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知识完备的文学史，拥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经过近百年的意义解释和研究已形成了丰富复杂的知识结构。本文主要围绕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的解释进程，探讨它的意义构成的历史性和丰富性，讨论它是如何完成中国现代文学意义的多元化阐释和知识整体观的建立，从而实现中国现代文学向现代社会的知识传承和播散，并拥有现代知识的合法地位和合理性意义，由此进而推测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的意义前景。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知识，意义阐释，多元化，知识合法化与合理性。

    如果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确定为1917——1949年，它的“历史过程”已经完成，成了一段“文学事实”存放在历史的深处，但它的意义却没有完结，在人们的解释和描述中形成了现代文学知识。文学知识是对文学的认识、感受和记忆，它通过对文学的阅读、传播和研究等途径去获取。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就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认识和反思，是历史主体在历史语境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想象、描述和阐释所创造、形成。本文讨论的主要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解释史，由此所建立起来的一套文学知识，它基本上还是属于学科性质的经典的规范的文学知识，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习惯的日常的大众化的文学知识。讨论和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的解释进程及其意义内涵，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被描述和阐释成了今天的知识状态？它如何实现知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支配现代文学知识的形成和接受的主客观因素又有哪些？这些都是牵涉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规范和学术建设的重要论题。

                                  一
    一般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是指发生在1917至1949年间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它在历史的解释和叙述里形成了不同的知识类型和意义范式，文学史是人文价值学科，不是客观自足的封闭世界，而是由解释而敞开意义，生成文学知识。我们根据解释者的意图、社会语境和知识类型，把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的个人化的新文学知识，1949年以后的政治化和制度化的现代文学知识和80、90年代以来的多元化和学术化的现代文学知识。
    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大都被确定为新文学知识，由于历史进化论思维和社会转型时代的潜在制约，文学的“新”与“旧”（而不是美与丑）成为判断和解释文学的一条价值标准，传统文学被划为旧文学，解释者所面对的当下文学则属于新文学。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和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等对新文学的意义和现象做了历史的描述和美学的感受。由于解释者与对象的零距离，解释的新旧对比意图特别明显，解释过程有意识地凸现了中国现代文学所出现的新的意义和形式。同时，现代作家和评论家也对作家创作和文学现象进行了评论和研究，如鲁迅、周作人、茅盾、沈从文、李健吾、李长之、朱光潜、梁宗岱等的分析评价，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知识基础。值得特别重视的是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意义和作用，朱自清“最早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研究新文学的成果”（1），他考察了国语运动与现代白话文的关系，介绍、分析了20年代至30年代初作家作品的特点和个性，尤其是对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五四时期的诗歌文体，以及顾一樵、徐祖正、汪锡鹏、陈铨、白薇、余上沅等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述很有个人眼光和史家意识，描述了一个相对宽阔完备的五四文学知识。他重视文学运动、文学创作与语言文体的内在联系，注重分析作家作品的艺术个性和丰富性。比如他对李金发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做了这样的概括性把握，“1、生的枯寂与疲倦，2、静寂——夜——死，3、阴暗的调子与悲哀的美丽，4、浑然的情感，5、联想与论理，6、自然的人化，7、细处见大，8、老旧的字句”。应该说，这是继周作人之后对李金发诗歌做出的准确而完整评价，确认了李金发诗歌的文学史意义。
    朱自清是五四时期的作家和诗人，也是严谨的学者，他的文学史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由文学的参加者和亲历者来叙述和解释过去的文学，10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则是代表作，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的形成和影响也更为深远。《中国新文学大系》总结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10年的文学成就，它主要以作品选和导言的形式较完整地呈现出现代文学的价值意义。“大系”的作家作品选也是一种文学史的描述形式，古人有“文选”，如《古文观止》等，选者自有一套文学眼光。今人有文学史，也有作品选，二者相互协调补充。《中国新文学大系》则介于二者之间，它主要是作品选，也有文学导言代替文学史。它的编撰是新文学成绩的集体展示，标志着中国新文学从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的运作发展到文学史的集体写作，他们都是现代知识分子，有新文学的亲身经历，也有独立判断的现代思想，对文学的历史及其相关场景的熟稔让他们有了的“自述”和“追忆”的文学史特点，学者的史识和理性也使他们的“贴身”叙述并没失去历史的清醒，有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和方法论。“导论”是新文学的理论宣言，也是文学史知识，它描述了新文学的运动、理论、思潮和各文体的演化和意义。它解释中国现代文学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先有文学理论的倡导和斗争，文学社团的出现，后有小说、散文、戏剧和诗歌文体的创作。文学理论和论争3卷，各文体的顺序是小说、散文、戏剧和诗歌，小说3卷，散文2卷，戏剧和诗歌各1卷，这样的顺序和数量安排尽管说明不了多大问题，但它所设计的文学运动、文学理论、文学社团和作家作品选则有鲜明的文学史结构特点，可称之为“生态型”的文学史。