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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贾樟柯:我仍在享受年少时的狂傲不羁

2012-09-30 00:36 来源:新京报 作者:孙琳琳 阅读

威尼斯电影节携“金狮”归来《东》山西碛口首映

  1暗流

  少年卖瓶子看全的武侠港片

  喜欢电影的人不一定都会成为导演,但是最后成为了导演的人,一定都有被电影最初吸引的深刻记忆。贾樟柯最早的电影记忆来自《平原游击队》,“李向阳骑着马,拿着两把手枪,冲过村庄。”但那时的他并没有显露出对电影的特别情感。

  贾樟柯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爱看电影的,母亲带他去看《桃花扇》,他却一直哭着要回家。直到上了初中,1982年前后录像厅兴起,贾樟柯才重新开始享受电影带来的乐趣,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从初一到高三,他基本上每天都逃学去录像厅。“我们老家在夏末西红柿最便宜的时候,会用医院打点滴的葡萄糖瓶装上西红柿一直储备到冬天。那种葡萄糖瓶一个能卖两毛钱,正好是看录像的票钱,我就把家里的瓶子偷出来去卖。当时的录像厅放的都是港台片,效果可以差到谁打谁都分不清楚。

  不过打斗的声音仍然很吸引我,一天两部录像重复地播放,我就重复地看,最早胡金铨、张彻等一拨导演拍的武侠片我都看过。我的摄影师余力为是香港人,他后来和我聊天才知道他看过的港片都没我多。“

  学院 疯狂的实验电影小组

  做独立电影的导演给人的印象往往是从年少起便特立独行,但是考上电影学院之后的贾樟柯却是非常的低调,“应届生应该是18岁,我已经23岁了。低调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什么好高调的。”不过他在电影学院期间干了一件自认为最疯狂的事,就是成立青年实验电影小组。

  “有天我在图书馆突然看到一本书,叫做《独立电影做法》,小标题是""法斯宾德《爱比死亡更冷》制作手记"".我看到""独立""两个字就特兴奋,那个时候的主流意识是,只有全国的16个制片厂才能拍电影,而制片厂那个体制又很难进入,我们很可能很多年都拍不成电影。‘独立’两个字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而且那时张元、王小帅、娄烨、霍建起都开始尝试自己拍东西,也是他们启蒙并且影响了我。于是在整个人特别激动的情绪下,就跟同届、甚至高几届的像朱炯——她后来成了我太太——当时是90级刚毕业的摄影系的学生、王宏伟、顾峥等一大群人开始商量凑钱一起拍部电影。我也因此写了我的第一个剧本《小山回家》。

  第一部短片放给别人看时的经历对于贾樟柯来说却是痛苦的,“拍完后我们在电影学院618宿舍找了很多同学来看,最初屋子里面挤满了人。全片只有50分钟,结果在不到20分钟的时候人就走光了,就剩下我们几个主创面面相觑,那个打击实在是很大。

  不过我还是觉得比较开心,因为这里面有一种恶作剧的感觉。有时候做恶作剧是有一种反叛的情绪在里面的。后来我们同学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就开玩笑说,‘本想打家劫舍,没想当了皇帝。’“

  成人 电影观念被侯孝贤改变

  真正让贾樟柯形成自己电影观念的是来自电影大师侯孝贤的启发。“有一次我们的小剧场要放侯孝贤的电影,但是恰逢我们系主任钟大丰的课,于是我就跑去小声跟老师说:""那边在放侯孝贤的电影。""钟老师特别好,他说看侯孝贤电影胶片的机会要比上我的课珍贵得多。

