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钱理群：读钱谷融先生(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钱理群
2017-10-10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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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淡”的深意

　　 钱先生将他的散文集命名为《散淡人生》，自是对他的人生之路，为人之道的一个概括，因此他说“其中确藏着我自己”。[30]而在我看来，这“散淡”二字，是大有深意的。

　　 于是，就注意到钱先生的这句话：“只有真正做个散淡人，才能还你自由身”。[31]——他之所以以“散淡”自处，是要追求生命的“自由”。

　　 而在现实社会、人生中，人却受到种种束缚，有着种种障蔽，需要冲破与解除。在这个意义上，“散淡”即是钱先生的破障解蔽之举。

　　 首先是应对政治的压迫。钱先生坦言：“我就是既无能而又懒惰的人。但我的懒惰，也不是天生的，起初只是为了逃避批判，为了寡过自保，才把懒惰作为一种处世方式，正像为了止痛而求助于鸦片，不想却因此而嗜毒成瘾，贻害终身”。[32]——这话说得非常沉重，背后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心灵史。钱先生说他因此而“很受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的影响，一切都只是敷衍，应对而已”。[33]以退避而求自保，这让我们想起了鲁迅、王瑶都讨论过的魏晋文人的选择：这里确实是存在着一个精神传统的谱系的。

　　 钱先生在谈到自己“懒入骨髓”时，还说了一句话：“我还算豁达，淡于名利，与人无争，因此也少有无谓的烦恼”。[34]这也是看透人生之言：世间多少文人、学者为名缰利锁所缚，不能挣脱；而许多人更是沉迷其中，不想自拔，这是最可怕、可悲的。在钱先生看来，这都是庸人自扰：人本应该是“听命于心去过活”，[35]在“优游沉浸于自己的所好”之中，“体味和享受孔颜乐处”，寻求生命的愉悦和意义的。[36]所谓“淡泊自守”[37]就是守住这人的本性，本色，切不可为名利熏心失性。

　　 与追名逐利相联的，还有急功近利：这也是束人之网。钱先生因此而一再劝诫年轻人：“做学问，做人，都不争一时，一事”，[38]“学问之事，是急不得的，就像做人一样”，[39]“务其远者、大者，不要为流俗之见所左右”，[40]“遇事望沉着从容一些：‘一切都将成为过去！’”。[41]这不仅要有远大的胸襟，“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眼光，更要尊重事物与人性的自然发展，“一切听其自然”，绝不强其所难，[42]“但求任情适性”，也绝不为难自己。[43]

　　 钱先生对“任情适性”还有一解。在给学生的信里，他在强调“志当存高远，为学需踏实，而做人则须正直诚恳”之后，特地告诫：“但不能有道学气，无需一脸孔正经，无关宏旨处不妨随和些，一切任情适性可也”。[44]在另一封信里，钱先生还谈到“人为了生存，断难绝对不作妥协、迁就之举”，当然也“要有个限度”。[45]这里谈“随和”、“妥协”、“迁就”，其实就是承认人的本性有软弱的一面，强调人与人关系中的“人情味”，都是“任情适性”；而道学家的尖刻苛求正经，恰恰是对人的天性、本色的扭曲，而失性违本，即为失自由。

　　 钱先生对学生还有一个告诫：“一切只要用平常心来对待，按常情常理来待人接物，你就自然不管面临怎样的局面，都能处之坦然”。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特别强调要以平常心看待自己，不要“自视太高”。[46]这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人不能正确地认识、估量自己，不正视自己人性的弱点，不承认自我的局限，这也是一种遮蔽，而这样的自蔽不容易自觉，也就更需警惕。钱先生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的清明理性首先是对着自己的。他一再说“我素庸陋”，[47]自己“实在既无能又懒惰”，[48]文章写得少，也不能完全归于“时代的严酷”。[49]正是这些坦诚直言，让我们看清：钱先生不但没有战士型学者通常有的英雄气，也没有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难免的才子气，尽管有很高的才情，却很少炫才逞能，这是极为难得的。钱先生因此提出了“谦恭自处”、[50]“收敛克己”[51]的为人处世原则，并且时刻警惕人们把自己放到火上烤，不断呼吁、请求：“务望‘手下留情’，切勿把我所不配承受的桂冠戴到我的头上”。[52]——这既是一种清醒，更是一种明智，钱先生最看重的，是自己思想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那些浮名虚位：他绝不愿为名声、地位所累。

　　 但也不能把钱先生的“克己”绝对化，其实他是更放纵自己的。这背后也自有他的人生理想与哲学。他对人说：“你当然知道我的人生态度和做人原则，不主张自苦，要活得潇洒些”，[53]“我一向认为，既然活着就义无反顾，必须好好打发自己拥有的岁月，只要不损害别人，就应尽量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愉快些。享受生命，既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天职”。[54]他是不主张在学术和工作上过于投入，过于认真，严肃，拼命，生活和工作节奏过于紧张的，他对朋友说：“做人应该认真，但也要懂得偷懒，要尽量多留一些时间供自己自由驱遣，供心灵的休闲之用”。[55]他强调“要保持一颗‘闲心’”，他一心向往“闲适”：既是生活理想，也是学术追求。理由也很简单：“有闲心，才能思考，才能保住自我的本真”。[56]自由思考，保持本真：这才是他为人为学的根本。

