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文东 从身体说起：关于鲁迅的絮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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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终前一个月，鲁迅面对随时都会到来的死亡心情复杂地说，30年前学医的时候，我曾研究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而现在，我终于知道了，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且介亭杂文末编·死》）。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给出了鬼的乳名——灵魂。人有身体，有精神，有意识，但绝无灵魂，这就是鲁迅在临死前的坚定结论，其可信度和坚定程度是不难想见的。灵魂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死者的死，是精神、肉体、意识的“予与汝偕亡”。伏尔泰要求死后将自己的心脏浸泡起来，并留下了一句高傲的遗言：“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伏尔泰本来是想对抛弃了自己的、一贯势利的巴黎庸众开最后一次玩笑，没想到后者根本不懂幽默，把玩笑径直当成了真事。巴黎的庸众和善于起哄、乐于充当看客的中国庸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因为他们不知道，死者的所谓精神只是对活着的人说的。诺贝尔·埃里亚斯就说过，死没有任何秘密，也不开启任何门，它是一个活人的终结，在他身后留存的，是他留给其他人的东西，是长存在他们记忆中的东西（参阅迪迪埃·埃里蓬《权利与反抗》）。所以我们才说，死者的精神对死者本人毫无意义——堪称“敌”基督的伏尔泰是不会搞错的；所以，海因才会说：身体即故乡。在身体之外，向来就没有什么灵魂，也无所谓灵魂。 鲁迅激愤地说：“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即鲁迅所谓的正人君子——引者）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坟·题记》）这是一种典型的病理修辞学，是来源于鲁迅残破身体的直接引语，也是肉薄的伦理学典型的语言表达。一方面要向自己的敌人出怨气，一方面又不忘保住自己的身体；两者之间很难说有真正的逻辑承传，但肉薄的伦理学把它们需要的逻辑承传给天衣无缝地找到了：鲁迅既不想自杀，不想从速结果自己的老命，更不敢对自己的身体发脾气。肉体有它自己的计算数学和纪律，也有它自己的秘密逻辑。但它和中国版革命内部的运算法则不一样，肉体的计算法则永远不会有支吾，不会有口吃；它的疼痛、幸福和欲望一样，都是直截了当的，没有丝毫的躲闪性。肉体的秘密逻辑严格遵守直线型的三段论。 半个世纪以前，美国佬罗伯特·乔丹俯视着山丘，面对即将来临、有可能来临的死亡说，我已经为自己的信念战斗一生了。如果我们能在这里打赢，在任何别的地方也一定能够胜利。世界如此美好，真值得为它而战，我真不想离开（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鲁迅在死之前是说不出这些话的。这是一个健壮者、一个战士、一个强者的语言。它不是鲁迅和肉薄的伦理学的语言。病夫鲁迅临死之前最有力气的一句话是：一个也不宽恕（《且介亭杂文末编·死》）。肉薄的伦理学也决不允许宽恕行为发生。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宽恕要么是强者的行为，要么是弱者的行为，却不大可能是以强者的姿势现身的弱者的动作。它不是。 鲁迅在向正人君子、胸前有徽章的人、中庸的猫、资本家的乏走狗、流言世家、现在的屠杀者、无声的中国、已经唱完的老调子、无花的蔷薇、捣鬼者、淡淡的血痕、友与仇、人与兽……投出了自己的怒火后，肉薄的伦理学早已表明了：他找到了打开自己身体这间铁屋子的开关，他走了出来，迎面碰上了这一切，禁不住暗自高兴、庆幸起来。它们来得可真是时候。它们引起了他早已满储的、将要溢出的、来自于身体内部的恼怒，也承接了那些有如箭在弦上已不得不发的恼怒。但它们用左耳洗耳恭听，从右耳把肉薄的伦理学发出的愤怒之声弹出。“我从前的攻击社会，”鲁迅长舒了一口气，然而也是索然寡味地说，“其实也是无聊的。” （《而已集·答有恒先生》）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孜孜不倦地攻击下去呢？大大半是肉薄的伦理学的惯性需要罢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源于身体的、有关绝望的伦理学。 1912年9月15日深夜，噩梦中的卡夫卡从床上爬起来，打开了令他窒息的窗户。然后，这个终其一生都在向一个未知的、更高的法庭投递自辩状的犯人，在他的日记本上记下了这样一首诗： 由于虚弱的 卡夫卡没有说出精疲力竭的孩子们是否到达了主的居所。从《审判》中，尤其是从《城堡》中，我们看见了孩子们的无望努力。主在和孩子们捉迷藏。主是虚拟的，它是只找到开关和找错了开关注定的结果。有趣的是，肉薄的伦理学却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这种攀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野草·影的告别》）他究竟想去哪里？一副病怏怏的身子，他又能去哪里？还能去哪里？
4 一个梦，一个幻想或一句胡话……（弗洛伊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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