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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读钱谷融先生(3)

2017-10-10 08:19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钱理群 阅读

   (二)治学之道

   读《闲斋书简》,印象最为深刻之点,是他的学术研究是为文学之光所照亮的;由此形成了一个概念:钱谷融先生是一位“文学型的学者”。这就是说,他所看重、关注的,是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本性上的一致性,他是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和从事学术研究的,他的文学观,同时也是他的学术观:如果说,“文学是人学”是他文学观的核心;那么,在他看来,“学术也是人学”,这也是他的治学之道的基点。由此而展开的,是四个方面的命题。

   学术的功能:提高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

   钱谷融先生在给美学家鲁枢元的一封通信里,慨然宣布:“我对一切企图使文学现象科学化的努力都持怀疑态度”。[77]

   此话说在1989年,也正是方法热风靡学术界,将文学研究“科学化”,实际是“技术化”的倾向正在冒头的时候,钱谷融先生就提出了他的质疑和挑战,这不能不说是超前的。

   收信人鲁枢元后来在《“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一文里,对此作出了一个解说与发挥:在他看来,这样的质疑和挑战,早在钱谷融先生在1957年所写的《论“文学是人学”》里就已经提出:“从这篇文章的总体倾向上看,作者对于现代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崇尚‘本质’、迷信‘规律’、推重‘概念’的理性主义专断深表怀疑,对于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当作工具的手段看待的工具理性尤为反感。也许是出自作者酷爱自然和自由的天性,使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表现出‘先天式’的反叛”。[78]

   钱谷融先生对鲁枢元的这一阐释,作了如下回应:“这也可以说是对我的意见的正确概括,但概括就有了净化,有了提高。不过,我还是可以承认的”;但“进一步总结说:‘这就是说,作者在潜意识中已经表达出他对现代社会思维模式的反叛,在其出发点上已经站在了反思‘现代性’的立场上’。这我可能就顶多只有一种模糊的倾向,而并无明确的意识了”。那么,钱谷融先生基本上是认可了鲁枢元的分析的;而且,在回应里,钱先生还特意指出:“我是有些迷信的,因为有许多神秘的,未知的领域,我觉得科学和人类的理性,对之还是无能为力的”。[79]那么,钱谷融先生是始终保持了对宇宙生命,文学艺术,以致学术的某些神秘感的。他对科学理性主义的怀疑也是根源于他自己对生命与艺术、学术的直觉、感悟的。

   我们感兴趣的,是当钱谷融先生对“崇尚‘本质’,迷信‘规律’,推重‘概念’的理性主义专断”表示怀疑时,他就实际上向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观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以揭示“本质”,发现“规律”,总结“经验”为学术研究,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最高职责与追求,并且以发现了的本质、规律、经验来影响现实,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作用与功能的。在钱谷融先生看来,这都是以抽象的本质、规律遮蔽了文学、学术中的“人”、人的“心灵”,及其感性特征(感情,审美等等),是将文学、学术工具化,是根本违背了文学与学术的本性的。

   钱谷融先生和他的后继者所要做的,就是要恢复文学与学术的“人学”本性:文学“是一门由人写人,同时又感染人、同化人的艺术”,“写人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自己从作家描写刻画的人物形象身上‘了解自己’,从而激励自己、丰富自己、完善自己”;[80]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研究人”的,其最大功能,也应该是通过对作家描写刻画的人物形象和文学世界的分析,提升读者对“人”,人的“精神”的认识、体悟,并达到审美的境界。也就是说,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其基本职责与功能,和文学艺术有着根本的一致:都“应该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境界”。[81]钱谷融先生或许并不否认文学史研究有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功能,但他显然认为这样的提升人的精神的功能是更为根本,是更接近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本性的。

   其实,钱先生自己的研究,就提供了一个范例。他的曹禺研究让我们感动与迷恋,以致具有了某种独立的永远的魅力,就是因为它是作用于人的心灵的,引导我们去“探求变异复杂的人性”,“从灵魂的最深处,从内心最隐蔽的角落”去体察人,感悟人,探索人,“用诗的眼光看待生活”,以“一种特殊的敏感,特殊的爱”去欣赏、品味语言的美------。[82]他的曹禺研究,不仅引导我们理解、欣赏曹禺的剧作,更是提升了我们对“人”,也包括“自己”的体认,领悟,提升了我们的审美眼光,情趣和能力,提升了我们的精神境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自己。——这才是学术的“无用之大用”。

   学术研究也是人的生命现象

   在前引鲁枢元文章里,他特别重视钱谷融先生在《艺术·人·真诚》里对歌德观点的一个发挥:强调“真正的艺术作品和真正的大自然的作品一样,都是有生命的”,因而把文学艺术现象也看作“生命现象”。[83]我理解,这也是钱谷融先生对学术,对文学研究的一种体认,因此,他不但如前文所说,强调学术研究能够赋予研究者的生命以愉悦与意义,而且主张“治学做人,都全身心投入”,[84]“用至纯至真的心灵、乃至整个跃动着的生命”去做学术工作;[85]在写给学生的信中,更提出“要把自己的心摆进去”,“既要能入乎其内,又要能出乎其外”的要求。[86]所谓“入乎其内”,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摆进去”,将自我的生命,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命,以及人物的创造者作家的生命,相互纠缠,融合,撞击,这才会有理解的同情,这是一个以赤子之心拥抱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过程,需要全身心的,而且是充满感情的投入,而不能绝对冷静与客观——钱谷融先生就曾批评一位研究者“冷静,不动声色得过了头”。[87]而所谓“出乎其外”,就是在有了理解的同情以后,还要跳出来,正视作为历史当事人作家所不可能了解的后果,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进行审视,以达到更深入、深刻的理解,达到一种“理论的深度”,这自然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但也依然需要感性的渗透。[88]