  然后我连着两天把他所有的电影都看了。虽然当时他声誉最高的影片是《悲情城市》,但是我最喜欢的却是《风柜来的人》。看完后我立刻就恍惚了,我们听刘文正、邓丽君的歌是从台湾来的,电子表是从香港来的,那时候我对地域的差异有太大的想象力,可是为什么他拍台湾的那些人就跟拍我家乡的那些朋友一模一样?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亲切感,因为他完全在讲他自己。“”那时候有两种电影,一种是像《秋日传奇》那种,就是在讲一个传奇,还有一种是第五代那样的寓言电影,回到中国过去,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日常场景是不存在的,甚至是后来《霸王别姬》、《活着》也是通俗剧的方法,悲欢离合,生死情愁这种。但是我看到侯孝贤,他完全沉浸在日常与人的状态里面,就把我的心一下子拉到那种电影里。谁也不是天才,一开始我并知道应该拍什么样的电影,《风柜来的人》改变了我的电影观念,这种表达方式与我的心比较靠近,对形成我自己的电影观念有很大的帮助。

  2潮起

  《小武》 天旋地转中燃烧出的处女作

1997《小武》

  虽然贾樟柯认为《小山回家》拍得很烂——“作为学电影的学生,我非常清楚片子里有那么多一无是处的东西。”但这部短片不但在香港独立短片展获了奖,也直接促成他第一部长片的拍摄。

  贾樟柯写的第一个长片剧本并不是《小武》,而是后来的《站台》。但在香港独立短片展上认识并且一直合作到现在的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用当时仅能凑到的20万显然是不可能把《站台》这个时间跨度很大的剧本拍出来的。于是贾樟柯又创作了一部短片,是讲一个房间一男一女一个夜晚的故事。在演员选好之后恰逢春节,贾樟柯回到了老家,却感到很多感觉一下子就变了。

  “那时我27岁,我很多同学都有小孩了,我回去后听到很多朋友讲家庭里夫妻之间、婆媳关系、朋友之间因为钱突然分开了之类我们以前从不曾聊过的话题,我就觉得天旋地转、物是人非。再加上,我们那个县城有两千六百年的历史,那些街道我从小就熟悉,所有地方都有我们从小玩过的痕迹,但是那条街道全部都要拆掉,那年又要撤县设市,就觉得不仅人在变化,空间也在变化,经济的变化已经影响到我原来觉得永远都会一成不变的汾阳。我立刻打电话给制片人,我说可不可以用同样的预算拍16mm的长片,他说可以,然后我就开始弄剧本。写的时候我就知道谁来演,因为都是按照亲朋好友来写的。后来有人说贾樟柯用非职业演员是想营造一个他的美学,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最熟悉亲近的人的聚在一起,都是我熟悉的人。”贾樟柯说,处女作那种状态是永远都不会再回到身体里了,当时整个人都是一个燃烧的状态。“每天收了工就是喝酒,《小武》一共拍了21天,我也喝了21天的酒,当时每天都感觉是在庆祝。天一亮就出工,一点都不觉得累,脑子转的特别快,所有能量都释放出来了。”“片子里最后一个镜头是小武靠在马路边,实际上那确实是我们拍的最后一个镜头,因为只拍了三条就没胶片了。”

  《站台》 迷失后,重新进入最放松的状态

2000《站台》

  贾樟柯坦言,到拍摄第二部长片《站台》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小武》在带给他成功的同时,也带给了他更大的压力甚至是迷惑。

  “我觉得一个导演最难拍的是第二部电影,而不是处女作。《小武》当时的成功到了什么地步——我从法国回北京,有三四个制片公司的老板和我买同一班机票跟着我来到北京追着我谈,包括法国百代这样的大公司,他们也给了我特别多的诱惑。面对之前的那种成功,我是该延续风格还是做更大的挑战,这个时候其实是很矛盾很痛苦的。”“在这个阶段给我帮助最大的又是侯孝贤。我在影展上碰到侯导,每天都在一起喝酒。他也认为第二部电影很难拍,因为你要面对前面的电影做出一种选择。我一下子就觉得很平静,原来这不是我一个人才会遇到的难题,是这个行业很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因为《站台》里十年的跨度,有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有很多大场面,贾樟柯第一次开始学习工业化的操作。

