(1994)、凯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著《关于“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1995),艾伦·蒙斯洛(Alun Munslow)著《解构历史》(1997),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著《历史学视野中的知识和后现代主义》(1997)等。这些著作都为后现代主义在史学中的渗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凯斯·詹京斯1997年编的文集——《后现代历史学读本》,在西方史学界有较大影响。凯斯·詹京斯认为:传统历史学家是由不关心政治的愤世嫉俗者、保守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基督徒以至一些过时的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组成的广泛的信仰群体,传统的历史研究不过代表了“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只有后现代主义才能改变这一切。后现代主义五花八门的表现,如否认本体、本源、基础和原则;消解现代性和主体性;主张多元、多变、多维、多样和怀疑;强调模糊性、间断性、散漫性、不确定性、反叛与变形等,在“后现代史学”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具体反映。

二、“后现代史学”的内容和对历史认识的“解构”

在现代西方学术语境中,尼布尔(B.G.Niebuhr)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为一门尊严的独立科学;他的崇高人格成为后一代伟大历史家的典范或鼓舞力量。”19世纪,史学成为一门学科的重要标志,是史学的科学化消解了与修辞学和文学两千余年的联系,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近代以来西方的历史认识,其主流都聚集在现代主义(modernism)的旗帜下,现代主义史学建立在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基础上,将科学、艺术、文化等纳入历史认识视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重视人类历史演变的趋势,崇尚历史进步的观念,认为人类历史是一线发展的统一过程;其研究方法的突出特点,是讲求理性与逻辑,注重实验求证。

进入20世纪后,实证主义(positivism)对史学仍有广泛影响,历史知识首先是关于“事实”的知识。1938年,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aurice H.Mandelbaum)在《历史知识问题——对相对主义者的答复》一书中,批判了西方广泛流行的“历史知识怀疑论”,用不少于1/2的篇幅,对历史相对主义进行了批驳。莫里斯·曼德尔鲍姆信奉并论证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强调“历史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系列所作的叙述性记事”;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历史记述(account)或叙述(narrative)。他指出,相对主义对无可争论的历史知识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相对主义者把他们的论证建立在对历史综合做出一种错误理解之上”。而“后现代史学”所持的极端历史相对主义立场,比20世纪上半叶的相对主义史学走得更远。

后现代主义全盘否定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它的兴起,使得人们对进步的信念、历史时代划分的方法、个人能知能行的观念,都产生了疑问”。这些在历史研究中,特别是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是直接将理性主义的历史认识引入困境,以致彻底推翻历史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解构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内核之一,也是“后现代史学”的理论渊源之一。“解构主义”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创始人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他认为符号本身能够反映真实,对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解构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强调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一切领域,一切固有的确定性、既定界线、概念、范畴等,都应推翻;追求真理不过是“西方的一大幻想”,通过历史认识求解历史的真理,自然也在“幻想”之列,历史的真相人们永远无法知道。

1969年,米歇尔·福柯发表《知识考古学》。他认为人根本没有能力推敲出所谓“真实的历史”这一使命。他说:“不连续性、断裂、界限、极限、体系、转换等概念的引入给整个历史分析提出的不仅是程序问题,也是理论问题。……然而我们也只是在一个特殊的范围中考察它们,即在那些界限如此不清、内涵如此模糊以致我们把它们称为观念史,或者思想史,或者科学史,或者认识论的学科中来考察他们。”福柯强调:“首先应该完成一项否定性的工作,即摆脱那些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福柯彻底否定历史一线进化的历史理性认识,提出用“考古学”(archaeology)和“谱系学”(genealogy)代替“历史学”(history)。这使一些人声称福柯之后,“没有人再敢说自己发现了历史的真实”,《知识考古学》“敲响了历史的丧钟”。

20世纪70年代,海登·怀特撰写《元史学》的目的,如其所言“是针对实证主义、针对某种实证主义的历史观念的”;它“所做的、或者力图做的,就是要解构所谓历史科学的神话”。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哲学观点,以致一些人认为怀特所启动的叙事的历史哲学(亦称“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为西方传统的历史哲学重新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平台。怀特以19世纪的四位哲学家和四位历史学家为例,把他们的著作从文字风格、修辞形式等做了深入的比较分析。怀特认为,即使历史学家有意识地摆脱政治、宗教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他们还会受到文字风格、修辞形式等因素的影响。因为历史著作不可避免要通过语言来叙述,这一“叙述”,实际上就是主观地讲故事(story-telling),历史事件只不过是“故事的因素”;既然是故事就会有情节,于是历史学家写作时,自然而然地就会“情节化”(emplotment)。这样,既然历史和文学都是人们想象的产物,所谓历史的真实性在“编织情节”的过程中,就已荡然无存了。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与文学家的创作活动,没有根本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这区别就在于历史学家是在“发现”故事,而文学家则是在“创造”故事。

海登·怀特认为,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是“19世纪将历史研究转变成为一种科学的最一贯的努力”,也是“分析历史意识与历史存在的实际形态之间关系的最富成效的努力。在其著作中,历史反思的理论与实践同它们诞生的社会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但是,他的“叙事的历史哲学”,却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大相径庭。海登·怀特瓦解了确定历史客观真理的基础,即颠覆了科学的历史认识的基础。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在“讲故事”的基础上,如何去认识历史,揭示历史的真理性内容?

