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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邵燕祥:我记忆中的北京,我梦中的北京

    编者按:

    8月1日,著名作家、诗人邵燕祥先生在睡梦中离世,享年87岁。

    邵先生1933年出生于北平的一个职员家庭,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度过,他熟悉北京的胡同、戏院、剧场、古寺、古桥、四合院,这些地方是他曾经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地方。他见证了北京城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迁,亲见北京几代文人曲折坎坷的经历。在年近七旬的时候,他回忆起在这座城市生活的点滴,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脉络,将他记忆中的这些地点重新梳理,写就了一部散文集。今年1月,这部作品以《胡同的江湖》为书名再版。

    邵先生通过文字在记忆的隧道里寻梦,他说,“这里东鳞西爪,也只是我记忆中的北京,我心中的北京,我梦中的北京。故国神游,是我个人的,感性的,不是考据的,宏观的,全知的,更不是导游的或掌故的。” 本期“京华物语”栏目,我们就从这部著作中摘选数篇,以飨读者,以资纪念。

    撰文|邵燕祥

    摘编|徐学勤

    小引

    中国有些词语,你说经不起推敲也行,你说耐人寻味也行。比如“备忘录”的“备忘”两字,说是怕忘记才记下,通常这么理解:能不能说就是准备忘记呢?

    苏东坡说人生好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他写了四句戛然而止,却没说,那雪泥待天晴后化为残雪,化为泥泞,那指爪痕又到哪儿去找呢。

    人生苦短,从我记事起,六十多年,在这座时而仿佛凝止于历史深处,时而在时间长河里颠簸沉浮,一阵披金戴银一阵淡妆素抹一阵粗服乱头一阵面目全非的古城里,大街小巷穿行无数。有些胡同已经消失,有些胡同将要消失,那些地名只留在老地图上,那些屋瓦墙砖,日光月色,柳絮榆钱,春风秋雨,卖小金鱼儿串胡同的吆喝,卖豆儿糕揭锅时的甜香,都只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记忆和梦,有什么不同?也许记忆曾经是实,梦压根儿是虚的,但来自亲见亲经的一切进入记忆,成了深深浅浅的景象,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又有什么两样?

    叙写自己的记忆,跟说梦有什么两样?这些记忆,都不是像背书那样刻意铭记的,经过时间的筛汰,都成断断续续的碎片。

    邵燕祥

    邵燕祥(1933年6月10日-2020年8月1日),当代诗人、作家、评论家,生于北平,曾任《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著有诗集《到远方去》《在远方》《迟开的花》,以及纪实作品《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等。

    人们说往事如烟云。记忆的碎片就是萦回岁月间的烟云。一个画家画烟云,无论是用工笔油彩的巨幅画作,还是两笔三笔写实兼写意的素描,真的能画出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烟云吗?怕也只是心中的烟云罢了。

    这里东鳞西爪,也只是我记忆中的北京,我心中的北京,我梦中的北京。故国神游,是我个人的,感性的,不是考据的,宏观的,全知的,更不是导游的或掌故的。

    脸上皱纹日以深,大脑沟回日以浅,近期记忆随时淡去,远期记忆纷至沓来,如云如烟,如电如梦,狙击我平静的心,写下来,作为排遣,或能如了却宿债,渐渐遗忘吧。

    北锣鼓巷,况晗绘,选自《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

    北锣鼓巷,况晗绘,选自《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

    万历桥

    地在拐棒胡同和朝(阳门)内大街之间。

    小时候常听母亲跟人说起“万里桥”,笼统地感到那是很远的地方,在我家的东北方向。

    也许因为觉得远在万里外,从来没动过去看看的念头,尽管直到我十岁迁居,左近也串过不少胡同,东看看西看看的。

    后来读了杜甫的“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心中暗说,我的旧家那儿也有个万里桥呢。

    这个遥远的梦,是前两年打破了的。翻看一本关于北京街巷的新版旧书,离我家咫尺之遥的,不是万里桥,而是万历桥。

    那么,是明朝万历年间在那儿修过一座桥,桥下应有水。经过三百多年的变迁,谁知道哪一年起水就没了,桥也废了,就跟南城的虎坊桥一样,空留下个名儿。

    口口相传,难怪万历桥变成了万里桥。又是大清,又是民国,市井百姓有几个还能记得那个朱翊钧的年号“万历”?以讹传讹是顺理成章的。“万里桥”不是更撩人遐思吗?

