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适应在大的方面体现在鲁艺办学方针上试图学院化、正规化,与党的需要产生冲突。1939年11月28日,鲁艺正式宣布吴玉章为院长,周扬为副院长,周扬实际上主持工作。鲁艺校长周扬既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又具有比较深厚的文艺理论素养,他的相当一部分抱负要在办学上显示出来。鲁艺的正规化、专门化和学院化在周扬主持时期达到了顶峰。这个时期被称为鲁艺的“黄金时代”。在周扬主持下,1940年7月鲁艺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又经两次修订后予以实施。1941年6月鲁艺的招生简章宣布“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培养适合抗战建国需要之艺术文学人才,为建立中华民族新民主主义的艺术文学而奋斗”的宗旨(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 “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648)。学院定位从“抗战的短期需要”转型为“抗战与建国需要”,亦见目光远大。此时的教育方针、课程设置、学时安排、教材教学原则、教学的考核与管理上,都初步形成了系统化、正规化的办学格局。教育方针: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艺事业。教学目的:培养适合于抗战建国需要的文学理论、创作、组织人才,使其具备社会历史知识与艺术理论之相当修养,并有基础巩固的某种技术(即艺术)专长。“不仅要训练大批适合于抗战需要的一般艺术工作的干部,并且要培养许多新时代的文艺人才;许多专门家,不仅要有一般的艺术能力,并且要深研理论与实际”(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 “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788)。学制:三年(实习除外):第一年打基础,第二、三年趋于专门。教育精神: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均可在学院自由讲学并进行各种艺术活动。学院在教育体制和组织机构上做了大的调整,设立四个部:文学部、戏剧部、音乐部、美术部和四个行政职能处,各个专业系和各个研究性的工作团体按专业归口管理,各专业的教学研究工作实行按统一领导。于是,鲁艺的专门化倾向更加鲜明了。1942年整风运动以前的鲁艺的教育计划及实施方案最能清楚地说明鲁艺正规化、学院化的特色。② 比如文学系专修课目时间支配表:
学年学期 | I | II | III | 每课上课小时总计 | 附注 | ||||
课目与授课学时 | 1 | 2 | 1 | 2 | 1 | 2 | |||
文学概论 | 60 | 60 | 全系必修 | ||||||
中国文学史 | 60 | 60 | 120 | 同上 | |||||
西洋文学史 | 60 | 60 | 120 | 同上 | |||||
创作问题 | 60 | 60 | 同上 | ||||||
近代名著选读 | 60 | 60 | 120 | 同上 | |||||
中国旧文学选读 | 60 | 60 | 60 | 60 | 240 | 同上 | |||
中国小说研究 | 60 | 60 | 同上 | ||||||
中国诗歌研究 | 60 | 60 | 同上 | ||||||
作家研究 | 60 | 60 | 120 | 同上 | |||||
文艺批评 | 60 | 60 | 同上 | ||||||
理论名著选读 | 60 | 60 | 理论组选修 | ||||||
民间文学 | 60 | 60 | 选修 | ||||||
新闻学 | 60 | 60 | 选修 | ||||||
翻译 | 60 | 60 | 选修 | ||||||
写作实习 | |||||||||
每学期上课小时总计 | 180 | 180 | 180 | 180 | 180 | 180 | |||
附注:1,第一学年不分组,从第三学年起全系分写作、理论两组。 2,写作实习一年,每月开批评会一次,约三小时,写作时间不规定。 3,选修课时间未列入每学期上课时间总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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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的学院化、正规化倾向,无疑与创办时设定的政治培训性质相背离,因为学院化的路子会使学生具有思想性和独立性,甚至会有学术至上、创作至上的思想抬头。加之一些作家在文章里流露的不满与苦闷,鲁艺引起了极大争议。于是中共高层的整风运动开始向文艺界倾斜。对于大学教育体制,毛泽东一贯怀着“反体制”、“反传统”的倾向。他的个人意见在鲁艺的命运中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1939年毛泽东就曾对鲁艺的工作表示不满。轰轰烈烈的延安文艺整风中,鲁艺等学校就被毛泽东批评为“关门提高”。1942年4月22日,《解放日报》刊出鲁艺整风的消息,报道了鲁艺学习的22个整风文件。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把鲁迅艺术学院成为“小鲁艺”,把群众运动成为“大鲁艺”,认为小鲁艺是不够的,必须到大鲁艺去学习,然后你们的艺术才能受到群众欢迎。