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发生在未名湖畔不应忘记的往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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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贴在墙头上的诗：诗歌参加论战 就在 5月19日这天的晚上，北大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先是历史系一群同学贴出大字报，责问团委会关于全国第三次团代会北大代表产生的情况；接着哲学系学生龙英华，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张景中等，与历史系学生许亭南先后贴出大字报，或“要求开辟民主墙”，或主张“取消党委负责制”、“废除政治必修课”、“取消秘密档案制度”、“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当晚，学校就骚动起来，校园的宁静被打破了。 第二天早晨，同学们到大餐厅（前述发行《红楼》第1期的地方）就餐，又发现东门左侧贴着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作者是《红楼》的作者沈泽宜和编委张元勋。由于这首诗影响重大，全文抄录于此—— 是时候了 （一）
是时候了
不要背地里不平
见一见天光
我的诗 （二）
是时候了
昨天，我还不敢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我含着愤怒的泪 这是典型的“墙头诗”，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出现过，在1940年代后期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民主运动中出现过，都发挥了极大的鼓动作用，曾点燃了无数热血青年的心；现在它第一次出现在共产党所领导下的新中国，自然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注意与震动。这是一种被压抑的声音（“背地里的不平、愤慨、忧伤”）急欲公开表达的诉求（“向着我的今天，我发言”），是以五四为源头的民主、自由的呼喊，并且旗帜鲜明而又尖锐地把批判的锋芒指向“阳光下的黑暗”；它所采取的又是马雅可夫斯基“搂梯式”的形式，形成鼓点般的节奏，一再重复“是时候了”的呼唤，更取得了震撼的效果：它是极能唤起年轻人的内在的批判激情的。如前文所分析，它已经郁积已久了。 因此，《是时候了》一诗一出，即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整个校园引起了爆炸式的反响。 很快就在《是时候了》的旁边，出现了另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我们的歌》，这是中文系新闻专业一年级的学生写的，领衔者江枫也是《红楼》的作者。诗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我们＼不同意＼《是时候了》的基调＼那声音＼仿佛是白毛女申冤”，“为什么＼高声疾呼着＼‘急雨’＼为什么＼不能用＼‘柔和的调子’？＼真理的力量＼并不在于＼‘真理的揭示者’姿态的＼疯狂。＼假使我们爱党＼首先想到的＼就会是＼效果，＼而不是＼醉心于＼歇斯底里式的＼手段”；“我们也难于接受＼你们举起的＼‘火炬’，＼尽管你们自己宣称＼它的火种＼‘来自五四’”。诗人毫不掩盖自己的维护现存秩序的立场，宣称“我们的曲调之间＼不太和谐＼可也难怪。＼我们缺乏＼你们那根＼‘沉重的琴弦’，＼我们并不像你们＼经常‘在背地里＼不平＼愤慨＼忧伤’。＼要放火吗＼我们＼也不打算”。 声音也依然真诚而坦率：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学会掩饰与做戏。于是，就形成了两军对垒，旗帜鲜明：依照人们在现存体制中所处的不同地位，采取了完全针锋相对的立场，并展开了短兵相接的交锋，而且依然采取诗的形式。 针对《我们的歌》“那声音＼仿佛是白毛女申冤“的指责，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刘奇弟就公开打出《白毛女申冤》的旗号：他要控诉肃反运动中对无辜学生的无端迫害：“啊，天知道＼白毛女＼‘反党，反人民，反革命’”，“今天＼白毛女要问＼逮捕证在哪里？＼为什么＼私设公堂＼私人审讯＼为什么＼伤害人身心？＼宪法做什么用？＼这是谁出的主意？”他也写了一首《是时候了》：“为何不是时候？＼难道谁还苦闷得不够？＼为何不是时候？＼我们的嘴还要封多久？＼为何不是时候？＼你还想千万人头落地？（斯大林杀的忠诚党员）＼为何不是时候？＼你还要等匈牙利事件再起？