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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伯特·阿尔特:被忽视的“阿根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者丨欧阳石晓

    阿根廷作家罗伯特·阿尔特是个有趣的人。在“最受作家同行忽视”的阿根廷作家排名中,他榜上有名。然而,在“同行心目中最优秀的阿根廷作家”排名,他也名列前茅——这是两张矛盾的榜单。他的威望、才华以及在文学史上的重量级,从不亚于那些瞧不起他的同行们。可又为何“受忽视”呢?

    罗伯特·阿尔特:

    “靠写作为生是一件非常艰难且令人痛心的事”

    1900年4月26日,罗伯特·戈多弗雷多·克里斯托弗森·阿尔特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父亲卡尔·阿尔特来自当时隶属东普鲁士的波兹南,德语为其母语;母亲则来自说意大利语的的里雅斯特。这使阿尔特具有先天的语系特色。

    阿尔特的父母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移民浪潮来到阿根廷定居。当时的阿根廷凭借肉类和粮食的出口,经济蓬勃,在世界最富国排名前十。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更是从一个不知名的大陆南端的小港口,一跃成为灯火通明的大都会。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阿根廷政府鼓励欧洲移民进入,人口每二十年翻一番,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所减少。

    这些欧洲移民大多来自小镇或村庄,他们深受战争和贫穷的困扰,将全部希望寄于阿根廷的田野。然而,抵达后却发现这里的土地被少数人掌握,他们只会再次沦为廉价劳动力。于是,不甘心的移民返回港口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企图在那里开辟新生活。

    那段时间里,布宜诺斯艾利斯迅速扩张,却也不足以为移民们提供充足的住房。无奈之下,移民们不得不群聚而居——多户人家合租一栋破旧的老房子,每户只租一个小房间,屋子的内院则成为各家各户的公共舞台。这便形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杂院”。在这里,各种文化混合在一起。掺杂了多种欧洲俚语的黑话发芽滋蔓,妓女、暴力事件和街头犯罪频繁出现。杂居其间的人们,不仅要努力适应一个崭新的国家,还必须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与敌意。

    好在,文化融合也为当地带来了一些珍贵的新事物。从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到苏联的社会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各自的头脑装满宗教信仰和政治运动,各种书籍承载着形形色色的思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化生活就此活跃起来,报刊、出版业和文学运动欣欣向荣,探戈也开始流行。

    这便是阿尔特的生长环境,也是阿尔特笔下的世界,危险刺激、混乱芜杂。

    挣扎在底层生活中,阿尔特的父亲频繁地更换工作,最终也没有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他的母亲生了三个孩子,只有阿尔特一人侥幸存活。童年阿尔特焦躁不安,无法适应严格的学校教育,九岁便辍学在家,在父亲的极度暴力下成长。对他而言,“父亲”意味着“恐惧与憎恶”,《七个疯子》中埃尔多萨因对羞辱和痛苦的描述即是童年回忆。十六岁时,阿尔特不得已离家出走,靠打各种杂工为生。他做过油漆工、铁匠学徒、砖厂工人,也做过书店职员。

    在各种劳作中,阿尔特爱上了读书。他见缝插针地挤出时间,出入当地的街区书店,阅读各种能够找到的图书,甚至租借、倒卖。除了热衷于小说和杂文,他也喜欢钻研技术手册、科普读物和神秘学方面的书籍。尽管生活相当拮据,他还是在弗洛雷斯街区、文学聚谈会、公立图书馆,以及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精神影响下逐步建立了自我的文化疆域。

    1920年,二十岁的阿尔特成为一名记者。最初他负责犯罪版块,后来开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速写”(Aguafuertes porteñas)的专栏,阿尔特此段时间的写作被认为“以特有的直率和朴实的风格”,描写了“阿根廷首都日常生活的奇特、虚伪、陌生和美丽”。他的第一部小说《愤怒的玩具》(El juguete rabioso)于1926年出版,但并未引起多大关注。被阿尔特视为最重要作品的《七个疯子》在1929年10月出版,同样反响平平。续集《喷火器》(Los Lanzallamas)于1931年出版。次年《魔幻之爱》(El amor brujo)问世。他也写过几部戏剧,虽然都被搬上过舞台,但也没为他带来多大名声。完成所有这些后,阿尔特刚刚三十二岁。

    罗伯特·阿尔特
    罗伯特·阿尔特

    除了写作,阿尔特对发明也近乎痴迷。

    他曾经尝试发明邮戳和压砖头的机器,但都相继告败。他将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狭小的实验室里,没日没夜地在笔记本上计算、做笔记。没人明白他对科学、机械方面的实验和发明的热忱到底来自何处,或许与他大量阅读的技术手册和科普读物不无关系。后来他发明了一种不会滑丝的女性丝袜,甚至获得了专利,但最后也没能取得任何成果。这正好解释了《七个疯子》里的埃尔多萨因种种“疯狂”的行为——真实生活中的阿尔特,也曾试图通过实验和发明来获得名声和财富,但终究是泡影。

    总之,无论是写作还是发明方面的努力,都没能给阿尔特带来稳定富足的生活。但阿尔特还是承认自己是为写作而生。他坦言:“当我想要写作的时候,会在任何地方写,在任何一张纸片或任何一间环境恶劣的房间里。”但同时他也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在他看来,“靠写作为生是一件非常艰难且令人痛心的事”。