《元史学》于1973年问世后,海登·怀特并没有因受到西方史坛的诸多批评而改变自己的观点。21世纪初,他为自选集《后现代历史叙述学》中文本专门撰写《“形象描写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和历史书写》、《讲故事:历史与意识形态》等文章。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曾多次对海登·怀特的观点提出异议。他认为,怀特用“诗化行为”(poetic act)缩小历史学术研究。“怀特的错误在于他认为因为所有的历史记述包含虚构因素,所以它们基本上是虚构的,可以不受真理的控制。对他而言,不仅事件的任何层面有许多不同的可能解释,文献的任何部分也有许多可能的解释,而且它们有相同的真理价值。”海登·怀特还曾讲过,“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现今处境不佳,因为,它已看不见它在文学想象中的起源。……通过再一次将史学与其文学基础更为紧密地关联起来,我们不但能防止意识形态的扭曲,也将创造一种历史‘理论’,没有这种理论,历史就不能成为一门学科”。在这里,怀特实际上已将是否接受他的理论,当成评判历史学能否成为一门学科的唯一标准。在他看来,启蒙时代以来的传统的历史学学术研究,已经死亡了,代之而起的史学的“后现代转向”,只能建立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尽管他在不同的场合坚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

安克斯密特的《叙事的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学分析》进一步扩大了“后现代史学”、“叙事的历史哲学”的影响。安克斯密特的历史哲学思想有三个核心概念,分别是:“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历史表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和“崇高历史经验”(sublime historical experience)。安克斯密特力图通过对这些概念的阐释,从一新的视角深化叙事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元史学》是德里达有名的话‘文本之外一无他物’的史学版:在他们两个人这里,对文本的唯一关注让人忽视了文本所指以及文本与世界的关系。……因此,我的观点是,怀特的史学理论对关注历史写作的史学家意义巨大——但它对怎样才是对过去的最好描述的问题没有给出回答。”(17)如果说怀特主要是通过“文学理论”构建史学文本的叙述结构,那么,安克斯密特则是在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背景下展开自己的历史哲学的思考。他将美学研究中的某些范畴,如“表现”等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试图在《历史表现》等著作中对怀特的理论“有所补救”。然而,安克斯密特的“语言语义学”转向,同样没能清楚回答“怎样才是对过去的最好描述”等重大理论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后,安克斯密特开始以“历史表现”概念,取代他原来所用的“叙事实体”、“历史叙事”和“叙事性解释”等术语,因“叙事”更多是与“讲故事”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为了避免与“讲故事”有关的一切联想,“历史表现因此就成了一个替代性的选择。从词义上来说,表现(represent)是对于一度在场或出现(present)、而如今已然缺席或不在(absent)的东西的再现(re-present),而历史学文本所要做的,正是要将已经不在的过去的某个部分重新呈现出来。当然,这种重新呈现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兰克‘如实直书’那种意义上的对于历史‘本来面目’的复原,而是以对于和过去相关的事实性陈述的组织和编排,呈现出对于过去某一部分的解释。历史表现所指陈的,就是作为整体的历史文本,而不仅限于以讲故事为特征的历史文本”。不言而喻,这种“对叙事概念进行改造”,并没有改变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讲故事”从本质上看,还是“讲故事”,这一切与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认识,无论是感性的、考实性的历史认识,还是理性的、价值判断的历史认识,都风马牛不相及。

三、“钟馗打鬼”: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理论研究

2006年6月27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邀请,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来所作题为“后现代思潮与历史学”的演讲。他说,后现代思潮从产生之日起,批评它的声音就没有间断过。但是在美国学术界,对它所作的批评还是远远不够的。由于后现代主义者多采取一种恃才傲物、自命不凡的态度,许多批评并没有对它产生实质性影响。艾恺教授希望中国学者能够认清后现代思潮的种种弊病,免受其害,而且还要像“钟馗打鬼”一样,在批判后现代思潮这个“鬼”时做出自己的贡献。