传统中处在边缘和“小道”的小说第一次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和中心文体，中国新文学战胜旧文学，小说是成绩最为突出、显著，散文次之，也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戏剧和诗文体的变化大，文学现象多，头绪杂，但还没有完成文体的转变和成熟，所选作品数量和排列次序也就紧随其后了。这与以后文学史或作品选的文体次序有差异，或取诗、散文、小说和戏剧的次序，如北大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或取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次序，如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大系”做出的次序安排显然有他们的用意，次序里有文学成就和文体成熟的意义，它既符合文学事实，也有他们的价值判断。“导言”为新文学勾勒了文学史的知识轮廓，初步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结构。他们认为新文学有西方思想和文学影响的背景和资源（2），具有现代文化批判的思想立场（3），追求“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价值目标（4），并以白话文为主体，有自己独特的话语空间，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介入社会人生、表现生命体验的重要手段，是知识分子创造的精神符号，显露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这也是中国新文学拥有新思想，创造新形式的精神资源。
    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知识进入到学科化和体制化阶段，受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现代文学的写作不但要对文学历史进行描述和还原，而且更要对它进行合理而合法的阐释。按约定俗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发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一段时期，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为了追溯现代革命的意义及其根源，新民主主义自然成为建立意识形态的历史中心，现代文学也作为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相应也得到了崇高的学术地位。延续至今的大学中文系设置了7门基础课程，文学类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含当代）、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4 门，它说明在知识意义和学科地位上它们是完全等值的，都属于文学门类之下的独立的二级学科，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独立的学科地位，它并不依据知识本身的容量，而是依据知识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程度，或者说是知识与意识形态中心的远近距离。《新民主主义论》是一篇政治理论文献，它是毛泽东从现代政治革命角度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作出的科学论述，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他把现代社会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组成部分，政治和经济是社会的两大中心，决定着社会性质和特征，文化则是观念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或者说是政治、经济的意识形态，“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5），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6），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为描述现代文化知识提供了一条政治化的思路，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社会、政治眼光。有了这样的思路，新民主主义文学自然是现代文学的中心内容，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具有文学的阶级性、人民大众性和反帝反封建性。现代文学与现代革命保持了同步，文学知识也是革命知识。对作家作品和人物形象的分析取阶级立场，文学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以及为了反帝反封建而采用的大众化和口语化形式，由此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的政治化和主流化。1949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到大学教育体制，它的文学知识基本上是依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而建立起来的，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纲》，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60、70年代编写、出版的其他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唐弢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基本上是沿袭和提供了这样的文学知识。可以说，它们使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在价值论和方法论上第一次取得完全独立性和系统性的知识范式，建立了一套渗透有政治权力的现代文学知识，“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7）。信息时代的知识是权力的产物，政治化时代的知识更有权力的渗透，属于主流意识话语。现代文学知识借助权力化而被融入教育制度，实现了知识的传承并被社会化和普世化，对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也就顺利地完成了从观念到制度的知识转化。

                                 二
    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在搭上了现代革命和政治的快车驶入了学科独立和知识传承的快车道，得到了社会的普及和承认，文学成为解释现代革命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重要证据，社会读者在接受文学的历史知识的同时也自然接受着革命意识的教育和熏陶，尤其在文学知识借助了教育制度之后，更强化了文学知识的合法性，知识的背后是革命的正义、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黑暗，文学连同它的革命意义被高高突起，成为现代革命的寓言。知识与权力的结合也显露了它的不完善和局限性。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社会革命之间有联系，如果现代革命也包括思想文化的话，现代文学参与了现代革命的进程，现代社会革命尤其是现代思想启蒙运动为现代文学提供了思想的资源和精神动力，丰富了现代文学的思想底蕴和文化力量。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观念和表现方式并不等同于现代的社会革命，有它自己的审美意义和语言方式，其中有与现代革命相似或相同的地方，也有自己的审美意义和符号形式。现代作家作品有显露或隐藏的阶级意识，也有复杂的人性和生命形式；有人民意识和大众化目标，也有个性意识和精致、拗峭的意蕴；有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宏音，也有来自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民间与知识分子交错的个人感受。所以，现代文学与现代革命在相互联系里有着不同的差异和分离，在互相影响中有逃避和超越。权力化和政治化的现代文学知识争得了社会的合法地位，推动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可以说，现代文学在被新民主主义化的过程中被学科化和历史化，但并没有完全实现审美化和学术化。也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套知识的推广和普及，现代文学知识的影响和学科地位将会受到很大影响，也将会是另一番情景。它对现代文学的模式化解释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历史局限，也为后来者提供了较大的解释空间。
