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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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伟章:最深的寂寥,是故乡给我的

    2016年秋天,一个清冷的日子,我去川西芦山县报到。这样的生活我已经习惯了,单位每年都有下派任务,各位都忙,我似乎闲些,正好支配。

    芦山人更忙,三年前,这里经历了一场大地震,自那以后,他们便取消了周末,工作状态是五加二、白加黑、雨加晴,重心自然是围绕经济建设。而我挂职的文联,在其中帮不上忙。事实上,这里的文联既存在,又不存在:某间办公室门上,确实贴了张A4纸,上面打印着“文联”两个字,但它隶属于宣传部,机构设置只有一个副主席,副主席手下没有兵,办公室是宣传部的,干的事同样是宣传部的。

    本来,我也可以跟着在宣传部干,但县里觉得,我是挂在文联,应该专职做文联的工作,否则不合规定。而文联没有具体的工作。如果我提出成立些什么协会,比如他们没有作家协会,是不是可以成立起来,我又感觉到,这实在太奢侈了。人家在为恢复生产和生活日夜拼搏呢。而且,写作究竟是个体的,独立的,真正的作家珍视这种个体性和独立性,协会不协会的,与他们关系不大。

    可这样一来,我就有些手足无措了。

    好在也习惯了。之前一年,我在川东北宣汉县下派,也是文联,虽建制完整,但要说多少事,也说不上。不同之处在于,宣汉正着力旅游开发,需文联提供文化支撑,而且那里是我老家,有志趣相投的朋友,在文联的支持下,朋友开着私车,去万山老林的巴山大峡谷,走进云端里的农家,在农家过夜,谈天。车只能开到山脚,上山需步行,沿陡峭山路,一爬就是五六个钟头。

    农家好客,把他们最好的饮食拿出来招待。只是冷,盛夏时节,入夜也得烧着旺火。当天没感觉有多累,睡一觉起来,才知腿痛,动一步就痛得钻心,平路还好,偏偏沟谷深切,路都站着,路旁即绝壁,寸草不生,走起来真是要命。

    从峡谷出来,又去县境内几条大河的源头,顺流下行,看溪流怎样变成河流,静谧怎样变得喧嚣,又怎样曲里拐弯地滋养了万千生灵。甚至在荒烟蔓草丛中,刨出几段残存古道,竟是旧文人笔记里的荔枝古道——当年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川南经川东北入陕西,进长安,“一骑红尘妃子笑”,耳朵里,骤然传来唐代的马蹄声。

    我把在宣汉的“发现”,写成长长短短的文字,在《光明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发表。来到芦山,我可以做同样的事务吗?看来也不必。我想要几本写芦山的书,得到的是薄薄的几页宣传册,想了解县里的作家,包括他们的创作门类和实绩,他们回答说现在忙不过来,以后给你资料。

    确实忙,在食堂吃饭,男男女女谈的都是工作,而我听不懂,也插不进。我成了一个多余人。非但如此,还碍手碍脚,且要人家租房子。这让我心里愧疚。于是想,下派实在不该只当成任务来完成,首先要考虑人家是否需要,不然像我这样,其实是扰民的。

    但事已至此,总得待一阵,我便开展起了自己的活动。

    首先去震中。报到的当天就去过,现在是重访。那地方离县城不远,名叫白伙村。除一块石头上漆着“震中”字样,已看不出地震的任何痕迹了。

    整个芦山,若不去地震博物馆,都看不出地震过的痕迹。芦山人的“忙”,正体现在这“看不出”。白伙村新修的住房,取川西民居样式,是一户一幢的乡间别墅。却没有人。上次来还见到几个人,这次一个也没见到。

    有家二楼的回廊上,挂了满栏杆苞谷,也听见母鸡的呓语,但大门紧锁。青壮年都打工去了,留守的老人和孩子,大概正不是该待在家里的时候。然后跑县城,新县城,老县城,见街走街,见巷穿巷,边闲逛,边记下一些地名和店名,猛然间听到一个人喊另一个人的名字,也把那名字记下来。但都不刻意,往往是从早走到黑,记下的只是最后见到和听到的名字,如海水抹平沙滩。

    累了,就在街边歇歇。饿了,就进入一家饭馆。有时一天吃一顿,有时一天吃五顿。某一天饿得实在不行,点的饭菜够三个人吃,但也吃得精光,结果肚子痛了两天。

    芦山属边地县,北靠汶川,南接天全,翻山过去,不是阿坝就是甘孜。全县仅10余万人口,比宣汉少120多万。但芦山的10余万人里,却有近20个民族。县城空阔、平坦,站在大街的一头,张眼望去,遥遥地能望到几个模糊的身影。这光景是寂寞的。

