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华：雅克-路易·大卫《苏格拉底之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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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或得者任何一位画家，总是带着社会的需要而进入创作。大卫把《苏格拉底之死》描绘成最后一课，也是出于大卫对社会需要的忠诚。不仅大卫对苏格拉底之死，每个看到大卫这幅画的人自然产生的心灵活动，也可以揭示大卫画这幅画的原因究竟出于什么。只要能找出大卫画这幅画的原因，什么这幅画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幅画的出现开启了古典主义的一个新时代诸如此类貌似最高评价的话，就会显得毫无意义。一般来说被这幅画真正震撼过的人都不会说这样的话，被震惊过的德波顿就没有这样的赞美。 法国作家德波顿“碰见”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时，他用了“蓦然间映入眼帘”，“蓦然间”一词足以说明一下子被抓住的感觉。真正让他的感觉明确起来的是，“我在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买了五张大卫的那幅画的明信片。后来，在飞过冰封的纽芬兰上空时（当时晴空万里，一轮明月把地照出耀眼的绿光），我拿出一张来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生命完成升华的那一刻”。36看到这里，德波顿被震惊了。德波顿被大卫的这幅画震惊的原因，德波顿说或许是由于它所描述的行为与我自己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我在与人谈话时总是重视取悦人甚于讲真话。为了讨好人我常常为索然无味的笑话大笑，就像家长对待学校恳亲会演出的开幕式一样。对待陌生人，我常采取饭店守门人对待有钱顾客那种奉承的态度——那是出于讨好所有人的欲望而表现出的过分殷勤。我从不对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公开表示怀疑。我努力博取大人物的赏识，每当同他们见过面后，总要久久心怀忐忑……。但是这位哲学家宁愿失欢于众，获罪于邦，而决不折腰。他决不因为别人的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而且，他的自信不仅是出于一时冲动或者匹夫之勇，而是来自更深层次的、根植于哲学的源泉。哲学给苏格拉底以坚定的信仰，使他面对千夫所指能够保持合乎理性的而不是歇斯底里的自信”。37这种自信在苏格拉底的生与死之间孕育着一种召唤，唤起人智慧的怀疑精神。这是大卫的这幅《苏格拉底之死》给予德波顿震惊的原因，德波顿说出的这番感受就是对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最准确的评价。 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让人震惊的个人和社会原因，让人震惊的心灵层次各不相同。德波顿震惊的原因是为“它向我展了一种力量，可以抗衡在行动和思想上曲意迎俗的习性”（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藉》）。《苏格拉底之死》让他针刺般地清醒起来，“一项论断是否正确，不取决于它是否是大多数人的主张，或长期为重要人物所信仰。只有不能被合乎理性地驳倒的论断才是正确的，不能证伪的论断才是真理”。38从此德波顿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不是靠别人的认同、赞赏、表扬而获得，苏格拉底从来没有从别人的赞扬中获得半点力量，这让从来不能独立思考的“我”（德波顿指出的是一种社会现象）震惊。而画这幅画的大卫本人，在他“懂得了之时”对苏格拉底的死产生过震惊，《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就是大卫这位画家震惊的结果。一个可以用“我”来指称的人，震惊于苏格拉底之死，之后阅读大量有关苏格拉底哲学与思想的书籍，最后产生了一种永久的冒险心理，愿意在苏格拉底的胡须上上吊。——因为他看到正义和信仰正在消失。看过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后，这个愿意在苏格拉底的胡须上上吊的人，他开始了另一种冒险——理解苏格拉底。 