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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立文给中国艺术的遗言:这圈子病态

2014-06-16 09:26 来源:南方周末 阅读

迈克尔·苏立文被称作“20世纪系统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的西方第一人”

  迈克尔·苏立文被称作“20世纪系统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的西方第一人”。2013年9月苏立文去世。在这之前一个月,苏立文访问了中国,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长途旅行。(CFP 图)

  “因为有了斯诺,西方了解了中国革命;因为有了苏立文,西方了解了中国美术。”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所说的苏立文,全名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是20世纪系统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的西方第一人。

  他所著的《中国艺术史》,是牛津、耶鲁、普林斯顿等学校沿用40年的读本,是使用最广的中国艺术史入门书。苏立文和林风眠、吴冠中、倪贻德等是老朋友,和徐冰等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也有不少联系。

  2013年9月的一天,学院派去苏立文寓所修房的工人发现老人已在浴缸中躺倒多时,背部多处擦伤。送入牛津大学医院之后,苏立文再也没有醒过来。9月28日上午,苏立文去世,享年97岁。这时距离他访问上海才过了一个多月,这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苏立文把一生中的最后一次长途旅行交给了中国。

  苏立文生前立下遗嘱,全部个人艺术品收藏捐赠给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这四百余件捐赠包括不同时期、不同风格艺术家的作品,既有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林风眠、丁聪等人作品,也有徐冰2002年创作的《地书》。阿什莫林博物馆在2014年3月举办了小型纪念展,展出了从这批捐赠中精心挑选的作品,展览名为“迈克尔·苏立文:艺术与友情相随的一生”。

  2014年4月,《中国艺术史》出版了中文版,苏立文留给中国艺术的结语是:“我们可能期待看到艺术家和权威之间的张力——艺术家既部分接受又竭力反抗制度和社会对个性自由施加的约束。就是在这些约束之中产生了过去伟大的中国艺术传统的众多杰作,也许还是在这些约束之中,未来伟大的艺术也会源源不断。”

  2013年8月,97岁的迈克尔·苏立文来上海参加书展活动时,依然有着年轻人一样的节奏,当时他为代表作《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的出版发行兴致勃勃地接受采访、会友、去美术馆看展览。

  苏立文遇到新结识的朋友,都会请对方在他随身带着的旧旧的笔记本上,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苏立文逻辑严谨,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准确记得每一次访问中国的时间、人名、地点。当南方周末记者提到他在阔别40年后重访中国时,他立即更正:是35年。

  艺术理论就是一连串的有色镜

  1940年,24岁的加拿大人迈克尔·苏立文从昆明开着道奇卡车将国际红十字会的药品运到重庆,从此与中国有了不解之缘。两年后,苏立文与后来的妻子吴环相识,并通过她结识了许多聚集在大后方的中国艺术家——张大千、吴作人、庞薰琹、叶浅予、关山月、丁聪等人,苏立文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艺术。

  苏立文先后在剑桥大学获得建筑学学士,伦敦亚非学院获得艺术史学士和哈佛大学获得艺术史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多所大学任教,教授当时颇为冷门的中国艺术。在苏立文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先后出版了《20世纪中国艺术》、《中国艺术导论》、《中国山水画起源》、《艺术中国》、《东西方艺术的交会》等专著,研究领域涵盖整个中国艺术史。

  苏立文与丁聪以“小丁”和“老迈”互称。吴作人在苏立文家的阳台上完成了《青海市集即景》的画稿:“他需要很大的空间,而我们的阳台很宽敞。”苏立文还和刚从敦煌回来的张大千结为好友,让苏立文惊奇的是张大千竟然拥有私家人力车。

  苏立文当年还和关山月互为师徒,苏立文教关山月英文,关山月教苏立文按照《芥子园画传》学习中国画技法:“当时我并不想成为一个画家,但我想学到传统中国画中最基本的元素,也就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如何从头开始学习。”

  和苏立文最亲近的是庞薰琹:“当时我们住得很近,我们之间沟通都用法语。他当时借了我一本书。当时来自外国的书籍非常少,但是他从巴黎带回来一本关于塞尚的平装书,把它当作宝贝一样。”

  苏立文回忆说:当年因为战争,绘画的颜料非常缺乏,一部分艺术家回归到水墨画中,因为墨水在当时比较容易获得。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庞薰琹还是用非常珍贵的油画颜料为吴环画了肖像。

  抗战胜利后,庞薰琹和苏立文在成都道别。35年后,苏立文在北京与庞薰琹在晚宴上久别重逢。苏立文请庞薰琹讲法语,庞说他法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几杯酒之后,他的法语又恢复了。虽然被那个不幸的年代摧残,但是他们不愿意说‘文革’的经历,他们更在乎未来是什么样的。”庞薰琹告诉苏立文,他最担心两件事,第一,他此前的20年已经被浪费,希望能够再多活10年;第二,不要用现在来衡量我们的价值,因为现在只是开始。

  1946年,苏立文回到了英国,他的画家朋友们则离开了大后方,“他们当时的梦想就是战后能够回到上海,因为那里的生活非常适合艺术创作。当时他们的梦想更多的是未来而不是当下。但是当他们最终回到上海时,更多的是震惊。庞薰琹告诉我,当时他想在上海找一个公寓,房东的开价是在租金外加2000美元押金,当时谁有那样的钱呢?于是在上海工作也变得非常困难。”

  2013年8月17日下午,苏立文特地去了中华艺术宫,他想看看那里收藏的多位老朋友林风眠、吴冠中、倪贻德等人的作品。

  中华艺术宫的斗拱造型引起了苏立文极大的兴趣,他设想将这个建筑的照片用作他的《中国艺术史》新版的封面。原为世博会中国馆的中华艺术宫的造型始终存在争议,在送苏立文回旅馆的车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苏立文饶有兴致地听着。

  苏立文对中国当代艺术寄予了同样的热情。他收藏过徐冰和蔡国强等人的作品,并询问起他们近期的创作。苏立文听说徐冰在外滩美术馆有作品展出,立刻要去看。

  “中国的艺术界产生了很多自我重复的东西,不断地重复,失去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和道路。”2005年,苏立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着如下的说明,“艺术中的理论如同一连串的有色镜,我们戴着有色镜去看现实,不会看到我们原来要看到的问题。它们模糊了许多东西,以致无法看清整幅画卷。我没有理论,再次强调我没有理论,并且强烈地建议年轻的艺术史家们坚定地让理论待在它自己的底盘,仅将它作为帮助理解艺术史概念的一个援手。你们可能会问,什么是你进行研究的动机?我只能说,我的动机是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对理解的渴望,以及尽我所能去做的那样拥有未知的尝试。”

  苏立文最终没看成徐冰的展览,因为刚刚闭幕。“我见过徐冰,但我和他并不太熟悉。”苏立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人老了,会更加愿意维护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世界的发展不会等待老年人。很多作品,我试图去理解,但我理解不了,年龄毕竟会让我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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