  “我拍电影的弱点是从来没给人做过助手,制作经验很少。那时候我们钱很多,第一笔钱就有500万,这在1999年是一个很高的投资。

  但是拍了十几天之后我突然就停了两天,因为我突然不相信我手里的剧本。原来我的剧本写得事无巨细,一个人变化的前因后果都写得很详细,但是我突然觉得特别‘乏’,我问自己为什么故事本身要讲得这么清楚?因为片子里女性比较多,我就想起了住在我家后面的一个女孩,上高中的时候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学,突然有一天我看见她穿着制服去邮电局上班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她的身后就跟着一个小伙子,两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她一进门小伙子就拐弯走了。我觉得这种东西特别动人,你去交代她为什么不读书,怎么认识这个小伙子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在这种模糊的表达方式里面,人的命运反倒凸显得很厉害,你会感慨生命的可能性,对观察者来说会有一种伤感。“”我们从汾阳跨过黄河一直拍到陕西,原本投资越高制作就应该更周密,但是《站台》却是制作状态最放松的一次,整个气质也能流露在片子里面。“

  《任逍遥》 “为什么现在的小孩总是一个人?”

2002《任逍遥》

  《任逍遥》的创意要从一个命题作文说起,当时韩国的一个影展创办,主题就是数字电影。主办方就邀请了包括贾樟柯在内的三位导演每人拍30分钟短片汇聚成一部影片。主办方提出空间主题的概念后,贾樟柯想到了拍公共场所。

  某次在大同六七十年代的工业建筑中,偶然从眼前经过的年轻人却引发了贾樟柯拍《任逍遥》的念头。“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怎么现在的小孩老是一个人啊。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绝对不可能一个人上街,最起码也是五六个人搭着肩膀骑着自行车一起去看电影,一起站在街上看姑娘。

  但是现在的小孩都是戴着耳机低着脑袋一个人走,气质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也由此开始关注现在的年轻人。“”纪录片拍完就开始写剧本,不过这也是我写得最草率的一个剧本,大概只有四五页纸,然后就开始选演员,这部电影的投资也小,只有两百万,十九天就把它拍完了。“

  从《世界》到《三峡好人》 自我意识的觉醒

2004《世界》

2006《三峡好人》

  《世界》让贾樟柯再次引起广泛的关注,因为这是他的解禁之作。对于一直面临外界怀疑和争议的他来说,“浮出水面”意义非常重大。

  “《世界》是形成我自己美学特点的很重要的一部影片,但我相信这是我所有电影里最不亲切的一部电影。这跟创作初衷也有很大的关系,我特别想拍像观念艺术的影片,找到了公园这样一个装置艺术的载体。所以《世界》是一部观念性很强的电影,也是我海外销售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拍完《世界》之后,贾樟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八年前的小武还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八年后的小武已经不再相信人与人之间还有感情,这是一个不可深交的年代。”而到了《三峡好人》,贾樟柯对民生状态的关注开始转为对人生命本身的原生态般的关注。“《三峡好人》里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本身的孤独感和无助感,但另一方面人本身的一种自由感。这是很矛盾的,在《三峡好人》里面我最想说的就是,人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前我的电影里面都是人际关系,但这次却把这种关系化为简单的感情对应的关系,就是我要不要和妻子复合,我要不要跟丈夫离婚。”“我觉得这些年中国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物质上的变化,但是在这个过程里人的变化也从人际关系的变化到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是人的进步。比如以前我们读八十年代的小说,里面经常是关于妇女牺牲的主题,那个时候的文学批判都是夫妻没有感情却这样过了一生,个人幸福总是会放弃,最后往往是一种哀叹。

  现在个人意识萌发之后,他以个人的行动为自己带来自由和一种尊严。

  3澎湃

  营销 我没必要等待那趟未知的车

  除了作品之外,贾樟柯电影建立在国外的融资和营销系统也让很多年轻导演羡慕。但贾樟柯表示,在做营销的道路上,并不是来自他的聪明,而是来自他的恐惧。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融入不到这个环境里面。电影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常成熟的行业,里面的人际关系太纷乱了,我很恐惧跟权力系统打交道,我刚去电影局的时候话都对不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相比之下跟国外打交道会很简单,一纸合约则权利谈得很清楚,不用陪人家喝酒到半夜三点,很轻松。还有就是在《小武》之后也是不由自主走上这条路,当时国外的都找过来了,就好像我一出门就有一辆车,我坐上就走了,没必要再等那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来的车一样。”“不过《东》和《三峡好人》则全是国内的资金,我也在逐渐适应,另一方面也还是分人吧。这两部片子的投资人是第一次投拍电影,但是他本身是一个艺术收藏家,原来也是学美术的,很专业。合作的时候我的自由是有保证的,这让我很舒服。”