艾恺的上述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有一定代表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后现代史学”的批判成为西方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如艾尔顿(Geoffrey Elton)认为,后现代主义立场与职业化的历史研究是完全相悖的,“荒谬绝伦”,“毫无意义”,是“异端”、“病毒”。他呼吁年轻的历史学家要抵御“来自德里达和福柯理论中的致癌物质”。理查德·艾文斯(Richard J.Evans)把后现代主义者看成是在历史学科大门口的“智识领域的蛮族”,认为他们正“在历史学的城下逡巡,腾腾杀气扑面而来”。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则“疑惑历史可能正朝向一个变得会灭绝的学科的路上走”,因而,“我们应该与来自极端相对主义者——从怀特到德里达——的攻击,进行战斗;(历史学)这项专业知识是在19世纪晚期,从研究证据的过程中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我们应该为保持这一专门知识而战”。鉴于“后现代史学”日益嚣张,他呼吁史家要“并肩作战”。

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后现代思潮对历史学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传统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撰学的挑战;二是在后现代史学思潮影响下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对当代中国历史科学而言,这两方面的挑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个方面,即对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历史认识理论的挑战,因历史认识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挑战。至于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主要表现为历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meta-narrative,或master-narrative)不见了,这仅是外在的表现。“通常情况下,‘历史’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履行其文化导向功能。它通过描述读者所处世界的诞生与发展,使这个世界在其规范的结构中得以合法化,并同时使它拥有了一笔宝贵的经验财富,借助于这笔财富,就可以解决导向问题,以达到社会的一致性。”不言而喻,宏大叙事的消失,与其说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不如说是以实证主义和理性分析为核心的现代主义史学正在被瓦解。

“后现代史学”放弃了现代史学强调的“史料优先”传统,不再从原始史料出发,而是刻意凸现话语之间的交流、转换,重点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在实证与批判的基础上重建历史的生动图景。在历史叙述之外,不存在任何客观历史。这与马克思所说的“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截然对立。福柯通过对疯癫、惩罚、性等微观主题的研究,致力于解构启蒙运动以来居历史研究主流的宏大叙事,在“恢复历史的多元面貌”的旗号下,彻底否定以理性为核心的历史进步观、线性发展观和历史连续性。这样,在后现代史学家看来,历史不过是“那些稍纵即逝”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的堆积。传统历史学研究中的“宏大叙事”,被日常生活、底层人物、突发事件等微观和细节的历史所代替。“宏大叙事”被“碎化”了,历史学的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其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合理性,自然也都不存在了。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形成时,首先要回答的是社会历史发展是否有规律、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等历史本体论问题,而对于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则在其次。19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实践中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自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深化研究后现代思潮,回应“后现代史学”的挑战中,系统研究历史认识理论的客观要求进一步凸显出来。“后现代史学”的直接理论成果之一,是叙事的历史哲学的形成,它的价值不在于回答了什么,而在于提出了什么。对于它所提出的问题,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出发做出科学回答,是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现实任务。

2008年,笔者曾指出:“历史认识论是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新的生长点之一。”“历史认识理论强调历史认识主体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性,并非是在否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非是在宣扬主观唯心主义,恰恰相反,这是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和庸俗唯物论、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划清界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是回应“后现代史学”严峻挑战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深刻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对19世纪上半期以思辨哲学方式出现的使实在神秘化的哲学形态的批判,对于今天认识“后现代史学”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本体论是一个有机整体,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与后现代的叙述的历史哲学的原则区别。马克思主义“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人类历史发展是服从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的发展是绝对的,不取决于人的意志和愿望,这是历史认识的科学前提。科学的历史认识,是认识主体对人类历史过程的正确的反映,其中就必然包含历史的绝对性的内容,虽然这种“绝对性”依然是相对性的认识。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包括历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不断发展,将帮助历史认识主体对人类历史过程有更深刻、更准确的认识,从而使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在新的水平上更加完美、辩证地统一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预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整个世界历史进程都充分证明,他们对历史的科学认识无懈可击,他们的结论一次次为确凿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实证主义可以说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一个迟产儿,在19世纪就无法赢得我们足够的尊敬。……实证主义的缺陷在于,它对代表人类社会特征以区别于那些直接从非社会因素的影响中产生、或是区别于以自然科学的模式的现象乏善可陈。它对人类历史特征的看法,如果不是形而上学的,就是属于思辨性的。”“历史变革的主要动力因此来自以历史为主的社会科学(如德国经济学派的‘历史学派’),但主要来自马克思,他的影响家喻户晓。”然而,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后现代史学”否定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随心所欲地解读历史,这无论对实证主义史学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是一种倒退。

“后现代状况之下,历史学的根本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过去而研究过去。历史研究作为一种参与社会实践的独特方式有其现实的意义。”“作者死了”、“文本之外无他物”这类后现代口号,“为公众的历史解释提供了理论的依据”。这些事实所蕴含的史学的社会功能以及史学对现实的关注和干预等,虽然早已有之,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赋予了新的社会内容。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始终是推进世界历史进程的强大理论武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和“钝化”。当前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若说这是因“后现代史学”的挑战所激发也是事实。毋庸质疑,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学术竞争是发展科学的正确道路。1853年9月3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对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表示大惊小怪。”今天重温马克思的这封信,我们对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光明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作者:于沛 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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