大卫创作这幅画，是一个被唤醒的过程，而此前，大卫同时代人的智慧的怀疑精神似乎陷入睡眠，并且被社会常识统治。对于常识的维护，是由阿里斯托芬在狄俄倪索斯剧院首演的《云》这一喜剧开始并展开的。阿里斯托芬在这部喜剧中将苏格拉底这位哲学家塑造成漫画形象，让扮演苏格拉底的演员坐在高高挂在天空的篮子里，讽刺这位哲学家的脑袋高在云端。被漫画化了的苏格拉底对一切常识无礼地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在这部喜剧中，苏格拉底的问题是“一只跳蚤能跳相当于他身体的几倍高？蚊子哼哼是从嘴里还是尾部发声？”其实，苏格拉底在喜剧之外的问题是，一头驴踢了我，难道我就得认同驴吗？我这里没有借助苏格拉底的问题回击阿里斯托芬对这位宽容的哲学家的讽刺，这位喜剧诗人的讽刺是对苏格拉底的赞美。阿里斯托芬认为，哲学家提问题时比那些从不冒险地分析问题的人离常识的观点越来越远，他在剧作中批评苏格拉底只关心小问题，只对问题的荒诞性感兴而越来越荒诞。可是，苏格拉底一直认为，常识就像睡眠一样，常识就像温暖的棉被，如果不去揭示，常识就会让人永远睡在它的平稳宁静幸福的表层意思之上，因此，苏格拉底说，常识更值得深究！ 柏拉图在《美诺篇》中记载了苏格拉底一次对话，这次对话被称作三大著名对话之一。富裕的贵族美诺对苏格拉底说，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十分富有，贫穷总是由于个人有缺陷，而不是出于偶然；一个有美德的人就是有许多钱买得起好东西的人。围绕这些观念、判断标准，就构成了贵族们的常识。面对这类贵族常识，苏格拉底通过对“好东西”的论证得出美诺也同意的“有钱买不到正义节制虔诚真理”这一结论，而买不到节制真理与正义的贵族不会是有美德的贵族。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地论证、揭示，识破贵族常识的虚伪性，并一直致力于对常识的深究。比如面对最大的常识“人”，他就一直号召人们不断地“认识你自己”！司空见惯的现象与常识中包含着深刻、本质性的问题，让人感觉不到这是问题。比如有一个八岁的小孩问我，“苹果为什么是圆的？”“树为什么垂直生长？”常识已经掩盖了本质，而让人无法回答。对雅典自以为智慧的人进行不断地考察，帮助人“认识自己”，这成为苏格拉底的哲学核心。认识自己是对人的一个考察过程，帮助人认识自己，让雅典不少自以为是的人原形毕露，也让许多雅典人奋发有为。 如果不加深究，常识让人肤浅，常识让人满足，常识让人慵懒，常识让人平庸，常识会成为人与真理之间的绝缘体，常识也会让万物不再展示正义性。对苏格拉底判处死刑，就是有人忌恨这位爱刨根问底哲学家，运用常识操纵雅典的最高法庭，利用常识让法律失去正义的结果。
据说在1700年至法国大革命暴发的1789年，法国新增了五万多个新贵族，无论新贵族和老贵族思想上有什么不同，法国基本上是由贵族统治。在大卫生活的那个年代，法国一直沉浸在启蒙运动种下的愤闷和渴望中，原因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们的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主权在民等等民主思想，一直受到常识的压抑，受到当权贵族的排挤，这致使许许多多潜在的危机一直伴随着法国人的生活。柏拉图的《申辩篇》记录了苏格拉底的这句话：我要说，没经考察的生活不值得过！但是，在常识之下，法国人无从审视自己的生活。仅就这一点，就让大卫深切地感到法国乃至那个时期的整个世界，对苏格拉底的无穷需要。 大卫觉得法国需要什么呢？常识不一定就是旧的，常识不一定毫无积极作用，就看哪些人利用常识，怎样利用常识，利用常识的目的是什么。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等法国思想家的思想，是像苏格拉底那样不断认识自己而后获得的有助于人的新知识，这必定会让新思想与常识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两者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的原因之一，就是德波顿所说的那个原因造成，即人们既有新的祈求与热盼，但又沉沦在不敢说出新思想好的懦弱习性之中，这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等法国思想家的新思想诞生了，但无法实践的原因。而这种不良习性久而久之会让一个人会让一个民族失去可贵且智慧的质疑精神，也会让一个人一个民族丢失独立思考、真话实说、直言不讳的精神，显然，社会正义感也会与此共同退却！ 