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鲁迅与许广平

01

为自由而私奔

鲁迅离开北京，一定程度上是一次逃离或者说“私奔”。他与许广平的师生恋，今天当然是一段佳话，但是在当时，却遭受着重重非议。因此直到中山大学时期，鲁迅和许广平已经同居一楼，还是没敢公开住在一起。

计划前往上海之时，许广平心中充满开辟新生活的兴奋。因为上海是一个风气自由的地方，到了那里她终于可以和鲁迅正式公开同居。

对鲁迅来说，上海更是一个海阔天空之地。他可以摆脱一切体制束缚，龙归大海，下笔不必有任何顾忌。

但是与此同时，鲁迅和许广平的心头也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隐忧。自由总是有代价的，逃离体制的束缚，也意味着放弃了体制的保护。时局如同大海一样动荡，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上海又是特大都市，生活费用很高。

因此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后，分工明确：鲁迅专门“爬格子”，赚钱养家，而许广平则成为“职业主妇”，在家悉心照顾鲁迅的生活，全力支持鲁迅的创作。

自感携妇将雏压力巨大的鲁迅，创作非常辛苦。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说：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而许广平也恪尽自己的职责。她亲自下厨，烹制可口的菜肴。“一般是三样菜，荤素汤兼具，保证了鲁迅膳食的合理营养。” 鲁迅有通宵工作的习惯，许广平总是清晨六点起床，为鲁迅泡茶。

萧红回忆说：

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

来了客人还到街上去买鱼或买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

……

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一些是白了的。

在许广平的精心照顾下，鲁迅在上海九年期间非常高产。1935年底，鲁迅在总结自己18年的创作情况时说:“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

02

转型：从小说到杂文

王朔曾经说过：“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

也有人说，鲁迅之所以没能获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他没有长篇。

是鲁迅缺乏写作长篇的能力和才华吗？也许不是。因为鲁迅根本没有尝试过写长篇。

鲁迅不写长篇，与时代环境有关。在鲁迅的时代，文学期刊远比今天的《收获》《当代》等刊物薄，能容纳的字数有限，因此大都以刊登短篇为主。比如，1920年沈雁冰准备改革《小说月报》时，就刊出广告：“惟以短篇为限，长篇不收。”“惟小说只收短篇，过一万字之长篇，请勿见惠。”请注意，那时超过一万字，就算“长篇”了。事实上，当时除了以在报纸上连载的以通俗小说为主的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家，大部分严肃文学作家的创作都以短篇为主。

在鲁迅的创作生涯中，有过一次明显的文体转型，那就是从早年的小说创作转向晚年的杂文写作。对于这次文体转型，有人的解读是鲁迅晚年创造力衰竭，已经无法再写出一流的小说和散文。其实如果放宽视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转型不仅与鲁迅的年龄有关，也与环境有关。

一是当时的中国处于剧烈变动当中，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政治氛围高涨，知识分子积极争夺话语权，发言讲求时效，在没有微博微信自媒体的时代，他们只能参与以报刊短文为主要形式的文字斗争。

二是在鲁迅晚年，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疲软不振，上海经济也连年萧条，一般书店出版社都争相出版销量大、周转周期短的刊物杂志，而不愿意出版单行本。1934年和1935年更被称作“杂志年”，翻译和创作的小说都难以出版。

在这种情形下，鲁迅为了生存，便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方向，由原来的小说创作转为杂文创作。

03

收入与生活

鲁迅杂文创作的最高峰，出现在1933年1月到1934年9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鲁迅一共用了40多个笔名，在《自由谈》上发表了130多篇杂文。“最多时鲁迅一个月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15篇，平均两天一篇。”

为什么鲁迅这段时间如此高产，而且集中在一本杂志上发表呢？

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由谈》杂志的稿酬高，给鲁迅的稿酬标准是每千字10元（他的作品字数包括标点符号、洋文、空行。他为标点、空格争取稿费的事情已成佳话）。这远远高于其他杂志。

当时一般杂志的稿费标准是千字几角到5元。沈从文在致金介甫的信中说，1924年他作品每千字7角，《现代评论》时期才升至3元。鲁迅在1934年底写的《病后杂谈》中也提到：

“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

当时，《动向》杂志给鲁迅的稿酬是每千字4元左右；《读书生活》3元5角；《现代》每千字4元至5元；《文学》每千字4元左右。《自由谈》将鲁迅的稿酬标准一下子提高了差不多三倍，也充分激发起鲁迅的写作潜能，形成一段时间内的“超高产”。

因此，鲁迅晚年杂文的产生有“为革命谋”的因素，但也有实实在在的“卖文为生”的经济算盘。

因此鲁迅的这支笔，不只是投枪和匕首，也是一棵摇钱树。据陈明远统计，1927年秋至1936年，鲁迅在上海期间的总收入为70142.45元，月平均674元。减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津贴14700元，月均卖文收入510元。

因为收入很高，所以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生活条件是相当好的。

在上海期间，鲁迅经常带一家人去看电影。为安全和方便起见，鲁迅看电影一般坐汽车来回，而且除非人满了，他总是坐最贵的座位：“花楼”第一排。鲁迅说，看电影就是要高高兴兴，不是去寻不痛快的，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角落里，倒不如不去。当时一些书店的老板常常议论说：“鲁迅真阔气，出入汽车，时常看电影。”许广平也说：“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

（注：本文摘自张宏杰《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有删改，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图片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