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莫言获奖与我们的文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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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莫言获得了内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然后出现了各种说法。现以此为典型案例，作分析如下： 第一，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代影响最大的一个世界性的奖，它有相当长久的历史，有北欧的大致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有一批年老的，相当认真地从事着评奖事业的专家，有相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同时也因其不足与缺陷而不断受到质疑与批评指责。 第二，它是西方世界的主流文化强势文化的符号，从事这项评奖工作的个别专家，确实也有自我感觉良好的种种表现，对中国的文学常意在指点。中国的一些人士，则对之又爱又恨，又羡又疑，又想靠近又怕上当，既想沾光贴金扩大影响，又怕被吃掉被融化演变吃亏。有些写作人，像小蜜蜂一样地围着被视为权威的评奖人士飞舞 （语出香港作家黄维梁教授），希望通过此奖的认可来为自身加分求证添利。它反映了第三世界、正在迅速崛起、和平崛起的我国，在文化上还缺少足够的清醒的自觉与自信，对外部事务的知晓也还有待推进。我们可以通过莫言获奖这一好事，总结提高以非强势非世界主流的古老独特文化、面对强势主流文化时的各种经历与经验教训，我们应该逐步树立不卑不亢、实事求是、明朗阳光、该推则推、该就则就的敢于正视、敢于交锋、敢于合作、敢于共享的通情达理、尊严、自信、坦然的态度。 第三，我们现在很提倡中华文化的 “走出去”，一出国门，就会碰到同样一个非强势非主流文化面对强势与主流文化的问题，有时候你不想讲意识形态，但西方意识形态的代理人们揪住你的意识形态不放。有时候对方认为他讲的是并无意识形态色彩的普适价值或专业学术，但是引起你的意识形态的深恐上当的警觉，尴尬而且踯躅为难。这方面的自觉与自信，应该落实为从容不迫与实事求是，落实为眼界拓宽、心胸扩大、知己知人，追求真理。不必花一大堆钱到处送票然后吹嘘自己进了什么欧美演出大厅；也不必一言不和便断定对方亡我之心不死。简单地说，我们要大大方方，彻底超越、摒弃、清除义和团对八国联军的心态与逻辑。当然，看到那些八国联军式的高高在上的对中国的指手画脚，也令人觉得他们还迷迷糊糊地生活在庚子年间。 第四，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十分个性化、风格化的创造，它的接受、欣赏、评析、传播也是与受众个人的个性与风格爱好分不开。诗仙诗圣，唐宋八大家，托尔斯泰与巴尔扎克，普希金与拜伦、雪莱，哪个第一，哪个次之，岂有公认定论？奖励文学，排名次，是非常困难非常冒险的事情。但是在当今信息化、媒体化、市场化的时代，寂寞的文学与它的主体即作家们，他们中的多数人，其实相当愿意得到社会的扶持乃至炒作。与此同时，一些掌握了相当的社会资源的人士，有志于通过评奖推动文学事业，发现尚未被认识的文学天才，向受众推荐优秀的文学作品，直至从财务上支持作家并客观上支持严肃的文学出版事业，这是一件好事，是值得欢迎与赞扬的义举。 第五，文学奖搞得再好，它不是一个文艺学、语言艺术、美学、小说学或诗学的范畴，它主观上是一种文化友好加慈善的活动，最多是文化活动文化事业文化行为，不是文化创造更不是文学创造本身。客观上它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是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品牌营销，是文学的推手，当然也是已有成绩的文学家的美梦，是名利双收的大喜事，是为自己的作品与知名度进行促销的天字第一号手段。 第六，生活中常常让你觉得大奖比被奖的文学作品与作家更牛得多。一本好书出了，不过如此，大奖拿上了，响动甚巨。原因是大奖调动了社会资源，与国家、权力、财力结合在一起，（如诺贝尔奖是由瑞典国王授予的，芥川龙之介奖是由日本天皇授予的。法国的龚古尔奖，美国的普利策奖，也都有很高的规格。同样，龚奖也受到为出版商谋利的批评）堂堂皇皇地闯入文学的象牙之塔（如果当真有这样的塔的话），以世俗之力去干预有脱俗之心的语言艺术。这样，各种奖被传媒与大众所十分关注。而单枪匹马的作家，没有这种实力。 第七，好的文学奖最感人的是它的伯乐作用。一个默默无闻的爬格子敲键者，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正是大奖最令人敬佩和感激之处。但是大奖也可能挂一漏万，也可能有遗珠之恨，也可能有看走了眼的地方，这也难免。前者我们可以举出海明威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后者我们可以举出一大批旧俄作家。对此，我们可以客观评价。既不必苛求苛责，也不必对某奖顶礼膜拜。我早就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模仿一个电视广告词：“诺贝尔文学奖做得好，不如文学好。 ” 第八，文学追求脱俗，作家与做奖，不可能绝对免俗。作家与做奖，都是肉体凡胎的人类干的活。获奖者不是神仙。奖不是天赐金钟罩或飞天成仙灵药。各种世俗生活中都有失误或缺陷，作家与做奖都不例外，这不足为奇。我愿意相信主办此奖的专家的纯洁心意，但世俗中的人的判断受到世俗因素的影响，也属正常，例如受到国际形势、国家关系的影响，受到本身的价值取向的局限，受到社会风气时尚的影响 （有时候刻意地去反时尚，也是受到时尚影响的表现），受到语种与翻译的影响，受到影视戏剧视听作品的咋咋唬唬的影响，乃至存在着某种公关活动的影响等，都是可能的，都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我们不能否认关键的关键仍然是作品。没有好的作品能翻译好？能搞出好的配方？能响出动静或拉好关系？能碰上铃兰花（瑞典国花）运？离开了文学作品谈某某获奖，那都是庸人论文，是将文学奖与文学干脆八卦化。 第九，诺贝尔文学奖与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过不少碰撞。苏联帕斯捷尔纳克与索尔仁尼琴的获奖，都得到了苏联当局的负面反应。但肖洛霍夫获奖，则是皆大欢喜。我们不妨注意一下，诺奖颁发也曾与美国龃龉。包括对莫言影响甚大的诺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好友，他曾长期被美国政府禁止入境，并因此受到美国作家的强烈抗议。诺奖也奖过阿拉法特的友人，葡萄牙共产党人作家萨拉玛戈、意大利左翼剧作家迪里奥·福等。我们最好不要简单地将此奖视为异己敌对势力的表演，正如不能将瑞典学者视为中国文学的考官与裁判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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