  拿奖 “被忽略的群体”终于受到了尊重

  有人说,《三峡好人》拿下金狮奖的意义并不亚于当年张艺谋的《红高粱》拿下金熊奖,因为这是第六代导演首次在国际三大电影节上拿下最高奖项。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贾樟柯说,其实自己并没有太去考虑这个奖项在这个行业里面有什么样的作用,而是觉得自己电影里的那些人受到了尊重。

  “我最初想拍电影的时候心里特别不平,因为我自己生活的那个环境里的人在中国银幕上从来看不到,我觉得一种生活被人家忽略掉了。以往中国电影去表现的也是一种残酷现实的极端,而我拍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些人,在中国其实才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世界》在国内公映之后,票房却不尽人意,由此也引发了贾樟柯对于“看电影”这一消费行为的思考。

  “中国观众看电影已经失去了一种乐趣,看电影是一个消费行为,但是在中国却已经形成了一种消费习惯。在欧美电影文化比较好的地方,观众看电影是却是一个欣赏习惯,有接受不熟悉的东西的乐趣,不像消费习惯,就是""大爷今儿烦了,花七十块钱你得让我爽一回"".当然我也会想我自身的问题,但电影本不应该是这样的,中国电影史上,在文化上有价值的影片票房几乎都不会高。我还是觉得不能简单去定论这个问题。”

  怀念 当年的青年文化被淹没了

  从萌发拍片的想法到第一部短片诞生,那个时期是贾樟柯特别怀念的。“那个时候拍短片的习惯还是比较少,大家都憋着毕了业找一笔钱,然后拍一部长片一鸣惊人,没有人看得起拍短片的。但实际上短片的拍摄对我是一次完整的培训。我在威尼斯获奖时说我拍电影10年,实际上就是从1996年我拍第一部短片算起。我之后的路都很平坦,我觉得学生时代我们那个小组给我的训练特别有帮助。”除此之外,贾樟柯对那个时期的难忘还来自对当时青年文化的怀念,这对他的艺术创作理念也形成了深远影响。“我们当时都是以一种非常放生的状态进入学校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有一种青年文化的,不是今天打电子游戏、看美国大片、听全球同步发行的唱片这样被消费文化所影响的青年文化。

  那时候摇滚乐是比较热潮的时候,还有观念艺术、实验艺术、行为艺术,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感觉。这种感觉到了2000年还好,这六年来已经消失得很厉害,完全淹没在消费文化里面,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其实在那些消费文化很发达的地区,比如在美国,像‘青年文化’这样非主流文化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人们首先从价值观的判断上就会很亲近这种艺术,使得这种文化有很好的成长氛围。而在中国却看不到这种亲近感,一边在骂这种消费性的文化,一边却又在拥抱它。“贾樟柯说,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未曾改变的就是那种没有规划的工作甚至是处事方式,”我觉得我现在观察生活的角度挺好的,我也不愿意放弃。其实到什么时间拍什么样的电影导演都能判断,有些作品在艺术声誉和经济利益上可能并不是很好的推出时机,但是到现在我也不愿规划这样的事情,是否合时宜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我仍在享受年少时的任性和狂傲不羁的创作状态。“

  ■记者手记

  虽说贾樟柯又获奖了并不会让人觉得太过意外,但是在他的工作室看到那只金光四射的“金狮”时我还是忍不住上前仔细端详。

  突然间意识到,在给人造成不意外的心理之下,那股暗流一直在悄悄地奔向大海,如今已经汹涌澎湃。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最喜欢他那句——“我仍在享受年少时的任性和狂傲不羁的创作状态。”创作者有此心态,观者已不必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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