    80、9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知识也就从这里起步了。从知识的反思到意义还原，从还原到学术整合，显示出现代文学知识的多元化趋势。黄修己先生称这种变化是从“学以致用”走向“分析整理”（8）。近20年来的中国社会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文学知识回到文学，学术还给学术。对文学知识政治化和革命化的反思推动了现代文学知识的还原，不得不说这以前的现代文学知识显得相对单调、死板，文学知识的还原主要表现在文学史和文学意义的还原。中国现代文学有丰富的意义世界，创造了众多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既有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丁玲、赵树理等大家熟知的代表性作家，也有富有创造性和审美个性的作家，如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钱钟书、穆旦等；有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文学思潮、流派，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联”和“鲁艺”等，也有具有文学史价值和审美意义的文学现象和社团流派，如学衡派、语丝社、新月派、九叶诗人和新感觉派等；有代表性和经典性的文学作品，如《阿Q正传》、《子夜》、《雷雨》、《骆驼祥子》、《家》、《边城》和《女神》等，也有独特性和个性化的作品，如新感觉派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学知识需要解释、还它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近20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还原了一个独特而丰富的现代文学意义世界，如对沈从文、徐志摩、钱锺书、张爱玲、穆旦等作家和新月派、九叶诗人、京派文学、新感觉派和学衡派等文学社团的相继发现和解释，就为现代文学知识提供了历史的和美学的丰富意义。就是曾经有过解释的作家也有了新的发现和突破，如鲁迅复杂的精神世界，周作人的思想与文体，曹禺的戏剧贡献，老舍的文化精神，沈从文的审美价值，张爱玲的文学魅力，都在人们的解释里得到了意义的还原。
    现代文学研究还大量采用了现代西方的批评方法，有方法的创新和开拓，曾是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先锋，如80年代的“方法论热”，90年代“人文价值”和“学术规范”的讨论。现代西方的精神分析、原形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叙述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文化研究等方法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视角成现代文学的知识结构。近年的现代文学研究有从文学史向思想史和学术史转变的发展态。它们注重对文本形式的丰富理解，对读者的选择与接受的认同，对文学生长背景的文化考察，从传统意义上考察文学的作者中心转移到文本和读者中心，从社会历史方法到文本分析和文化研究，超越了单一的方法模式，方法论的变革带来了系列新成果。文本分析把文本看作独立于社会、作者乃至读者的统一体，注重分析作品形式本体，探讨作品的语言、符号、结构、叙事和抒情方式等问题。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化研究有两种思路，一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情境，正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样，把中国现代文学置于一个相对宽阔的文化视野里探讨它的复杂意义。二是指引入西方50、60年代以后兴起的文化研究思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强调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独立性和整体性，探讨文学与文化之间的传播媒介、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民族、阶级和女性问题。文本分析和文化研究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方法论，显示出中国现代文学方法论的自觉与追求。
    中国现代文学不仅与现代的社会革命相关，更与现代文化、西方文化和文学、传统文化和文学有较为深层的联系，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并没有人们想象的意义界限，现代文学领域得到了纵横时空的扩展，提出了“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尽管这些概念还有不够周延的地方（9），但却产生了连锁效应，激活了文学研究思路，开拓了现代文学研究和学习的新思路。中国现代文学被置于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10）、政治文化与民间文化（11）、地域文化与宗教文化（12）、教育文化与出版文化（13）等多维文化视野中去审视、考察它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从作家到读者，从文本到社会无所浸润的思想文化，从文学制度到美学观念，从创作思维到阅读心理所带有的文化影子。现代文学还形成了一套文学制度，文学社团、文学杂志、职业作家、大学教育都是现代文学制度的组成部分，它们为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公共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这套制度也是中国传统文学所缺乏的社会运作机制，传统文学更倾向于个人的、贵族的文学知识，现代文学则是社会的、大众的知识，也与现代西方的市民社会和工业经济制度下的文学制度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文学的文化考察应是近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取得的重要创获。它既还原了现代文学生长的多重意义背景，又超越了理解它与现代社会关系的简单思路。有研究者由此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性诗学”，从“中国文化现代性去阐释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性诗学所据以建立的地面，正是一种关于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的思考，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14）。