法国从来不缺哲学家，法国从不来不缺哲学胆量，法国也从来不缺革命，但唯独缺少正义保障。即使一场轰轰烈烈人们期待已久的革命，有时也会陷入常识之中，有时会按照新思想设计的正义路径来到，但最终会陷入常识的另一面，最终带给人们的并不是人们需要的结果，许多大革命大有事与愿违之虞。 大卫在创作《苏格拉底之死》的时候，似乎预感到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的思想有一次革命性的实践过程，但他并没有可以超越艺术家身份的那种坚强信念。其中有一点就是因为疑惑而让他无法明确，即可能的革命是否会像法国的其它革命一样陷入常识的驾驭。革命这一词汇的内涵永远是新的，但革命实践永远会受到常识的控制。比如一场浩浩荡荡、顺世应时的农民起义，本来源于对皇帝以及旧制度的厌恶，农民革命成功后，农民领袖却做了皇帝，最后还是陷入常识。受到常识左右是所有新生事物包括革命的宿命，因此革命永远摆脱不了旧的因素，尤其是在革命实践中，哪一场革命摆脱过否定与破坏？哪一场世界革命没有运用过恶暴力？哪一场世界革命没有使用过罪恶的手段。确实，民主的雅典，也无法保证在审判苏格拉底时不受常识的摆布，无法保证在审判这位哲学家时完全不受非民主思想、观念、方法、手段的干扰。苏格拉底最终被判处死刑，民主制度与民主方法，也不是正义的保障，这是民主让大卫受到震惊的地方，也是苏格拉底之死让大卫感到震惊的地方，这一震惊让大卫确定他画《苏格拉底之死》核心思想——只有正义才值得期待。由世俗逻辑控制的革命不一定是最好的，革命不一定能带来人们最期待的正义。 这再次揭示大卫为什么把名字签在柏拉图坐凳上的另外深义，因为柏拉图通过事实把这个道理告诉了大卫。“无论你们是否相阿尼图斯，无论你们是否判我无罪，都要明白这是我的既定行为，哪怕要我死许多回。……你们一定要明白，如果你们杀了这种人，我就是我说的这种人，那么你们对我的伤害不如对你们自己的伤害”。39苏格拉底知道死亡无法挽回，以颂歌向神道别，“别了，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别了，提洛岛上你们这对著名的孩儿”。阿波罗是光明、智慧、正义之神，雅典的法庭逼迫他向光明、智慧、理性和正义告别，这在大卫看来，是人类的一个无法把握的转折，苏格拉底之死，人类是变得更好，还是会变得更坏，确实无法判断，就连苏格拉底也说只有神知道。 苏格拉底向正义告别出于他对正义的责任，而不是自己能不能享受到正义，更不是自己不能享受到正义。那些审判苏格拉底的人是否能保证法庭的审判完全符合正义呢？那些坐在迪卡斯特里法庭（一说是赫里阿斯特法庭）长凳上的陪审团成员并不是法律专家，陪审团成员一般是一些老年人或者是伤兵。成为迪卡斯特里法庭一名陪审员的条件也很简单，一是要求是雅典公民，二是要思想健全，三是要不负债。要求陪审员思想健全并不是根据苏格拉底的标准，而是只要求陪审员能够走一条直线，能够在提问时说全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其实这只是身体还算健康，能走一条直线并不保证思想健全。要求不负债也不能保证陪审员没有受贿心理，因为他们需要钱，而陪审员是给报酬的，报酬虽不是行贿，但报酬会牵引陪审员的情绪倾向，报酬给他们制造的心理会倾向强势和法官一方。而受审者、被告一般已是弱势一方。仅陪审员的报酬常识，就先决地造成了不平衡不公正。陪审团成员的酬劳是一天3奥波勒斯，比一个体力劳动者的日工资要少一点，但对于六十多岁居家无聊的老人或者伤兵来说，无疑是一笔相当可允的补贴，因此，那些老人或伤残人士都愿意当陪审员赚一些额外的收入。而且法庭对进入现场的陪审员也没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审判苏格拉底时，许多陪审员因为听不懂苏格拉底的辩护而经常打瞌睡。陪审员制度本来是为了给公平与正义多提供一份保障，可是这样的陪审员、这样一种审判，可以说在法庭上就根本无法找到正义保障。因此，苏格拉底最后的告别是向正义告别。完全没有正义保障的法庭做出了死刑裁决，以死亡来冻结一个“坏源”，但是，这一审判根本无法让人类获得更正确更明朗的方向。这不，审判刚一宣布，雅典人当时就后悔了，而且追悔莫及。 苏格拉底刚刚被处死，雅典公民的情绪就发生了变化，感觉好像丢失了自家最珍贵的一员一样！欧里庇德斯的戏剧《帕拉米德》上演的时候，苏格拉底的名字一出现，全场观众就哭了！这是伊索克拉底记录下来的场景。“苏格拉底名字一出现观众就哭泣”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并转化为一种惩罚与报复，人们开始惩罚那些诉讼人、审判者——那些杀死苏格拉底的人。狄奥多罗斯有著作说，指控苏格拉底的人最后被雅典人私刑处死了。