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四重奏：燃毁的诺顿 | 裘小龙：艾略特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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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年9月26日－1965年1月4日）原籍美国，后加入英国国籍。是后期象征主义文学最大的代表，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最有影响的诗人和评论家。艾略特于1922年发表的《荒原》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被评论界看作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诗作，也被认为是英美现代诗歌的里程碑。1948年，艾略特结集出版的《四个四重奏》使他获得了一生中最大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也因此确立了他最伟大英语诗人和作家的地位，艾略特晚年致力于诗剧创作，1956年在伦敦逝世，其作为诗人、评论家、剧作家，其作品在二十世纪乃至今日的文学史上影响极为深远。艾略特的主要作品有《荒原》、《烧毁的诺顿》、《四首四重奏》、《神圣的树林》、《家庭聚会》等。
艾略特 著 燃毁的诺顿[2]
虽然道对所有人都是共同的，但大多数人活着，仿佛 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是一样的。 ——赫拉克利特 1
时间现在和时间过去 2
在泥土中，大蒜和蓝宝石 3
这是个令人不满的地方
降得再低些，只是降进 4
时间和钟声埋葬了白天， 5
言词运动，音乐运动， [1]《四个四重奏》是艾略特晚期的重要作品。总的说来，它描写了一个皈依宗教的人在寻找真理过程中的种种经历，然而，确切地说，《四个四重奏》是严肃的哲理诗，而不是像《磐石》那样用于宗教宣传的目的。诗人从自己哲学思想的一个立足点写出了关于个人经历、历史事迹、人类命运等的感想，并非简单地把一切都归于宗教信仰了事，艾略特试图在作品中寻找一种“道”——其实也是一种永恒的、普遍的真理，这种寻找是围绕着时间这个主题展开的。当现代世界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中，诗人仿佛是形而上地在时间中寻求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为什么这样做呢？美国批评家西·台·路易斯说过，“关键是，对今天的艺术家来说，要想完全生活在现时代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现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假如我们需要信仰或者需要一种历史观点，我们就不得不转向过去或在某种程度上运用我们的想象力，以便生活在未来之中”。在艾略特看来，历史由时间形成，时间由意义形成，因而历史感是对于时间意义的认识。就个人来说，他有种种经验，但当时不能理解，只是在以后才能意识到，所以，时间（的经验）必须在它的地点中才能获得理解：精神上的意义只能通过时间和地点来知晓，这样，《燃毁的诺顿》《东库克》《干塞尔维其斯》《小吉丁》这四首诗分别用四个地点为题（英国格劳斯特夏的一所旧屋，作者祖先在英国侨居时的一所村庄，三个美国东海岸的岛屿，英国另一个有意义的村庄），展开了复杂而深刻的主题思想。西方有评论家认为《四个四重奏》是关于时间的最伟大作品，诗的语言也更加丰满、深邃、有力，为人们所推崇。从某种意义上说，艾略特早期诗反映了现代世界的瓦解，而《四个四重奏》则试图指出挽救这个世界的途径，尽管它有保守的、宗教的、神秘主义的色彩。《四个四重奏》是艾略特思想登峰造极的标志。 [2]《燃毁的诺顿》（1935）是《四个四重奏》的第一部，与《东库克》（1940）、《干塞尔维其斯》（1941）、《小吉丁》（1942）三部作品合为一个整体而又各自独立。艾略特把《燃毁的诺顿》作为四部诗的基础，在寻求时间的赎回中探讨时间的意义。对《四个四重奏》，尤其是对《燃毁的诺顿》来说，西班牙的神秘主义者圣约翰的一个思想是很重要的。圣约翰认为，灵魂上升与上帝沟通，可以通过回忆和思索促进，但在那种沟通之前却首先是“灵魂的一个黑夜”，一种对上帝意志的被动的投降，对种种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的清除；可黑夜越深，上帝的光就越近。一定程度上，这个思想形成了《燃毁的诺顿》的内在结构。 [3]这里的“现在”有双重意义：“终结”和“目的”。 [4]玫瑰是性欲上和精神上的爱的象征，圣母闺房常被描绘成一座玫瑰园。 [5]参见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怀念》一诗中的三行诗：“这样灵魂的静静的花园/许多成形的叶子卷入/自从生命开始以来的整个世界。” [6]这些是伦敦的区名和附近一些地名。 [7]暗示耶稣在荒野受到诱惑时所说的话。 [8]希腊神话中的怪兽，也是狂想和幻觉的象征。 [9]暗示圣约翰关于灵魂上升与上帝沟通这个形象。
裘小龙：艾略特与我 来源: 文汇报
1976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硕士研究生。当时必修的课本中仍有一本是苏联学者编纂的英美文学史，其中关于艾略特的论述颇像来自那本《文学评论》的回声。幸运的是，我导师卞之琳先生自己在三十年代也译过艾略特，同意了我的硕士论文题目：“艾略特早期诗中的个人化与非个人化”。作为论文的附录，我同时开始翻他的诗，接着又扩展成一本诗歌翻译集子，《四个四重奏》，由漓江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收入了他全部的重要诗篇。 这本翻译诗集却意外地成了畅销书，初版后很快重印了五六次。我十分惊讶地读到，一对年轻的恋人特意做出安排，给装在黄鱼车中的嫁妆上放了本《四个四重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中招摇过市。这样做据说是时髦的、是现代主义的。