    那一带原是前炒面、后炒面连着前拐棒、后拐棒。后地图上一度统称炒面胡同、拐棒胡同了。

    万历桥的地名早并入拐棒胡同。桥不在,名亦不在,其地犹在。我每每穿过它,往东不远,到朝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去。

    礼士胡同

    东四南大街路东的一条胡同,东口在朝内南小街。

    我曾经对萧乾说起,我出生在东四礼士胡同,萧乾当时一个直接的反应,是说:“那是一个有钱人住的胡同。”我知道他幼时居住在东直门“门脸儿”,平民甚至贫民聚居的地带,对贫富差距极敏感,虽历经半世饱览过欧美的富庶生活,也不能改变根深蒂固的判断。以致我都有点后悔向他提起什么礼士胡同。

    那个古称“驴市”的胡同,的确早已一扫几百年前的驴市景象,都说乾隆时候的刘墉(石庵)宅邸就在这里,能想象一个内阁大学士卜居驴市吗?说不定就是从他那时候改叫“礼士”胡同的。

    这条胡同路南路北的住宅,倒是都比较齐整。我家的两重院子,相比是不成格局的,也久未修缮刷浆髹漆,显得破落,这所把着石碑胡同口的住宅,是早年从一个张家大院划出的东南一角,我出生直到我离开,门牌都是“22号旁门”。

    紧靠的石碑胡同,是我所知北京三个石碑胡同之一。确有所谓石碑,竖在胡同南口对面南墙根,一米多高,半埋在土里,上书“泰山石敢当”。这小小石碑不碍事也不惹眼,至今应当还在。短短的石碑胡同,实存而名亡,里面几个门都划归礼士胡同了。我家东墙外,隔着一条石碑胡同,是一家大宅院,后来我听说是陈叔通的弟兄的产业。从我们院里可以望见他们院里一棵蓊郁的大树的伞盖。不记得是姐姐还是哥哥,曾经指着那棵树顶的枝枝杈杈,说像一个“好”字,我幼小的心里就记住这一命名:“好字树”。

    也是后来,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有一篇文字说,张自忠将军在卢沟桥事变,古城失守后,曾在礼士胡同某家宅院里隐蔽数日才南下的。那也当在我家以东,是我不大走过的。

    南池子大街,况晗绘,选自《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

    南池子大街,况晗绘,选自《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

    我上学往西行,除了大门小门大院小院以外,总要经过两处日本人占住的地方。南面有个平常开着门,亮出一片草坪的大院,楼房隐在后面,很少见人出入,绿草修剪得平平的,门柱上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天理教”。我至今不知道“天理教”在日本是个什么教派,更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没听说来传教,那又到中国来干什么?

    快到西口路北,有个小院,平平常常的,没什么稀罕,稀罕的是一溜南屋临街的外墙,故意用“洋灰”糊得坑坑洼洼、麻麻黦黦的,星星点点嵌着一些巴掌大的蚌壳,太阳一照,闪耀着肉色的光。这里走出走进的是年轻的日本女人,都穿着一身花的和服,白袜子,木屐。门开时,看这个院落比胡同低矮,门关了,低矮的门楣上写着两个汉字中镶一个假名“花の家”。也是许久以后,我才懂得这里住的都是军妓——日本皇军的行伍之“花”。

    这胡同里还有一处,是日本侵略者带来的:白面儿房。鸠形鹄面、破衣烂衫的中国人在那里出入,吸鸦片,抽白面儿,日久天长成了街头的“倒卧”。

    但“倒卧”不一定都是吸毒的或要饭的,我认识兄弟两个拉洋车的五六十岁的老人,经常停靠在南下洼车口上。我上学坐过他们的车。后来我见其中一人不拉车了,越来越委顿,越来越褴褛,秋冬坐在北墙下晒太阳。有时就坐在“迪威将军”宅邸布满铜钉的红漆双扇大门前,这样的大门并列有三,很少开启。也没有门房赶走那个拉洋车拉不动了的老人,直到他从这人间消失。

    我所谓的“迪威将军”宅邸,一九四九年后一度成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据近年有些文字资料,它曾经属于什么盐商,没有提到过什么“迪威将军”。此说闻之于我的母亲,她是二十年代定居在礼士胡同的,她说这个宅邸的主人是海军中的将领,那该是北洋海军。袁世凯为了羁縻有实力的军人,封了一批将军,都是“×威将军”“×威将军”,我看到一个名单,偏没有“迪威”二字,不知道是否在海军中另搞了一套,不过,我无意去做这份考据了。(2017年3月23日,《北京晚报》副刊载奚耀华一文,谓礼士胡同今一二九号院第一任主人为清末汉阳知府宾俊,民国初被大奸商李彦青购得,后李被曹锟政府镇压,此宅又转手天津盐商李善人之子李领臣,经重新设计改造,闳阔华贵,富丽堂皇。2019年3月21日补注)看来母亲从邻里处耳食之言不足信。

    这个“大钉子门”里,可能是这个胡同最大规模的宅院。到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后期,这里成为江青常来之地,据说房间里的墙布窗帘都改成江青喜爱的墨绿颜色。她是到这里来看电影的,江青敛迹以后,此处顺理成章成了电影局机关。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但这个老宅院总算因此向社会袒露了“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内瓤儿。

    东棉花胡同,况晗绘,选自《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

    东棉花胡同,况晗绘,选自《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

    南下洼

    地在东城礼士胡同中段,往南通向演乐胡同中段。我不久前走过,格局犹存,地名已取消。

    当时地名牌上写南下洼,口头都叫“南下洼子”,或简称“下洼子”。这许是老老年留下的地名了。从我记事,并不觉得那片地格外低洼。下雨的时候,也跟别的胡同一样,只是“有雨一街泥”,若是特别洼,就存水了。现在想来,是两边盖房时已经垫土取平。

    我住礼士胡同,到灯市口上学,有三条路上大街:可以一直走到西口;也可以出门往西,经南下洼子拐到演乐胡同;礼士胡同、演乐胡同之间,还有一条短短的灯草胡同可走,“灯草”或是形容胡同窄小吧。(要么有过专卖灯草的店家?)