   可以看出,钱谷融先生非常重视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感性特点,在他看来,这是由文学的本性决定的。他曾和朋友专门讨论过文学中“思想和感情”的关系,指出“世上只有不带感情的思想,却没有不包含些微思想意识的感情。像我们过去那样奉‘思想’为神明,视感情为妖魔的做法,是荒谬而可笑的”,“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既有浓烈的感情,又有深刻的思想的”。[89]在钱谷融这里,这同时也是对文学研究的要求,如果研究的结果,只剩下“深刻的思想”(实际情况常常或是被拔高的“思想”,或是被肢解的“思想”),而将“浓烈的感情”完全过滤,没有任何“文学味”,那就失去文学研究的本性了。钱谷融先生曾表示:“对文学作品,我最看重的是其中所蕴含的感情的品味与其深度和浓度”。[90]这是他衡文的标准,他对文学研究大概也有这样的期待:学术研究也应该有“品味”,有思想和情感的“深度和浓度”,因为这背后不仅有人物、作者的生命,更有研究者活的生命,“人品”与“学品”是统一、胶合的。

   在钱谷融先生看来,学术研究是一种特别有意味的生命运动,其最有魅力之处,就在于它的“个性化”。因此,他一再表示:“我对集体编写始终持保留态度”,[91]并且告诫年轻的研究者,一定要写“个人专著”,“不要为‘教材’这个框框所束缚,不要企图写成一本严谨、规范的、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僵死的东西”。[92]这里包含有三个重要提醒。其一,文学研究,从来是个人性的精神活动,生命运动,是最不能“集体化”的。其二,学术研究应该讲究“严谨、规范”,这是一个基本要求,钱谷融先生就曾严厉批评一位研究生的论文“多揣测之辞,难以征信”,[93]并且告诫学生:“白纸黑字,不能马虎,一定不能出错”。[94]但如果把这样的基本要求绝对化,变成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那就会导致谬误,反而遮蔽了学术研究的本性:“发现”才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而且是个人的独立的发现,因此,“说自己的话”,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绝对要求。[95]其三,个人的独立的学术研究,是不可能“各方面都接受”的,“学术上总是会有不同意见的”,[96]而且学术研究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也就是学术自由的意义所在。因此,如果以“各方面都可以接受”为追求,那就必然导致学术的僵化与平庸化,这背后同样是生命(学术的生命与学者的生命)的僵化与平庸化:这更是学术研究之大忌。

   在钱谷融先生看来,学术研究最能吸引研究者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最能够激发研究者的创造力的生命运动。因此,“创新”也是学术研究的绝对要求。用钱谷融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今天总不能只是重复过去已经说过的意见,总得能结合新的经验,从新的角度说出一些新的东西来”。[97]

   这里,讲学术研究的个性化,创造性,其实也都是在强调学术研究中,研究者的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当然,这样的主体性,同时也是受着研究对象客体的制约的。因此,钱谷融先生也反对以主观的“先入之见”脱离对象任意发挥的“求之过深”。[98]

   学术研究的“人情味”

   作为“人学”的学术研究,它不仅要重视研究者的人的主体性,而且还要处理好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作家的关系问题。对此,钱谷融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

   “既不为贤者讳,可又绝不过于苛求,还是出之于谅解与同情。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不但要有清明的理智,更要有博大仁爱的胸怀”。[99]

   在另一封书信里,钱先生又提出了“缘情度理,态度宽厚”,切忌“过苛”的原则。[100]

   这里集中了钱谷融先生一生治学的经验,有着深刻的学理,值得认真琢磨。

   我体会,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其背后都蕴含着钱谷融先生的人性观。

   首先是“不为贤者讳”。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这正是中国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致命问题:总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而多所忌讳,设置了许多人为的禁区。而有些研究者则是研究愈深,对研究对象感情愈深,也就自觉、不自觉地“为贤者讳”。

   更有甚者,有些研究者,把个人的学术地位和其研究对象的地位连在一起,着意拔高研究对象,而回避其不足。这样的对历史的遮蔽,首先是违背了学术研究必须“面对一切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的科学性原则,违背了钱谷融先生一直强调的学术“良知”,在他看来:“如有顾虑,干脆就不必写文章”。[101]这里也还有一个学术思维的问题:我们总是习惯于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来对待研究对象,而缺少面对学术对象复杂性的愿望和处理复杂性的能力。而从我们这里讨论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的角度看,这样的“为贤者讳”,实际上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持“仰视”的态度,这就根本上违背了人与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平等”原则,而这一点,正是钱谷融先生所要坚守而绝不能让步的。

   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既不能“仰视”,其实也是不能“俯视”的;于是,又有了第二个方面的“苛求”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痼疾,用钱谷融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太多的“诛心之论”。[102]这样的“苛求”、“诛心”,一方面,是缺乏历史感,不能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研究对象的得失,因而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同时也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与同情,而将研究者自己置于道德的,政治的,艺术的“制高点”,进行审判式的“研究”。而钱谷融先生所要坚守的人道主义的绝对原则,则是要“坚持‘把人当作人’。这对自己而言是要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自主;对他人而言,则是值得尊敬人、同情人”。[103]因此,钱谷融先生在这里呼吁学术研究对研究对象要“有谅解与同情”,要“态度宽厚”,有“博大仁爱的胸怀”,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学术研究也应该有人情味”的问题,呼唤“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学术”。钱先生有一句话说得我心热身暖:“温温二字好”。[104]我们的学术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温润”之气,而充满了戾气。在今天“铜臭味”越来越浓,学术研究越来越技术化,人文精神失落的学界,这样的呼吁,或许是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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