    即使在著名的根雕一条街,也难见到人。芦山根雕著名,是因为料好,金丝楠木的雨点、丝绸和波浪纹,出自天然,看一眼,就能听到雨打密叶,也能触到丝滑的手感。它们用旷古的光阴,书写着生活的细节。

    多年以来,芦山集中了一批根雕艺术家和经销商。我走进一家,主人姓吴,墙上挂的奖状,证明了他在业界的地位。他的作品以残荷为主题,20年不变,问缘由,说残之能全,伏之能动,死之能生。地震过后,订购他作品的相当多,遍布全国。

    一个姓余的经销商,生意做得很大,待人十分热情,我先声明了只看,不买,他说没关系,领着我楼上楼下参观。楼层舒阔,摆满成品。从楼上下来,他漂亮的夫人已坐在茶桌前,为一个不买的客人泡工夫茶。

    闲谈中,余老板说,这样的馆他有三个,馆里分藏品和卖品,若是藏品,出再高的价也不卖,麻烦的是有些领导来,看上了,你几百万也舍不得出手的,这时候只好白送出去。但这种送法只伤财,不伤心,伤心的是你巴肝巴肠把一件好东西送给领导,领导见黑乎乎的,不识货,当着你的面,转手就给了别人。

    为求一个“好”字,他馆里不养人,有了原料,请人去做,他说如果养人,比如养个擅做观音像的,不管你什么料,他都朝观音像上去想,就把原料给你毁了;还有的,说自己啥都会做,这种人更信不得。他拍着我的肩,朗声说:“哥,要是有人对你说他啥都会,你不要信他,因为他是个骗子。”

    就在那天回到住处,我写下了这部小说的第一句:

    “有时候,敲门声是人的脸,也是人的心,哪种人敲出哪种声音,就跟哪种人会说出哪种梦话一样。”

    为什么这样写,又将写成一部怎样的小说,我是不知道的。

    这一句放在那里,一直放着。

    当我从芦山回到成都,有天刚在餐桌边坐下,准备吃午饭,电视里响起歌声,歌词是什么不知道,画面上活动着几个穿民族服装的男女,什么民族也不知道。他们荷锄走在田间,边走边唱。我身上一阵抽搐,继之泪水滂沱。儿子不明所以,困窘而好笑地望着他妈妈。咋回事?前一秒钟还高高兴兴,怎么突然就哭起来?妻子先不言声,过一阵对儿子说:“你爸爸想他老家了。”

    其实不是。就是歌声打人,情不自禁。唱的人脸上带笑,应该是欢快的,但我觉得那不是他们在唱。那是他们祖先的声音。他们的祖先挽着裤腿,把爱情系在头发上,弓腰趴背,在大地上劳作。天空苍黄,如同逝去的时光,人,就这样穿越时光的帷幕,一步步走到今天。

    人是多么坚韧而孤独,又是多么孤独而坚韧。回想离开芦山那天,阳光明丽,路旁的芦山河,静静流淌,河岸的芦苇和灌木,在风中轻颤,倒影仿佛也有了力量,把河水拨出微细的波纹。四野安静,安静得连车轮滚动的声音也显得突兀。当时,我心里或许就响起过那种寂寥的欢歌。

    可妻子到底又是对的。

    最深的寂寥,是故乡或者说老家给我的。

    我老家在山上。那山名叫老君山,是个没有特色的名字,全国的老君山,想必不下百座吧?正如我在书中所写,我故乡的老君山,是大巴山脉的弃子。大巴山从摩天岭出发,斜向东南,一路奔跑,嫌负担过重,边跑边扔下大把的儿女,女儿成为谷地,儿子成为山峰。

    老君山孤零零地,立于县境东北角,眼巴巴望着自己的母亲,像个荡妇似的扑向湖北神农架。也不知历经几世几劫,在某个晴朝或雨夕,一行人拖家带口,从大巴山扑去的方向,疲惫地走来。这是明洪武二年事,湖湘民众“奉旨入川”。老君山被母亲遗弃,而今又迎来母亲奔赴地的子民。

    这群人若再坚持一下,就能走到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到不了成都,至少也能走到有小成都之称的开江县——那只需再翻几座山,再渡几条河即可,但他们太累了,不想再走了。于是止步息肩,安营扎寨,斩荆伐木,寒耕暑耘,鸡鸣和炊烟,捧出一带村庄。

    村庄卧于老君山的肚脐眼,也像肚脐眼那样小,小到失去了方位,你可以说,村庄的南方坐落在北方,东方坐落在西方。可它竟叫了千河村。这名字让人遥想:先民所来之地,定是水网密布,河汊纵横。他们被迫离开故土,就把故土的名字打进行李,落脚后又含进嘴里。