普卢塔克则说，雅典人对那些指控者恨之入骨，拒绝与他们共用一个浴池，拒绝他们进入体育场、剧院几乎多有公共场所，他们甚至不敢在市场上露面，几个指控苏格拉底的人受不了众人的恨仇，最后在绝望中自缢身亡。第欧根尼·拉尔修写道，“他就这样离别了人们。但是，雅典人立刻就追悔莫及了，他们认识到，这实质上是关闭了自己的摔跤学校和训练场。于是，他们处死了墨勒托斯，放逐了其他几个控告者；他们用一尊铜像来表达对苏格拉底的敬重和报答之情，并把铜像安置在存放游行器皿的礼堂中，这尊铜像是吕希珀斯的作品。就在阿尼图斯定居赫拉克勒亚的当天，他就被该城的人们给驱赶走了。不仅在苏格拉底这件事情上，而且在其他很多类似事例上，雅典人都表达了悔恨之情。欧里庇德斯在《手法》中用这样的言辞斥责他们：‘你们杀死了，杀死了这位全智者、无悲痛者、缪斯女神的夜莺’”。40 即使出现如此大的悲剧——苏格拉底之死可以称得上是人类第一悲剧，如此多的著作和著名雕塑家吕希珀斯的《苏格拉底》雕像出现在世人眼前，并时刻提醒不能让如此悲剧重演，但并不能完全保证正义在雅典永远不被常识利用。卡里斯特勒斯事件和亚里士多德事件为人们增添了这份担忧。卡里斯特勒斯说话一向比较直率，为此亚里士多德曾用斥责劝告过他，“我想你会早死，我的孩子，原因在于你的话语”。事实映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告诫，有人怀疑他与赫尔谟拉俄斯合伙对亚历山大图谋不轨，于是把他囚禁在一个铁笼子里到处游行。“由于他满身虱子、又无人照顾，最后被扔给了狮子，就这样结束了性命”。41 告诫他人的亚里士多德也不能幸免于正义缺席后发生的一些荒诞灾难。一度统治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是马其顿人，他能统治希腊来自一次马其顿对希腊的入侵。外出征战的亚历山大大帝死亡的消息传回希腊后，雅典掀起了反抗马其顿的热潮，并引发了一场大战，但最后以雅典失败继续臣服而告终。雅典没有出得了这口恶气，就把怒气转到了亚里士多德这位哲学家身上，因为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历山大从十三岁起就拜在亚里士多德的门下，直到十六岁。自从雅典让苏格拉底获罪而死之后，雅典审判哲学家可以说轻驾路熟，他们控告亚里士多德的罪名完全和苏格拉底的罪名一样，控告他亵渎神灵。雅典爱讼者们深深知道“不敬神”这一罪名致死的杀伤力，不敬神这一罪名是最能让哲学家毫无喘息之机、最能致哲学家于死地的毒酒。“原因是祭司欧儒美冬控告他不敬神。或者如法伯里诺斯的《历史杂记》中所说，控告者是德谟非洛斯，控告的依据是前面已经谈到的是他为赫尔米阿斯创作的赞歌，以及他在德尔斐的雕像中碑铭体诗”。42苏格拉底之死让亚里士多德认清了雅典，他把他对雅典的认识总结成了让人好记的格言，“雅典人虽然发明了小麦和法律，但他们却只使用小麦，不使用法律”！由于他对雅典早就认识得比较透彻，他逃亡到他母亲的出生地卡尔基斯隐居起来，他接受流亡的理由还有“我不想让雅典对哲学犯第二次错误”！ 即使有民主制度，失去正义保障，其实没有人能保证对哲学不犯下第二次错误、第三次错误。大卫除了创过了《苏格拉底之死》，还创作有《塞内加之死》和《马拉之死》，他的每一幅“之死”之作，都是他对正义的担心忧虑之作。大卫的《塞内加之死》早于《苏格拉底之死》，创作于1773年，那时大卫只有二十五岁。大卫这幅画中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六十五年四月的罗马郊外，画中那位死者是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也是罗马皇帝尼禄的老师。四月的某一天，一名罗马军队百人队队长来到塞内加在罗马郊外的别墅，宣布了尼禄让这位哲学家自裁的命令，原因是在罗马破获了一起企图推翻二十八岁皇帝尼禄的阴谋，尼禄怀疑与他的老师有关。有文章记载，“尽管塞内加做了皇帝的五年导师，忠诚地担任了皇帝的十年副官，尼禄还是下令处死老师。” 就塞内加的镇静来看，和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中的哲学家一样，但在大卫的《塞内加之死》中，这位哲学家似乎调足了力量来应对死亡的痛苦。的确，塞内加的死实在不容易。在百人队长还没宣读完皇帝的命令时，塞内加就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他用刀割破了手上的血管，平静地等待死去。可是血打湿了他的衣服，染红了地毯，没有吓着自己，反倒吓哭了围着他的家人、学生和亲朋。吓哭了这么多人，他也没有死去，他只得找医生要一杯毒药——他知道苏格拉底是怎样被毒死的。不知是公元六十年代的毒药不够毒，还是好心的医生因为敬佩这位哲学家而将毒药放少了，喝下毒药的塞内加久久不能死去，以致痛苦难当，但他不想让他的学生知道他有多么痛苦，大卫在《塞内加之死》这幅画中描绘的就是此刻。