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王元化逝世十周年：他被认为是“最后的士大夫”(2)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2018-05-10 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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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眼神，非常明亮，有一种威严和犀利，常常透过事物的表征，洞穿人世的真相。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已经看破尘世，看透各种无聊的把戏。七十年的政治生涯和跌宕起伏，再加上熟读古书，饱阅历史，深谙人性，先生不再轻信，不再挂念时政。舞台上各路英雄豪杰人来人往，但历史骨子深处的东西丝毫未变。瞻望未来，他常常流露出莫名的焦虑。他的视野早已超越了一朝时政，也不相信制度可以改变一切。在他看来，即使实现了民主制度，假如制度背后缺乏人文精神和公共伦理，民主制度也会变质。先生时时牵念于怀的，是古老文明的衰落，特别是人文精神的式微。他最初忧虑的，是泛滥成灾的大众文化。作为一代学界精英，他不是反对大众文化本身，而是担忧其对艺术品味与精神生活的伤害。他多次说：“艺术不能在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之间作出高下之分，而只有崇高与渺小、优美与卑陋、隽永与平庸的区别”。大众文化之中有好东西，但作为强势文化，它消解了艺术本身的标准，一味追求流行与时尚，以市场的口味取代艺术本身。先生最反对的是媚俗，他再三疾呼：“一个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

　　2002年，经林毓生先生推荐，他读到了哈佛大学史华慈教授的遗作《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这篇文章给他以很大的震撼。史华慈教授以古老的先知精神，怀着对人类文明的深刻隐忧，在临终之前告诫世人：技术进步和各种新科学给人类带来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业已成为一种物质性的末世救赎论，轴心文明时代累积下来的人文主义精神正在衰落。先生意识到，人文精神的衰落，不仅是中国当今的特殊现象，也是整个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共同威胁。他专门作了一篇短文，满怀忧心地指出：“中国今天实在没有理由为西方以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为涵义的普世理念蔓延感到兴奋”。此后几年，先生的忧虑愈来愈深，紧紧地纠缠着他，每次我去看望，他几乎都要谈到这个话题。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之中，先生开始怀恋并非遥远的十九世纪。2001年，他在一篇重要的访谈《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公开表示：“我对十九世纪比对二十世纪有更多的感情。直到今天，西方十九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欢的读物。……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是喝着十九世纪作家的奶成长的”。

　　先生为什么如此留恋十九世纪？十九世纪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他而言，十九世纪首先意味着博大。十九世纪是一个文化上的“广漠之野”，那时的人们心灵开放、海纳百川，兼容东西。先生的高足胡晓明在一次对话中对他说：“先生身上十九世纪文化精神的熏习极深。先生晚年的精神气质上恐怕更多回向五四的前一辈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那时想的是如何昌明旧学，融化新知。想的是东海西海，心理莜同。五四以后就不是那样了，这几乎等于一种信仰”。先生听了，深以为许。他曾经是五四的儿子，献身于启蒙大业，为五四精神一辩。九十年代，反思五四，意识到作为二十世纪的精神代表五四运动，有其偏狭的性格。而返观上一个世纪之交，清末的启蒙士大夫，从梁启超、严复到王国维，不以中西为沟壑，致力于文明之会通。晚年先生所欣赏的杜亚泉、陈寅恪等人，无不具有十九世纪的博大与包容。那是文化上的自信，是不亢不卑的文明大国风度。

　　先生喜欢十九世纪，还有一个理由，乃是十九世纪的启蒙理想，充满着人文精神。抗战初期幽居在孤岛上海，无书可读，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养分。从英国的狄更斯、勃朗蒂姐妹、法国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到俄国的契可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等，这些浸润着深刻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家，塑造了先生一生的灵魂。他说：“我喜欢十九世纪的文学处处渗透着人的感情，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注重，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

　　人文精神的核心，乃是于将人视为目的，尊重每个人的人格与尊严。先生对尊严二字看得极重，他曾经说过：“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人的尊严来自人之精神，源自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他再三重申陈寅恪为王国维墓作的墓志铭中那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鼓舞世人，自勉勉人。所谓独立与自由，不仅针对专横的权力，也是对市场的流行与金钱的抗拒。

　　在先生看来，十九世纪的文学与哲学之中，充满了人的精神尊严，晚年的他，虽然清算了黑格尔，但黑格尔对人的思想与精神力量的重视，那句“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依然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先生所处的时代风云诡秘，各种危险和诱惑接踵而来，他坦然地说：“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先生的晚年，虽然无惊天地动鬼神之壮举，但其言其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看似寻常，然而当今士林之中，又有几人能够做到？