　　 但钱谷融先生从来不把自己的选择绝对化，更不愿强加于人：这也是他的生命自由观的应有之义。他公开宣布：一生“最重自由，所以也决不强要别人如何如何”。[57]一位朋友来信说到自己遭忌受害，愤愤不平；钱先生回信说：“我若遇到此等事，也许会逆来顺受，漠然置之”，那是我“惮于斗争之故”，“并非认为理该如此也”，并表示：“只要你自己认为当做，做了自己能心安，我决不会反对，必然尊重你的选择”。信的最后，一面祝愿这位朋友“勇猛精进，做自己当做之事”，一面又提醒其要“矜平躁释，心境永保平和”。[58]这里对自我选择和不同于己的选择的长、短都有清醒的体认，不承认任何一种选择具有“理该如此”的绝对性和唯一性，而是希望在做出某种选择时，能适当吸取另一种选择的长处作为补充：这样的选择观，既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自由和自主权利，又完全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是极具启发性的。

　　 因此，钱先生在讲到自己的人生选择、为人之道时，既充满自信，又不断进行自我质疑和反省。他提醒朋友注意：“淡泊”固然足可“欣赏”，但容易趋向“消极”而“伤气”，“还是乐观一些好”。[59]他对学生说：“你可以看出我的灰色人生观是如何的根深蒂固。我一生之所以如此既无能，又懒惰，碌碌无为，也就毫不足怪了。自然，我决不希望你学我的样，你也端乎不应该像我的”。[60]

　　 而且钱先生也绝不回避自己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困境。他在给挚友的信中坦然承认：“我一生追求闲适，但总是很难得到”，“我们还是太天真了”。[61]“我一生最向往悠闲自在，但这种生活却从未得到过。先是一直在挨批，新时期以来是各种会议，各种来访者，各种来信，让你应接不暇”。难能可贵的是，钱先生并不把一切归于社会的原因，更正视自己的内在矛盾：同时又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62]“假使真的空闲、清静了，又难免会有种种失落感，感到寂寞、无聊的。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63]尽管钱先生总体而言，是一个乐天派，自称是“对人类依旧抱有信心的人”，[64]但他也绝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悲凉。在和朋友谈及表述自己的文学观的《对人的信心，对诗意的追求》一文时，他突然说到：这“仅仅是信心和追求而已，眼前所看到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与鲁迅同样有‘悲凉之物，遍布华林’的哀愁”。[65]

　　 钱先生的悲凉，正是来自他对中国现实的关心与观察、体验。这就必须谈到钱先生的另一面——

　　 “内热未尽”

　　 钱谷融先生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你貌似冲淡，而内热未尽，这是你烦恼的根源。虽由年事尚轻，亦缘修养未到”，[66]并作了这样的具体分析：“你聪明散淡，应该可以活得洒脱些；但你文人气息太重，又难免不合时宜。看来，你的一生，将永远在这两种境地之间徘徊”。[67]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把这看作是钱先生的夫子自道，他的修养自然比这位年轻朋友到家，如前所说，他已经基本上作到了“散淡人生”；但我们还是可以把信中的这些话视为一个提醒：钱先生也依然有“内热未尽”和“文人气息”这一面，我们既不必将其夸大，但也不可忽视。

　　 我理解，钱先生说的“文人气息”，主要是指传统士大夫所坚守的为人做事的基本原则，而且是和现代独立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相一致的。钱谷融先生对此也有过明确地表述：“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要无愧于做一个人”，[68]“人，应该是生活的主人，当然更应该是自己的主人”，[69]“一个知识分子，处在当今之世，难得的是要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具有自由的思想”。[70]“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他所代表的，当然首先是中国人的良知。他立足于中国的土壤上，首先追求的，也是中国人的幸福与进步。凡是以自己的一生，不懈地贡献于这种追求的人，都是我所敬重的。鲁迅、胡适、陈寅恪，我都敬重”。[71]他也一再表示，自己是“伟大的鲁迅的同胞和后辈”，是“世世代代生息在可爱的中华大地上的一分子”，[72]“只要于国家社会有益，我是绝不推辞的”。[73]——这些，都构成了钱谷融先生作为“人”，作为“文人”（知识分子）的底线与底气。

　　 因此，钱谷融先生不主动参与政治，但依然关心政治；他一般不对现实黑暗作正面抗争，但他对社会、体制的弊端，心知肚明，自有独立见解；他主要从善的方面看人，对待人，但对人心的黑暗，国民性的弱点，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从不卷入论争，在文坛学界的风风风雨雨里，保持着相对平静的心态，但他心中自有是非，对“唯恐天下无事”，喜欢兴风作浪者始终保持警惕；[74]他从不作大声呐喊，但却默默承担着自己的社会责任。钱谷融先生说，他喜欢听人“纵论人间世相和文学天堂”，[75]他尽管醉心于“文学天堂”，通过文学而进入超越现实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但并没有忘记“人间”现实，对“世相”百态，并不乏清醒的体察。

　　 钱谷融先生确实不是“学者兼战士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在和现实社会、政治的关系与人生道路、学术道路的选择上存在的差异是明显的，无须否认和遮蔽；但他们也确实又有内在的相通，有时候甚至是殊途同归，这也是应该注意和肯定的。钱谷融先生和田仲济先生一见如故，对王瑶先生也有很深的理解，[76]这都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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