    阿尔特和第一任妻子育有一女,后妻子因肺结核去世。再婚后,他开始以记者的身份周游西班牙、巴西、智利等国。1942年,阿尔特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未能亲眼见到儿子罗伯特的出生,时年四十二岁。

    在20世纪初的作家里,非常少的人如阿尔特这样,出身中下层阶级的家庭、双亲为贫困移民。他没有博尔赫斯的欧洲教育背景,更不能与像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这些天然上层阶级作家相提并论。放到今天来说,阿尔特受到的教育是一种草根的教育,他的文化是一种“混杂”“生猛”,类似“大杂院”一样的文化。而他在写作中所使用的语言,更是一套将原生的意大利语-德语母语语境,夹杂拉普拉塔河流域的西班牙语,混合不时灵光一现的当地黑话,所融汇在一起的独特而私人的语系。

    《七个疯子》:

    “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刽子手”

    《七个疯子》之所以被公认为阿尔特最出色的作品,正是因为,在阿尔特混杂又生猛的文笔驱使下,这部小说既荒诞又清醒,充满了难得一见的诗意。

    疯子们想要寻找纯净的愿望、寻找天堂,却不断被现实唾弃。生命中只剩下痛苦和羞辱。也许正如埃尔多萨因向妻子倾诉的那样,这种折磨始于童年。他的父亲不仅会严刑惩罚他,还会让他对未来也充满了恐惧,比如将惩罚延迟到“明天”……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最终只能在想象和疯狂中得到暂时的逃避和安宁。因此,成年的埃尔多萨因与小说里的其他主角一样,因无法忍受痛苦和憎恶而产生了推翻这个社会——这个充满了谎言的社会——的想法。

    小说里华彩的部分是“占星家”那场深入哲学和政治领域的演讲,最终抵达的却也只能是人性的荒谬之地。“占星家”意图的毫不掩饰,“通过摆布愚昧且痛苦的大众来制造暴力叛乱”,即使在阅读时,也能使人感受到一阵“竟与现实如此相似”的触目惊心。至于用哪种意识形态来征服且奴役人类——三K党激进的至上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这对“占星家”们而言并不重要。

    此外,这些疯子们的想法却极具预见性——这也是让所有读过这本小说的人,印象深刻且不寒而栗的一点。1930年9月,也即小说出版后几个月,阿根廷总统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现在来看,那只是以后几十年中,多场军事政变的起始;在同一年,阿根廷陷入经济大萧条。小说中真假难辨的“少校”提出创建一个虚拟的革命军,专门进行恐怖袭击,从而激起全国的革命动荡,这个提议却成为日后阿根廷现实政局的模型。可以说,这些与现实对照的点正是这部小说的讽刺性所在,尤其它创作于“二战”和阿根廷军事独裁的黎明时分。

    《七个疯子》不是一部读起来让人感到轻松的小说。阿尔特一再重复相同的心理活动、谵妄的个人独白和层层交织的噩梦。然而,这也正是小说所要展现的:一个彻底迷失的灵魂,试图在最堕落的生活中寻找不可能存在的伟大和崇高。阿尔特曾在该书的注释中说过,假如犯罪行为并没有伴随着一系列扭曲、紧张且痛苦的内心活动,那么他对于描写犯罪活动本身并不感兴趣。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刽子手”,而阿尔特想要做的,无非是通过他的文字将这一事实展现出来。这部小说就像一口由层层黑暗堆积而成的深井,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一直提心吊胆地站在井边,观望黑暗;能够在井边坚持读完它的人自然会对那个难以定义的、叫作“人性”的东西了解更加深入一些。

    评论家常常批评阿尔特的文字重复过多、语法错误频繁且逻辑荒谬,这却正是由阿尔特“大杂院式”的教育和成长背景所导致,亦是他写作风格的独特之处。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逐渐体会到这种按图索骥式的趣味。

    《七个疯子》里充满了闪光的梦呓、诗意的浑浊以及令人难以忘怀的迷人片段,我难忘的部分很多,比如:

    “一束阳光从半开着的镶着不透明玻璃的门射进来,仿佛一条硫磺棒,将黛青色的氛围切成两半。”在描写昏暗的酒馆的同时也将人物内心的浑浊烘托出来。

    在提到即将执行的杀人计划时,埃尔多萨因说:“您知道,在夏天即将到来之前死去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还有另一处,阿尔特用“雨水让沟渠里响起短暂的蛙叫声”,精炼地描绘出那一刻的气候氛围,或用“他的悲哀犹如铅球一般,在橡胶墙上弹来弹去”,巧妙地用带有破坏力的物理画面来描写抽象的感受。

    作为译者,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精确地还原阿尔特的文字和意象,避免添加任何我个人的诠释和注解,也是希望这部小说最原始的力量——那种西语里天然的跳跃、疯狂和伟大,能以中文的形式重现在字里行间,以最本真的面貌再度跨越时间。

    欧阳石晓,西班牙马德里,2019年12月22日

    本文系《七个疯子》译后记,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授权刊发。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