在“大势”面前,周扬“猛然觉醒”了。1942年9月,他在《解放日报》发表《艺术教育的改造——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代表了鲁艺人的集体反省。接下来,每个人都进行了全面的反省。整风运动实质就是一场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割掉他们心灵深处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为了革命,必须把这些有可能成为革命力量离心力的东西规约起来。实践证明,艺术在政治面前很难获得独立性,在延安这种高度政治化、军事化的战时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里,尤其如此。
延安整风成为延安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此前此后的鲁艺精神风貌迥然不同。我们可以提供两份材料加以对比。一个是茅盾的《记“鲁迅艺术文学院”》。1938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甫一来到,立即感觉这是一个“歌咏城”。而“歌咏城”的中心就是鲁艺,不论晨昏,无论男女,精神焕发,群情高涨。尽管是在战争年代,但是鲁艺人的生活还是非常富有诗意。茅盾从1940年5月25日到10月10日在鲁艺生活了4个月。他的《记“鲁迅艺术文学院”》再现了鲁艺当时诗情画意的精神风貌(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 “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7-8)。第二份材料是赵超构的《延安一月》。经过延安整风,这里的一切都标准化了,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说:“在有些问题上,人们的思想,不仅标准化,而且定型了。说主义,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第一,这不算奇。可怪的是,他们对于国外人物的评判,也几乎一模一样,有如化学公式那么准确。 […] [a4] 我不能发现他们还有什么优裕的心境。一般地说,都因为工作过度而失却了轻松的情绪,在我的记忆中,在边区时从无机会使我们解放开来大笑一场。我们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经经的脸孔,郑重的表情”(78,84)。二者形成的鲜明对比,足以看出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人们心理状态的巨大不同。
三
在一个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生存空间里,每个人都经受着种种考验,在呕心沥血地使自己完成脱胎换骨,由一名“文人”转变为政治合格的“战士”。在延安,角色的变迁是必须要完成的。这是一个集体逻辑下的理性逻辑。对于鲁迅艺术学院来说,完成从“文人”到“战士”的角色转变,显得尤其重要。我们以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文学系主任何其芳以及教员周立波为例,予以简要考察。先说周扬。
1937年11月初,周扬抵达延安,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38年春担任边区教育厅厅长。他也是1938年筹办鲁迅艺术学院的发起人之一。鲁艺成立后,周扬是院务委员会成员之一,为全校讲授《文艺运动史》和《艺术论》。1939年11月28日,鲁艺正式宣布吴玉章为院长,周扬为副院长,而实际上由周扬主持工作。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分工是毛泽东亲自分管文艺界的整风。周扬主持鲁艺的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成立的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为总负责,下设的中央文委系统负责人由周扬担任。可以看出,周扬的位置决定了他一方面与鲁艺休戚与共,另一方面,又要面临着政治体制对他的“诱”与“迫”。周扬在延安整风前后的转变,其实也有复杂性。贾植芳说:“周扬是一个‘五四’时代以后的人,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到延安后,周扬又成了毛泽东的代言人。在形势紧张时,他是打手面孔,形势一松,他身上‘五四’的传统就又出来了”(qtd. in李辉 121)[a5] 。他主政鲁艺时期的正规化、学院化倾向,正蕴含着周扬在教育和文艺方面的雄心。周扬在延安整风之前的1941年7月17日-19日连载于《解放日报》的《文学与生活漫谈》里,还在大谈创作自由问题。周扬主持讨论形成的鲁艺《艺术工作公约》第四条明确写道:“不对黑暗宽容,对新社会的弱点须加积极批评与匡正。”就在延安文艺界整风前夕的1942年4月11日,周扬在鲁艺成立四周年纪念会上,仍然将鲁艺的教育方针总结为:“教育精神为学术自由,各学派专家学者均可在院内自由讲学,并进行各种实际艺术活动”(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 “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142)。足见周扬内心残存的五四精神的余绪。