    不仅如此,给孩子取名,也大多含“水”,江、河、湖、海,喊一声,到处都应。事实上,那整片地界,既无江也无湖,自然更没有海;河只有一条,需站到村东黄桷树下,目光沉落至900米深处,才能见到那条瘦弱的飘带,随山取势,弯弯绕绕,绕到天尽头。

    ——那就是我小说里随时出现的清溪河。

    也是这部小说里的清溪河。

    我的祖先为什么没下到河沿,而是选择了山,推测起来,很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为了安全,宁愿开门见山,出门走山。久而久之,在他们的词汇里,没有登山,只有爬山,因山势陡峻,需把自己还原为动物,四肢着地;也没有远处,远处就是高处或低处。但他们已经认了这个故乡。山下河流给予的想象,越来越苍茫。

    更重要的在于,第一批老人在山里去世了。父母的坟头长着这里的荒草,父母的尸骨肥着这里的土地,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丰收的时候是那样稀罕。要么缺水,要么缺太阳。水和太阳都是天上的,皇帝也管不了天上的事。饥饿随时醒着,随时要来敲门。在关于四川荒年的记述中,川东北的宣汉县总是在册,宣汉县的普光镇,普光镇的千河村,总是在册。剥树皮,掘草根,靠山吃山。当草木俱尽依然“道殣相属”,就吃土;当可吃的土也吃尽,就坐在墙角望天,让满腹荒凉爬上额头。饥饿就这样植入基因,在体内世代喧哗,成为隐秘的悲伤。

    时至今日,千河村人吃饭,必用大碗,去外面做客,若主人用小碗盛饭,他们就着慌,生怕吃不饱。他们把大碗叫“懂碗”,意思是大碗才懂他们的心思,才能为他们提供保证。为此我写过一部书,叫《饥饿百年》。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如果你读过那部书,就能发现这部书和那部书之间的联系。《饥饿百年》是山的文明,《谁在敲门》是河的文明。山河这个词,说的正是它们的骨肉联系——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骨肉联系。

    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说:“山排斥伟大的历史,排斥它带来的好处和坏处。”这话多半是事实,整体是傲慢或者促狭。文明是排斥不了的,没有哪种文明的保存,是通过排斥而取得了成功。山千千万万年矗立在那里,人类和存续于人类的文明,则如同河水,流动既是河水的体态,也是河水的使命。一滴水,再加一滴水,不是两滴水,是一大滴水,这是水与河的关系,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也是个体与时代的关系。

    但没有一个时代是孤立的。每个时代下的人们,骨髓里都敲打着古歌。祖辈的付出与寂寞,深潜于我们的生命。而前方和更前方,是生命唯一的方向,我们的歌哭悲欣,证明了我们在朝着那方向,认真生活。

    每念及此,就让我深深感动。

    于是,在那顿泪流满面的午饭之后,我打开在芦山留下的文档,顺着那第一句,往下写了。

    清溪河与芦山河,成了同一条河——同样的复活与生长。说不准,在芦山听到的某个人的名字,也改头换面在小说里出现了。我写作不喜欢拟提纲,再长的小说也不拟提纲。感觉是脆弱的,一个针眼就会走气,我要呵护那种写作的“秘密”。提纲会泄露秘密。真正让我停下来的,是给人物取名字,名字并无深意,却也是个事,随着作品的进行,他(她)跟你天天见面,朝夕相处,熟悉得能看透皮肤,没有深意的名字,便自带深意了。

    当然这也只是个人情形,我知道有些作家,写个十多万字的小说,竟拟了五六万字的提纲,我真是佩服他们。他们这样做,把什么都规定好了,修改量想必会少去许多,而我的修改量非常大。不过,说实话,修改小说真是快乐。

    这部小说最初的名字,叫《家春秋》。听上去显得有些狂妄,似乎要把伟大的巴老“家·春·秋”三部曲一笔收下。当然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但也免不了令人遐想。出版社就提到这事,没说我狂妄,只说跟巴金的小说太同名。我原拟了几个小标题,第一个小标题就是《谁在敲门》,那就把这个小标题变成书名吧。出版社觉得非常好。我后来想,确实也比《家春秋》好,而且好很多。成稿把小标题去掉了,是因为我不想在河上修堤坝。之所以还分了章节,完全是从阅读习惯考虑的。

    我老家的河流是奔腾的,奔腾而峻急,我让它慢下来,抚触自己易感丰饶的内心,在意自己的平凡、拼争、眼泪和欢笑。

    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感谢梁文春女士的悉心编辑。

    2020年4月于成都

    罗伟章所著《谁在敲门》

    (本文为罗伟章所著《谁在敲门》一书后记,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