　　先生为思想而来，又为思想而去。他是一个精神的存在。当最后一次住进医院，意识到生命无多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唯精神主义者，现在由一个精神人变成一个生物人，这个世界已别无所恋。他再三叮嘱家属，并要向他保证：到最后阶段，千万不可同意创伤性抢救方案。他认为：一个人临终之前，若是浑身插满管子，甚至开膛破肚，这不符合人性。人活着要有尊严，死的时候也要有尊严。

　　先生终于有尊严地走了，这位十九世纪之子，一生守住了为人的尊严。

　　2008年

　　专访许纪霖

　　最后的“士大夫”王元化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伟

　　新京报：你称王元化先生为“最后的士大夫”，“士大夫”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家国天下的情怀，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上会有这种情怀？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许纪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家国天下”不可割裂，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不仅要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要有世界情怀和人类情怀，这也是王元化先生内在精神的大气之处。他晚年所关心的不只是中国的命运，而是全人类的命运。所以，他才会被史华慈的那篇遗作《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所震撼。

　　王元化先生意识到，人文精神的衰落，不是当今中国的特殊现象，而是整个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共同威胁。他从人类共同文化的失落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未来，这其实也是五四的世界主义传统，也可以说是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爱国主义，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和理解，但那一代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

　　然而，在世俗化的今天，思想似乎成为多余，思想的价值被放在工具理性的尺度上来衡量。知识是有用的，知识可以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科学技术，但是思想似乎是没用的。所以，在这个时代谈论思想变得非常奢侈，甚至有思想能力也变得危险。

　　新京报：王元化提出“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但是现在能兼顾学术和思想的知识分子似乎越来越少，思想和学术是发生了脱节现象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许纪霖：上世纪90年代以后，思想与学术发生断裂，中国的知识分子一部分遁入学院，甘为某细微领域的专家，孜孜于学科内部的雕虫小技，不再有超越碎片化的大关怀；另一部分则活跃于媒体，成为职业型的“知道分子”，但常常“公共太多、知识太少”。针对这两种极端的分化与弊端，王元化先生提出了“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意思是说，学问者要有思想的关怀，思想者须有学理的背景。他一生写了不少学术文章，这些文章绝对不是纯粹的谈玄理、玩考据、弄词章，背后都有很深刻的关怀和思考。

　　学术与思想的分化，最重要的背景是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学科越来越细化，只能出专家或大家，而很难出大师。五四时期之所以能出很多大师，是因为他们不局限于某一个学科，他们是开时代风气的人，是为思想而生的。他们真正关心的，与其说是学术，不如说是思想。用梁漱溟的话说，他们是“问题中人”，而非“学术中人”。现在，青年人所关注的更多的是知识问题，而不再是思想问题，越来越世俗化、功利化，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加上整个社会鼓励非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使得对专业知识的研究和推崇成为一种自觉的本能。

　　新京报：王元化先生说自己是“五四之子”，是“喝着五四的乳汁长大的”，但他对五四的认识有一个变化过程，他晚年对五四的最后评价是怎么样的？他为何钟情于19世纪的人文精神？

　　许纪霖：作为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和人格深处充溢着启蒙精神，他曾热烈地捍卫启蒙，但后来觉得启蒙心态中一些负面观念需要反思，那就是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他曾因受到黑格尔思想的深刻影响，坚信人的理性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但后来发现，多少罪恶假理性之名以实行。

　　他所强调的19世纪，实际上是前启蒙时代。就像法国也有前期模式一样，比如十六七世纪的帕斯卡尔、蒙田，当时他们和宗教还没有割断联系，还接受基督教的观念，认为人是有限的、脆弱的。用帕斯卡尔的话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人很伟大，会思想，但无论是意志还是情感，都很脆弱。人具有理性，有向上发展的可能，但是也有各种欲望，因而有向下堕落的可能，这是符合基督教人性观的。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所以法国早期的启蒙是意识到人的有限性，但到启蒙运动中，人就替代上帝，变成全知全能、无所不能了。

　　王元化先生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他虽然不信基督教，但是那种基因与生俱来，那就是对人的有限性的警惕，所以他绝对不会把人当作神来崇拜。这也让他后来能够超越五四，看到启蒙中的负面因素的原因。19世纪的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影响了整整两代人，一批伟大的俄国作家把人的尊严视为至高无上，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与王元化先生的内心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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