不过，《四个四重奏》一夜间走红，首先是因为开放初始，中国读者对先前未曾接触到的现代主义作品产生了强烈兴趣，同时也多少有一些的阴错阳差的因素在内，让人想到他在“南希表妹”中写到的现代性与时髦性混杂，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 且不提艾略特对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的影响，人们对此已做了不少研究。对八十年代一些青年诗人来说，艾略特的诗也帮助了他们，在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浪潮中，找到自己不同于先前诗歌的表达方式和感性——朦胧诗的标签或许过于简单，只能说是约定俗成吧。有意思的是，早在《玄学派诗人》一文中，艾略特就这样论述到：“当诗人头脑为工作完美地配备齐全了，它就在不停地把不同的经验在诗中汇合起来……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诗人因此只能是晦涩、难懂的。”朦胧诗在中国的出现不难理解，尽管用艾略特的标准来看，这些“远方”诗人的朦胧还远远不够。 对我来说，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的学习、思考，让我看到了诗学的新地平线。在国内那一时期的诗歌写作、诗歌理论中，“个人化”一词是贬义的，几乎都不能提，“非个人化”于是也根本无从谈起。在艾略特的诗歌批评理论中，个人化与非个人化其实并不构成矛盾，相反，这构成了现代主义诗歌的一种张力。把生活中的人与创造中的头脑分离开来，让个人化的经验转化成非个人化的，这样，诗就能对所有的读者说话，使他们在诗的意境中发现共同的、普世性的意义和感受。 1988年，我获福特基金奖，选在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作一年的访问研究。这是艾略特出生的城市，也是他祖父创建的大学，我计划在那里做研究、收集资料，准备回国后写本艾略特的批评传记。然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许多意想不到的因素凑在一起， 我就只能留在这个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接着开始用英文创作小说了。 所谓一啄一饮，我陈探长系列小说中的主人公，成了正直却又带书生气的警官，为伸张自己心目中的公平正义，跌跌撞撞地坚持前行；在一个又一个案件中，他经常引用艾略特的诗行，这让他的探案工作增添了复杂的人性、感性视角。（顺提一句，“荒原”的原名是“他用不同的声音出演警察”；艾略特本人也说过，他特别喜欢法国作家乔治·西蒙农的麦格雷探长小说。）陈探长系列中第四本小说的案情，让他感受到个人化却又具存在主义感觉的“恶心”，他于是模仿艾略特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的戏剧性内心独白写了一首诗。“……我的领结紧紧固定，/我的鳄鱼皮鞋铮铮闪亮。/（可他们会想，‘他肤色多黄！’）我引用莎士比亚、马弗尔、多恩，/ 他们会有什么样反应？/ 一句话，我说不准。/（但他们私下说，‘他口音多重！’）……”在这系列的第十四本小说中，陈被解除了探长职务，却依旧不肯放弃自己继续探案的努力；他于是动笔写一本有关鱼玄机谋杀案的狄公案小说——作为他私底下继续工作的掩护。还多少有点像艾略特在“燃烧的诺顿”中所写的那样，“就像一只静止的中国花瓶 / 始终在静止中运动。”与此同时，把中国古代的与现代的探案叠加在一起，恰恰也是在艾略特的影响下，把过去与现在并置、对照，从而促成诗境界的多维度呈现。
译者裘小龙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有机会在世界各地参加文学节与书刊宣传、签售活动，与讲着各种不同语言的读者们进行交流。其中时常会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艾略特对陈探长，也对今天全球的读者来说，仍是那么重要？” 一个法国读者带着香槟酒，还有英法双语版的艾略特诗集，在圣马洛文学节临时搭起的帐篷里，用两种语言抑扬顿挫地念着诗行，探讨在诗与译诗中融合起不同语言感性的可能性。挪威的出版社的主编，与我反复琢磨，艾略特诗歌的内在音乐性怎样让歌舞剧《猫》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为我拍桌叹息，那买下艾略特圣路易斯故居的机会，竟然与我擦肩而过）。一位荷兰的导演（Chris Teerink），去年年中飞来圣路易斯，为他拍摄中的艾略特纪录片采访我。他提到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翻译处理“荒原”中频繁的互文性用典？作为一种解释，我提到了中国古典诗词互文性用典其实用得更多，有时甚至是一行一典故。在诗歌翻译中，正是要考虑到目标语言文本的读者接受、理解的审美过程，通过不同语言的感性融合，让译诗读起来也是诗。对艾略特在作品中融合了不同语言诗歌中的感性，有时甚至是直接把另外语言嵌入诗中，荷兰导演也十分赞同，要在摄制过程中展示这点，并继续一起探讨下去。 关于艾略特诗歌的意义，读者与批评者自然会从不同角度作出自己的解答，但艾略特的“荒原”，许多人却是至今都未能从中走出。“这里没水只有岩石/岩石，没有水，只有一条沙路/在群山中蜿蜒而上……”就我自己而言，艾略特在诺贝尔奖授奖宴会作的答词，对我的写作、翻译、研究，始终带来不可或缺的启示。 “当语言构成障碍，诗歌本身就给了我们理由，要怎样努力去克服这一障碍。欣赏、阅读属于另外一种语言的诗，意味着怎样欣赏、理解那些讲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程。我们不可能由其他的途径获得这种理解‘欧洲的诗歌’一词是有意义的，全世界的‘诗歌’也同样如此。” 或许，这篇短文读上去不太像是艾略特专家们长篇累牍地写的，可至少是一篇证词：从一个自己译诗也写诗的作者的角度——在艾略特的影响下，最初用中文，然后用英文译写——证实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艾略特。他诗歌的意义不仅仅对中国读者，更对世界各地的读者都依然存在、甚至更有迫切感。 （2022年赶上艾略特创作发表“荒原”的一百周年，多个国家都安排了各种纪念活动。我的朋友凯伦，要出版一本收藏版的《艾略特诗选》，希望我作为一个华裔译者/学者，从艾略特对中国读者、全球读者的影响这个角度谈一谈。这是我不能推却的，只能勉力为之。在把这篇短文译成中文时，又作了一些改动、甚至改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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