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宋琳 | 有限性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宋琳
2025-07-23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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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琳

宋琳，1959 年生于福建厦门，祖籍宁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获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奖、《上海文学》奖、东荡子诗歌奖、昌耀诗歌奖。著有诗集《雪夜访戴》《口信》《宋琳诗选》《兀鹰飞过城市》《〈山海经〉传》等，随笔集《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俄尔甫斯回头》等。

 

迟缓，但不可替代

昨天我们听见水声，今天才打听到它的名字——
双鸳溪，自兰峰和应乐峰之间的峡谷流淌而下。
远近还有别的溪，各有各的名字和流域，
越是进入开阔地带，流水越是迟缓。

一条溪呼应着另一条，随季节而涨落，
但在苍山逶迤六十公里仪态万千的东坡，
双鸳溪只有一条，在我们认出它之前就激荡过我们，
它曾是无名的，如同进入诗歌之前的事物。


有限性
——给项思伟

槐花飘落，沁人的幽香散入傍晚，
我们坐在树下听着音乐，等待进餐。
这间客栈在安静的街角，有不多的客房，
这把吉他，你背着它走过一些国家，
制造它的琴师迪特·霍普夫曾活在世上。
我们吃小陆哥做的野生菌饺子，
喝他的伙伴用苍山雪水自酿的啤酒，
赞美着地方风味
和整座云贵高原的慷慨，
谈论着孤独、爱欲和死亡。
我们这些过客，沉醉于迷人而短暂的夏夜。
我们究竟能有什么留给世界？
除了孤独、爱欲和死亡。


小镇生活

蓝桉依然瘦长，顶着高原的烈日，
一批游客刚走，又一批被大巴吐出来，
果核般盲目，凌乱四散。

正午，絮状的云像一团团蚕茧，
在半睁半闭的猫眼里抽着细丝，
脚底发烫，摇摆在手上的小旗的阴影在缩小。

整个夏天我远离，去无人的野外
呼出病气。我只读闲书，息交绝游，
一心学做养生主。

待在山上，看飞机从湖对岸的跑道
起飞，降落，起飞，往返于匆忙的世界。
机翼一闪没入黑暗时，我自花间独卧。


另起一行，如同呼吸

水桶在井里的声音，沉闷但传自久远。
铁条在铁砧上翻一个面，继续锻打。
身体后仰，划动双桨之前必须前倾，
赛艇每滑行一大步都停顿一下。
珀涅罗珀的诡计：织了拆，拆了织。
蝴蝶准备起飞的动作：《开·闭·开》。
（我不认为这是阿米亥的最后一本诗集）。
四架簧风琴同时响起，如四只鹰同时展翅。
袖珍火车闯进壁炉并卡在那个钟点。
塞瓦斯多波尔既是一座城也是一条街，
几个异乡人在那里密谋过一本诗歌杂志。
“我的身体并不属于我，当它还未燃烧”
——这行诗写的也许是火星勘探。
猫在柔软的东西上面弹奏，如痴如醉。
喜神站在顶轮上，有一寸那么高。
影子占据一面墙，当手电筒照见噩梦。
木先生送给友人的爱心食堂的汤勺，
比阿利卡画中贝克特的汤勺要大一些。


以星星为楷模

星光抵达我们这里，不舍昼夜。
这万世之乳喂养着我们，为了什么？
盲目的天体，嗡嗡而鸣的蜜蜂，
运动着，循环着，似乎不知道自己的辛苦，
做着和太阳一样的工，大多数寂寂无闻。
它们的热矿永不枯竭地增熵，使宇宙膨胀，
又平均地赐予短暂的弱小者
（只活一天的蜉蝣也见过光）。
皮肤和叶子张开，当星光抵达我们这里，
在人世的最底层也有着幽玄的寂照。
一代又一代，唤起我们内在的意志，
放弃追逐虚荣，克服与生俱来的软弱，
向内挖掘那同源的秘密，
缓慢地学会发光的原理。
倘若这无尽藏不是爱，何以名之？


如果一个智者在我们中间

他是沉默的，看上去心不在焉，
却总在倾听，耳朵里似乎塞了个报警器。
坐在我们中间，上衣口袋插着一支铅笔，
一点也不比一个小学女教师严厉。
他神采奕奕的面容下的表情，
既不是喜悦，也不是忧伤，甚至
用悲悯来形容也不准确。滑稽倒是有点儿。
唉，我们总是捕捉不住流星般一闪即逝的启示！
从未听说有关他的什么私人轶事，
古怪，居无定所，独来独往——就这么多了。
难道他有什么要向我们隐瞒？
我想，智者不希望人们认出他，
匿名生活或许是他最喜欢的处世方式。


昙花

1

昙花在夏夜里悄然而热烈地开放，
被隐隐的雷鸣催促着，膨胀到极致。
硕大、雪白、剔透，像一盏盏灯笼摇曳，
万物都已沉睡，唯有孤芳在守夜。

2

花茎弯曲如勾，承受着花朵潮湿的重量，
蓄足了泪等待谁？穿越遗忘之海的归客？
即使盲目的爱的期许只有一个时辰，
要知道，一个时辰已是此生的全部。

 

在悖论中写作
（创作谈）

宋琳

在当下谈论诗歌写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关于写作的问题中最紧要的部分已经不再是文本建构之好与坏的问题，而是写作如何不背离诗自身的正当性，避免使之再次沦为某种异化工具的问题。