这也是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路，应该说有它的意义前景。问题出在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思想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在现代思想文化与现代诗学的交错、互融的过程中如何凸现其诗学的意义，而不是抹杀或混淆诗学的独立性和丰富性。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生长或对它做出合理的解释都需要异己对象的进入或参照而发展或确定其意义，文学的丰富性可以在文化世界里得到相对完整而准确的揭示，但由于文学边界的扩大也可能取消文学的独特性和审美性。文学知识首先是关于文学、美学的知识，在其背后肯定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文学需要有文化的浸润和创造，也背靠文化的精神，积淀着文化的心理意识。但文学与文化并不完全等值、等价和同形，文学有自己的独立世界，文化对文学有促进和限制的双重作用，现代文学与现代社会中的任何一种思想观念和文化形式都有接近与逃离、融化与反叛的二重性，新民主主义文化如此，其他文化也参与了现代文学的美学建构，但现代文学并不混同于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哪怕是现代的思想文化。文学对文化不是顺从归依或被同化，而是解构和创造，它以审美方式解构观念形态的思想和文化，创造出新的审美文化。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帝反封建”主题有社会时代内涵，现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契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有思想文化的意义，现代文学是现代思想启蒙的同盟者，以思想启蒙来完成反帝反封建。它还有审美的形式意义，在审美意义上，现代文学超越了反帝反封建，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更需要创造美的形式和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入到知识的多元化时期，文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共同构造，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正如温儒敏所指出的那样，“当今的现代文学研究似乎有越来越往思想史靠拢的倾向。许多学者做现代文学研究，做着做着，就做到思想史方向去了。”他把“那种一味追求思想史的架势，而完全脱离了文学的‘文学史’研究”称之为学术“越位”，是“文学史家玩票思想史”，他不无疑惑地感到这样的学术态势“是否正在对现代文学史学科进行事实上的‘解构’？”，他希望“无论是把文学放到思想史的场域中考察，还是利用思想史的方法角度理解文学史，都不是脱离文学，而是研究文学与思想的互动，是从更开阔的背景中了解文学所依托的的思维方式、想象逻辑及情感特质，以及这些文学想象和情感方式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形成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现象。这是跨出文学史，又回到文学史，并不泯灭文学研究的独特性，而又可能为文学研究拓展新的论域，甚至可能发现许多往往为单纯的封闭的文学研究所遮蔽或忽略的现象”（15）。这实际上是关涉到文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关系，文学史主要讨论文学的思想情感和语言形式，思想史讨论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文学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意识也属于人的特别的思想意识，属于审美化、情感化和符号化的思想。从思想史研究文学容易陷入以思想的普遍性和一般性消解文学的特殊性和形式化的思维陷阱，文学史很容易变成思想史的材料和证据，思想史是形而上的玄思和概念的演绎，文学史则是形而下的情感和形式符号。现代文学知识逐渐被分解和层次化，同时拥有主流、民间和个人的不同话语方式，有学术的、思想的和文学的不同知识型态。社会的多元化使学术研究、教育体制、社会传播和知识范式出现了分裂和脱节，如何实现知识的重新整合，完成现代文学知识整体观的建立则要待以时日。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阐释，尤其是近50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成为各种教育层次的基础知识，大学设置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国新文学史”课程，中小学语文选取了大量的现代语体文文章，推动了现代文学知识的社会化、大众化，全国和各省市成立了现代文学和著名作家研究会等组织，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学术化和体制化。
 
                                     三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解释和发现，现代文学形成了不同的知识范式，实现了知识的社会化和合法化。现代文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知识，得到了社会的普遍确认和知识传承，出版有成熟而系统的各种层次的教材和学术专著，拥有一批专业化、学术化程度相当高的教学、研究队伍，全国多达5000人以上，但仍需要建立严谨的学术规范和厚实的学术品格。反思和完善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的合理性，则是摆在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本体论是现代文学历史本身，是谁也无法改变的文学史实，它的价值论则是它的意义的合理性。现代文学的合理性意义是它的历史性、现代性和文学性。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离不开现代社会的历史语境、现代性的价值和审美意义，它是历史性、现代性和文学性意义的统一。现代文学是现代社会的精神产物，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生活习俗都滋养了现代文学的意义。现代文学知识首先应是它的文学史知识，理解和研究现代文学要有文学史的眼光和历史感，把现代文学放在历史环境、氛围和条件中去分析评价，设身处地理解它的历史情境，并以审慎的合乎对象事实的眼光给予评价和研究，如同王瑶先生所主张的把问题“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16）。现代文学的历史性意义拒绝任何先验和主观的价值判断，研究和评价要有现代文学的事实依据，要合乎现代文学的历史逻辑。它不是任何理论套子的鞋子或证据，它是它自身，而不是虚拟的自我。可以说，在新世纪依然还要重提“回到现代文学本身”和“走向现代文学的本体研究”思路，尽管在解释学的意义维度上，“回到对象”需要有“回到自我”的前提，但文学史带有历史意义性质，描述和解释它的历史性，也需要进行历史对象和事实的真实还原。历史不可重复，但历史情境可以想象和还原。