周扬在“五四”启蒙主义精神的延续与延安的政治功利主义严峻苛求之间,左右摇摆,最终随着政治大势的变异而坚定地走向体制。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使文艺局势发生了巨大转变。延安文艺界整风中“警醒”后的周扬于1942年8月在全院大会上做了关于“关门提高”[a6] 的检讨与自我批评,宣布了鲁艺改变作风的八条措施,全面废止正规化改革。1942年9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周扬的《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在这个检讨里,周扬完全推翻了“学术自由”的方针。他说:“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是很严重的,这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贯穿于从教育方针到每一具体实施的全部教学的过程中,这是根本方针上的错误。‘关门提高’四个字出色地概括了方针错误的全部内容”(407)。他还说:
没有‘从客观实际出发’,鲁艺的教育从方针到实施,贯串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鲁艺是一个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要提高是对的,但我们却把提高和普及机械地分裂开来,成了提高普及二元论,造出了关门提高的错误。鲁艺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注重技术学习也是对的,但鲁艺是一个革命的艺术专门党校,艺术性与革命性必须紧紧结合。艺术性与革命性的结合必须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标榜现实主义是对的,但我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却多少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片面的、因而不正确的理解,由此招致了技术学习上的偏向。这些便是方针错误的理论根源,我应当负主要责任的。 (周扬411-12)
因此,在鲁艺办学检讨的同时,周扬也在进行自我批评:“延安的许多同志,包括我在内,在整顿三风和文艺座谈会以前,确是在某些根本点上还没有变化的,这是应有的一个起码的自我批评”,“以我自己在艺术教育和文艺理论上的工作来说,我就是应当受到指摘的一个”(郝怀明 92)。[a7] 周扬不仅在自我改造,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检讨里树立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地位:“对于我们,除了为工农的艺术,除了向工农大众去普及这种艺术与根据这种普及的基础而加以提高,还有什么第二个方向、第二个任务没有呢?再也没有了”(周扬 413)。
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在周扬的转变中,毛泽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整风运动接下来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进入高潮期间,周扬写出了《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特别重视,亲自帮他修改。毛泽东为修改这篇文章,政治局会议都停下来了。本来,周扬主要是批判王实味的文艺观,文章里很厉害的话都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而周扬一直也觉得对。这篇文章经过毛泽东修改以后由《解放日报》于1942年7月28、29日连载。周扬渐渐在严峻的政治局势下“成熟”起来。转型之后的周扬,讲话视角也发生了变化。有例为证。1943年2月《王小二开荒》(即《兄妹开荒》))由鲁艺创作演出,秧歌剧运动获得极大成功。“鲁艺秧歌队”大受各界欢迎,群众称为“鲁艺家”。周扬对鲁艺秧歌队讲话的时候,连续使用“你们”这种称呼,流露出一个改造好了的文艺行政官员的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鲁艺家’,多亲昵的称呼!过去你们关门提高,自称为‘专家’,可是群众不承认这个‘家’。如今,你们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诚诚恳恳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就称呼你们是‘家’了。可见专家不是专家,还是要看他与群众结合不结合。这头衔还是要由群众来封的”(艾克恩 419)。是年,周扬对于秧歌运动的总结《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毛泽东审阅之后于3月15日给周扬写信说:“此篇看了,很好,正需要这样一篇指导文章”(郝怀明 93)。文章于1944年3月21日发表于《解放日报》。次日,毛泽东即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解放日报》昨天登了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谈秧歌的,值得一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