“诗与真”、“诗性正义”和“诗的见证”这些观念均涉及写作伦理，承认这些伦理要求的诗人理应忠实于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修辞立其诚”，写出令读者信服的诗歌。反之，那些玩弄修辞的诗歌，自闭于能指圈，切断了与现实的关联，被视为伪作是迟早的事。然而，这里我们不可避免地接触到悖论，即诗歌多大程度上是介入性的？没有失去现场感的诗人多少都能体会到一种深刻的荒诞。在这种境况中，芝诺的“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命题几乎可以置换成“隐喻永远追不上现实”。努力接近真相是诗人的本分，无疑，从神话时代那里传承下来的英雄主义并未完全泯灭。悖论可能是对失败的写作（就见证功能而言）的最准确、最具悲剧意味的表述。有一个真相，但当我们试图揭示它时，真相已经变异——写作是这一过程的不断延迟。

我在去年的一篇短文中写道：

“也许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所处的媒介时代这样，一切都变得不确定，现实与幻觉之间的边缘域似乎完全消失了。对于诗人而言，写作的危机不再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矛盾，而是对写作本身的厌倦，过量的信息和事件对主体构成伤害，且越是敏锐伤害就越大。人工智能和AI技术加剧了幻觉感，‘真相’几乎成了史前史的一个概念。伟大的原文消失了，没有原文的写作不过是‘假名’的变脸游戏而已。或许我们早已进入波德里亚所预言的‘虚拟现实元年’，诗歌写作的对抗性在哪里？”

当诗人们热衷于谈论大诗人的人选时，睿智的读者却看到了危机。网络这个相对活跃的言论空间，可能也给爱起哄的看客提供了发泄情绪的平台，虽然那些抹黑诗歌的现象对写作构不成实质性的影响，但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沾沾自喜于各种荣誉，甚至以次充好，实际上玷污了本应作为精神祭品的诗歌。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诗人低估了读者，那么，他的自我评价系统一定出了偏差。好诗必能在伟大读者的心灵着陆，诗人与读者之间的心灵感应是诗性传播的前提条件，鲁迅先生所谓“诗人者，撄人心者也”，与孔子所谓“志之所至，诗亦至焉”是可以相互发明的。

说诗是个人情感与普遍情感，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纽带，也是说语言之诗性智慧具有超越性，能够不断拓展边界。在巴别塔之后，尤其是奥斯维辛之后，诗歌已然成为边界的言说。边界意味着不确定，诗歌不接受哲学关于沉默的指令，就必须改变言说方式，否则过于强悍的自我靠不断重复所建立的信誉堡垒终将垮塌下来。在这一方面，陌生化理论或许总是有效的，一种时尚风格久久不告退应该视为灾难，有批评家将此现象描述为“过于冗长的葬礼”，我以为至少表达了改变言说方式的紧迫感。

关于危机，我给不出方案，但我绝不想加入相反的合唱。反观我自己，危机时刻总是潜在的，当厌倦发生，激情丧失（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空虚吞噬了一切，黑暗降临我的眼睛，词语逃离，那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失去了诗神的庇护，被逐出了心灵城邦。诗歌的治疗作为自我的神话，意味着始终保持激情的状态，保持对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警觉。“诸神感知未来的事情，凡人感知现在的事情，但是智者感知即将发生的事情”（菲洛斯特拉托斯）。诗人曾经是那样的智者，能将预感告知世人，如今却退化得与凡人无异，甚至只知一己之冷暖了。晚清诗学中关于“诗中须有我在”和“诗中须有人在”的观念之于当代诗歌依然是具有针对性的。前者意识到诗歌应是诗人身份和风格的签名，即所有作品都将成为可辨识的自传性证言；后者强调人之境遇与心之哀乐的对应是普适的，不执着于我，才能感通众有。人，他人，构成自我的异体，只有当诗歌言说触及那个异体，异质性的东西从外在化入内在，自我的边界才得以拓展。

我希望我的诗是明晰的，在需要借助隐喻的地方，有时我不得不在文本中保持内外两个面向，不一定都能成功。写作，如果不是单纯地为了合时宜，至少可以将维特根斯坦“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作个人的运用，让沉默充满回响。诗人的激情最终要通过“消极才能”的持续发挥得以显现，我在不同场合引用过济慈阐述的这一方法论，它也是主体素质的最隐秘和迷人之处。在古代诗人中，杜甫理应是最具代表性的，然而，当人人都在谈论杜甫时，容易被忽略的恰是他身上的消极才能，即感时的真切、吸收并转换现实因素的敏捷。比喻而言，现实就是散佚在文本之外的东西，是无名的、混乱的、沉沦的，写作作为必要的应急行动，乃是将现实从上述状态中抢救出来。那里藏着我们要找的原文，它能使在转译中兜圈子的写作得到纠正。

由于懒散，我的写作较多依赖于灵感，零敲碎打，偶然起兴，虽然并无计划，想要写的诗等待着变成文字，又总是让我听见某种东西的催促。每思及“道不可须臾离”这一古训，愈怀疑已经写出的东西中哪些可称为精神祭品。诗这倾尽一生未必能够完成个人那一小部分的灵魂工程，很可能受悖论所支配。我以为阿多诺谈随笔的一段话“它的目标不在于复制对象，而在于从其概念的‘碎片’中重构对象”，同样适合于诗歌。

碎片即整体，原文在索隐中。带着强迫性，同时安于有限性，这就是我既不敢妄称自己为诗人，又无悔于写诗的缘故。

原载《诗歌月刊》202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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