    现代性是现代文学表现的现代思想、情感、心理和语言、形式。这里的“现代”不是客观的历史时间，而是价值意义称谓，不是理解者的主观先验的设定，而是现代文学意义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的发现。今天的“现代性”已是一个意义模糊不清的语词，有意义的弹性和伸缩性，甚至意义完全相反的都被看作了现代性，如同新批评文论中的“悖论”和“张力”概念，更多的是描述了意义的存在状态，而不是意义的存在本身。有人把它看作是具有价值普遍意义的意义合理性，以波普尔“证伪”的思维方式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没有现代性，而有“近代性”，也有人把它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已有价值属性，是现代文学拥有的意义特质。现代性价值是相对的还是绝对？中国现代文学有没有现代性？在我看来，文学追求和表现现代性是绝对的，但现代性的具体意义有相对性，正如人类都追求着真善美，这是绝对的，但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对真善美却有不同的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是指1917到1949年间的中国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思想、现代情感、现代语言和现代形式，是文学在这段时间里所具有的相对稳定的意义，既不同于现代西方的思想现代性，也不同于现代西方文学的审美现代性，甚而与80、90年代文学的现代性也有区别，如同中国文学有唐代意境和宋代意境之别一样。任何一种价值判断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准确、完整而独到地揭示或敞开事物，而不是为了遮蔽、掩盖事物，否则，再完美的价值尺度也成为鲁迅所说的棺材钉，把事物钉死掉。比如唯物主义虽是一种科学的哲学方法，用它来审视或评价与之相应的思想对象，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如果用它来判断庄子或孔子思想，得出了他们不是唯物主义的结论，这就会遮蔽了他们的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如果我们要使用“现代性”价值尺度来阐释中国现代文学，也应该持这样的思维眼光和态度，不然，不但是什么问题也揭示不了，连现代文学也变得与西方文学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甚至没有意义了。我们的目的是用“现代性”去激活我们固有的思维方式，重构和发现其他思维或价值观念无法发现甚而掩盖了的中国现代文学意义，而不是用它来否定现代文学，或把以前说过了的进行重新包装，换一种说法，结果还是在老地方转圈，让辛辛苦苦变成了概念的游戏。现代性的提出之所以没有像80年代的“方法论”和90年代的“人文价值”讨论在现代文学界产生的影响那么深远，恐怕与该概念本身存在的模糊性和游移性不能说没有一点联系。何谓现代性？就需要做出准确界定。在我看来，现代性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现代性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价值观念。作为思维方式的“现代性”就是从“意义时间”维度上去分析、考察事物，发现它的变异性和独特性；作为价值观念的“现代性”则是发现和厘定不同背景和不同对象所具有的独特而复杂的意义。鲁迅和郭沫若有不同的现代性体验和意义，金克木老先生也说过，《论语》有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也持了这样的思维和价值观。从“现代性”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既要注意到特定文化和时间背景中的“现代中国”，它萌芽于晚清，开创于民国，发展在共和国。在这个宏观的时间背景中，它的意义不断发展变化着，相对古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的精熟与丰富，“现代中国”还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现代性”有别于“古典性”而成为了文学和文化的独特意义。在这个长时段中又有许多中时段和短时段，发生在1917至1949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不是古典文学，也不是西方文学，更不是今天的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现代性”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1919——1949）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1）个人主义精神，（2）人道主义思想，（3）现代人的心理体验和生命意识，（4）现代白话文的语言主体，（5）自由、多样的文体形式。“个人主义”以文学方式为个人立法，确立了个体的独立、解放、自由和创造的价值意义；“人道主义”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担当公民和人的责任和义务，同情、悲悯普通人的生活命运；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都是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思想情感，它有对西方文学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自觉汲取，也有传统思想文化的自然承传，同时又在反传统和现实化的过程中实现了思想的民族化和现代化。现代人的心理体验和生命意识是现代文学拥有的最为本真、内在的现代性，或者说是创造现代性的精神之源。现代文学是现代作家的生活、情感、心理和思维的结晶，有现代社会的印记，更有现代作家的生命体验和心理情绪。鲁迅的孤独意识，郭沫若的浪漫精神，钱钟书反讽的机智，穆旦丰富的痛苦，张爱玲的荒凉感等都浸润了他们的生命体验和心理情绪，正是它们创造了现代文学意义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这份独特和丰富就是现代文学意义的现代性。人的观念形态的思想都有一致或相似的地方，但浸润了个人的生命体验和心理意识的思想则始终是个人的和独特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有西方性和传统性，但在融合有现代作家的生命体验和心理感受之后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则成为了中国的和现代的思想，有了最丰富而独特的现代性。现代白话文是现代文学的基本语言，白话文的鲜活和个性比文言拥有更多信息量，可以增益人的智识，它自由多变的句式，可以催生美丽、生动的文字，它开放、多样的语言资源，可以激活语言的表达活力，便于进入社会大众的自由交流。鲁迅主张：“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17）鲁迅这里所说的白话文的个性、鲜活和表达的直白就是现代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运用多种技巧，机智而灵活地表现了美的意义，建立文体形式的多样、丰富和精致，显显示了现代文学文体的现代性。
文学性或审美性是现代文学知识的本质属性，它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根本特征。建立现代文学知识是为了养成现代文学审美的能力，解释现代作家作品的美的意义。周作人认为：“文学是以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的独特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个东西”（18）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文学定义，文学要有独特的思想和感情，美妙的艺术形式和“愉快”的感受，他强调了文学的审美意义。现代文学拥有丰富的审美意蕴，创作有众多的代表性和经典性文学作品，是它们建立了现代文学的美学意义，保证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知识特征，而不是政治、历史和思想。