    与南下洼子北口相对,礼士胡同路北还有个小胡同,我跟姐姐上学,经常去找她一个姓陆的同学同行,她就住在里面。好像是个死胡同,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双堆子大院”。堆子是过去打更人过夜的房子。我印象里已经没有这样的堆子,更不用说双堆子。不过,那时这个胡同口之西不远,路北侧有一间暗红色油漆剥落的木阁子,比一间房大点,是派出所,出入都是穿黑制服打黑绑腿的警察。老人管它叫“巡捕阁子”。直到一九四七年还在。

    后来再过那里,这间木屋已经痕迹无存。我估计解放军进城接管以后,派出所就找了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办公处。一九四九年初那会儿,我的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和民(主青年)联(盟)的同学,参加了区委工作,有的就分配到派出所。我想象过我如不加入华(北)大(学)准备南下,最后也可能留在北平做基层工作,但从来没把自己跟这样简易的临时性木阁子联系起来。

    双堆子大院之名也早不存,不知当地还有几个老住户能记起来。

    闭上眼,我仿佛还看到,只有一两根的电线上,挂着三四十年代春天的风筝,放风筝的孩子散了,再过几天,残破的风筝也不见了。

    炮局胡同,况晗绘,选自《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

    炮局胡同,况晗绘,选自《树影 鸽子 人:胡同北京的生趣与乡愁》。

    代后记

    这几十则以北京城的地名为题的笔记,大多是今春以来每到密云乡村小住陆续草成的,秋分后数日告一段落;不过一个春秋,聊以钩沉几十个春秋的往事,极简略地单线白描出片段的历史场景与个人记忆吧。——这是些十分琐屑的,有些更近于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人物小事情,远离了所谓宏大叙事,但其中或也折射了些许的沧桑,却只不过是草木一生中的小小沧桑,然而是私心以为珍贵的。

    作为生于古城,也算个老北京但“京味”不足的一个作者,也曾有过以北京为背景写点什么的想法。但疏懒成性,举凡郑重其事筹划的事最后都要落空。倒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九八九年秋后,百无聊赖,拾起笔墨来写点不准备发表的札记,其中也就写下了《东车站》《国会街忆旧》《风沙》《郎家园》等篇,在程小玲为《胡同九十九》约稿时,我说到我想为渐渐消失了的胡同写一曲挽歌,但怎样着笔没想周全,不意近十年后,写出这一札纯是纪实的东西。

    掷笔长吁,不禁惘然。忽然想起那位多年前住在老君堂的我们弟兄姐妹共同的“干妈”,她在晚年,六十年代初城乡大饥荒的日子里,雇了一辆三轮车(已经不是老北京那祥子式的“洋车”),独自一人把九城转了一遍,回到家也没跟人说什么,该是怀旧,也是告别,了了一个夙愿吧。我想,我写这一个个地名,一篇篇文字,也正是对往昔时光的一次洄游。但我没有徒步或乘车一一重游旧地,有些已经没有了,有些街道的院落面目全非了,有些胡同截短了,取直了,改名了,有些旧地或许还在,等待着谁去凭吊。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都留在我的心里,我照着心里的印象,描摹在纸上了。

    因旨在纪实,是“看山是山”的;我以为虚构大抵“看山不是山”;如果让虚构的东西比现实曾有的更真实,那才到了“看山又是山”的境界。此境不易达,这里止于初级阶段的“看山是山”了。

    我在小引里写到,画这些纸上的街巷,不是为了导游,但如果有一些东南西北方位的误差,还得请读者原谅,并给予指正。我记忆力减弱了,也久已没有“串胡同”了。

    我知道不少朋友写过对北京一些地方一些人事的忆念,有的拜读过,有的没有读到。其中,叶嘉莹女士怀念她在按院胡同(或察院胡同)西口即将拆毁的旧家老宅,魏荒弩兄写他重过五十年代罹祸前一度住过的府藏胡同二号小院,都使我读了久久不忘。他们透过当时当地的细节和氛围,传递出人之常情中一声深长的喟叹,使我这些粗疏的随笔相形见绌。

    前此写过的几篇忆记古城旧事的文字,一并收入,虽体例出入,文体驳杂,在所不计,且当沧桑的纪念。

    “朝花夕拾”,在这里扫成一堆了。“落叶满阶红不扫”,也是这般情味吗?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二日晴

    窗外木叶已初见变黄变红之际

    本文摘自邵燕祥著《胡同里的江湖》,文章经出版方北京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