毒药对生命的争夺毕竟有让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塞内加请求人们将他送进蒸汽浴室闷死，药酒毒不死的哲学家最后被闷死。一个哲学家，用了三种死法才死去，长时间的试死过程，是这位哲学家用死在拷问那位学生兼皇帝的下令者，大卫截取这个事件的一个片断，其实是在用哲学家的死审判皇帝，以及皇帝掌握的法律。掌握着法律机构的皇帝无疑是正义的最有权力的维护者，那么塞内加的死无疑是在审判正义，大卫的《塞内加之死》截取的虽然只是片断，但这幅画对正义的担心与审视却是永久的。 对正义的担忧一直萦绕着大卫，大卫一直在用哲学的社会遭遇，检验着正义何时是常识的，何时是正常的，何时又超越常识而变得邪恶。人们每一次对哲学和哲学家宣判死刑时，都是以正义的名义，但每一次完成宣判所得到的结果都令人感到邪恶，都让人觉得是邪恶打劫了正义。大卫把众人的这种感觉，在他的《马拉之死》一画中表达得更为明确。 大卫《马拉之死》中的受害者，是一位革命家，这让人们模糊了三幅“之死”之间的区别，甚至误导了人们对他的三幅“之死”的理解。误导最明显之处是人们把这三幅画统一起来，而强加给大卫一定数量的革命精神。马拉是一位革命家不假，但在大卫的笔下他是一位思想家，仍然属于哲学家思想者一类。《马拉之死》和《苏格拉底之死》、《塞内加之死》一样，表达的仍然是哲学与思想的一次遭遇，只不过遭遇形式不一样而已。《苏格拉底之死》是哲学遭遇到了民主，《塞内加之死》是哲学遭遇到了专制与强权，那么《马拉之死》则是哲学、思想遭遇到了革命或者反革命。大卫的三幅“之死”，像一个三段式，论证或者递进中揭示的问题离我们越来越近。哲学受保障于正义，哲学成立于真理，哲学服务于真理，可是，当哲学遭遇民主、专制、革命，哲学总是要遭受一次损失，大卫的表达明确起来，民主、专制与革命三者，谁也不能说自己的行为对哲学没有造成过损伤，三者谁也不能说其行为没有破坏对真理对正义的接近。 “谁也不能”包括民主、革命也不能这样标榜自己，那么民主、专制与革命谁能说自己比其他两项要好呢？值此，我们才深深理解为什么苏格拉底说自己是神派给雅典的一只哲学牛虻了。人要不断被清醒，是因为人除了要不断地认识自己，还要清醒的审视一切常识，包括民主、专制和革命。大卫的三幅“之死”，揭示民主、专制和革命并不一直以人们确认的常识面目出现，民主并不会像常识确定的那样一直拥有公正的正义；革命也未必总是带来好结局；专制也未必就是常识中说的那样一提起来就令人不齿，要是都拥有正义保障的常识轨迹，错误与邪恶就好规避多了。 大卫在《苏格拉底之死》中刻画这位哲学家，无论是在最后一课中的讲述，还是他的演讲行为，至死都在审判人们的常识。《苏格拉底之死》揭示，民主和革命不能一直保持常识的面貌与品质，那是因为人破坏了民主与革命的正义性，人类出现种种灾难，其实也是人为的灾难，灾难之源在人。苏格拉底之死之后，还有塞内加之死，还有马拉之死，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环境失去了正义。 人类从来不缺少接近真理的胆量与方法，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接近真理，而人类拥有的真理并不多，也是因为人类的方法缺少正义保障。现在似乎可以说，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描绘的人类最后一课，苏格拉底讲的最后内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首要的是应该保证对正义的信仰。大卫画完《苏格拉底之死》之后的两年，法国大革命暴发了，在他预感到革命就要来了的时候，他借那位有钱人向他订购这个题材的画的机会，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从不缺少革命的法国，大卫希望即将到来的革命，不要起于正义而又失去正义！只有让正义保证革命的品质，才能获得好的结局。大卫用他的《苏格拉底之死》这幅画，表达对正义的期待，是期待正义保证法国的新思想和新革命，给人带来的不是后悔而是好处。确实有必要担忧，当年处死苏格拉底也被雅典人看作是一场革命，可是苏格拉底一死，雅典人就后悔了。 后悔的人群中，不知有几位愿意在苏格拉底的胡须上上吊。
1、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87-88页。 2018年4月28日 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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