    由此，可以推测未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知识更会走向意义的多层面和多维度，向西方文学、传统文学和当代文学延伸和开放，向文化学、思想史、美学观渗透和融合。人们最终会把它看作是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意义上的“转折点”和“集散地”，是中国文学、思想和文化世界的“线”和“面”上的一个“点”。文学史意义日益突出，并占据知识的中心地位，审美意义也会逐渐显出重要性，经典文本以及它们的叙事、抒情方式将成为现代汉语文学的价值准则，思想史、文化诗学的研究思路还会有所拓展，但不会替代文学知识的独特意义。知识的学科化、学术化和大众化依然将是现代文学知识的三种表现形式。

* 王本朝（1965——），男，文学博士，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1）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著<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
（2）蔡元培：《中国新文学运动》，郑伯奇：《现代小说导论（三）》，周作人：《现代散文导论》（上），《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
（3）茅盾：《现代小说导论（一）》，《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
（4）胡适：《新文学的建设理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第15页，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
（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上）第38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
（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上）第388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
（7）（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第14页，三联书店1997年。
（8）黄修己：《从“学以致用”走向“分析整理”》，《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4期。
（9）吴炫在《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5期）一文中就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有质疑，提出以“文学穿越文化政治”代替“文化政治推动文学”的研究思路。
（10）参见方锡德：《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11）参见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朱晓进：《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30年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9年1期）。
（12）参见“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严家炎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13）参见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广西师范大学产生2000年）等。
（14）王一川：《通向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3期。
（15）温儒敏：《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中华读书报》2001年10月31日第10版。
（16）王瑶：《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在<文艺报>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报》1983年第8期。
（17）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8）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4页，岳麓书社1989年。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Knowledg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pluralism
                  
                            Wang  Ben_ch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history of literature owning its independent subject and complete knowledge, has its own viewpoints of value and methodology. It has formed its abundant, complex structure of knowledge after nearly a hundred years"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 and study.  Mainly centering on the interpreting proces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Knowledge, this paper inquires into its meaning constitution of historic significance and abundance, discusses how it has accomplished the plur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meanings and establishment of integrity of knowledge, thus realizes th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from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o modern society and possesses the legality of modern knowledge and reasonable meanings. From this, the paper conjectures the significant prospec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Knowledge.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knowledge;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 pluralism; legalization and reasonableness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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