（拉科西种的根）” 刘奇弟的呼喊引起了许多肃反运动的受害者的共鸣，一位叫作邓贵介的学生写了一首《孤独者的歌》：他所倾诉的，不仅是被“随随便便逮捕，随随便便定罪，随随便便释放”的折磨与痛苦，更是即使平反以后也依然被孤立、被隔绝的精神痛苦：“今年，＼我再碰不到审问员＼也没有被押到很多人面前＼只遇到很多人，他们与我＼点点头＼瞪瞪眼＼互不睬理……＼一个人接着一个人＼一个领导接着一个领导＼在我面前＼过去＼过去＼我多难受啊＼——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让我孤独？”他始终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赶走这颗赶不走的共产主义赤心？” 林昭看了《我们的歌》，愤慨难忍，深夜写了一首《这是什么歌》，坦诚直言：“我＼（并且＼还不止我一个）＼指责这种凌人的盛气”，“为什么＼非得搬出＼吓得死人的名词＼‘疯狂，歇斯的里’……＼几乎，就差一句＼‘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爱同志＼‘首先想到的’＼就会是亲切的帮助＼而不醉心于＼指手划脚的＼满脸义愤的＼煞有介事的＼自鸣得意”。她尖锐地指出，分歧正是由于对现实有不同的感受，这又是根源于不同的生存境遇，利益关系：“是啊，也许＼你不曾有过＼那样的日子——＼背负着沉重的＼歧视，冷淡和怀疑＼＼在＼凝定的孤寂里＼惘然徘徊＼不知道哪儿有＼不沉的水＼不眠的长夜＼一口口＼独自吞着苦泪＼＼也许你＼一直在青云里＼什么不平、愤慨＼忧伤＼和你全无关系＼所以你缺乏那根＼‘沉重的琴弦’＼也怪不得你”。诗的最后，她把批判的锋芒直指“真理”的垄断者与“代表”：“真理的力量＼决不在于＼维护真理者＼姿态的傲慢。＼因为你＼（即使你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毕竟不能代表真理”。 ——林昭所要维护的正是每一个公民都应拥有的探索真理的权利。此后，林昭还写有《党，我呼唤……》，用“任锋”的笔名发表，据说被收入《北大民主墙选辑》（《广场》），但已失传，仅在批判文章中得其残句：“奇怪的谴责像马刀砍来＼我年青的心伤痕斑斑”，“日夜在痛苦中徘徊”。 林昭的《这是什么歌》发表以后，《我们的歌》的作者即发表声明，宣布“休战”，这场诗的论战似乎暂告段落，但《是时候了》掀起的心灵的风暴并未停息。于是，又有俄语系的诗人杜嘉真写了同题诗，以示呼应与补充：“‘是时候了！’——＼这是响亮的呼声，＼纵然＼写它的人＼怀着怨愤；＼但是＼这声音里＼有着战斗；＼这声音＼能使＼血液沸腾”；“每个人＼都皱着眉头＼在思索，＼看吧，＼群众的海洋＼已波荡到了＼最底层，＼我们要＼再一次＼刷洗＼自己的生活”。——这里所提出的“波荡最底层”，“再一次刷洗自己的生活”的命题或许是更为深刻与根本的，但却被更加急切的政治性的话题所淹没，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 不久，林昭又引起了另一场争论。在 5月22日的辩论会上，林昭以她固有的坦诚谈到自己内心的矛盾：“我感到组织性和良心有矛盾”。此时北大部分“文艺界人士”（其中有《红楼》的编委、作者张炯、谢冕、任彦芳、江枫、曹念明、王磊、杜文堂等三十余人）已经开辟了“卫道者论坛”，在宣言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有人说我们毕竟不代表真理，我们愿意和所有一切愿意追求真理的同志把真理追求”，“有人说要像狼一样吃掉卫道者。那么吃吧，如果办得到！”前者显然是对林昭《这是什么歌》的回应（“卫道者论坛”参加者江枫、曹念明都是《我们的歌》的主要作者），而后者更是针对张元勋的。 在林昭作了前述发言后，“卫道者论坛”即发表了一首题为《致林昭同志》的诗。作者接连发出责问：“青年团的组织性就是良心，团章那一条要我们为组织性昧去良心？”“该怎样理解你的良心和你的真理？”作者并且声称自己“并不感到（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这正是近于《我们的歌》的立场。“卫道者论坛”的开辟与这首诗的发表，显然意味着《红楼》编辑部与作者群思想上的分裂，并且已经公开化。 林昭本人对这首诗未作回应，倒是另一位校园诗人杜嘉真写了一首《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的诗，对林昭表示了深切的理解：“你吐露出了深心的怀疑，＼我知道你为什么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有多少酸辛。＼而我更知道你的心比他们＼有着更多的真理，更多的同情”；并这样尖锐地批评那些“卫别道者”们：“他们‘快乐地成长，并不觉得矛盾’＼生活和文章都是那样四平八稳！＼他们从没看见组织上的错误，＼看见了也从不承认；＼他们从没看见人的痛苦，＼更从不感到自己应负的责任。＼我痛心，他们为什么这样的麻木不仁＼我痛心，他们为什么＼有意无意的‘为组织性昧去了良心’”。 诗人更是无情地揭示了自己的、也是林昭的内心痛苦，把批判的触角伸向自我灵魂的深处：“同志啊，我知道你那＼欲言而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样＼有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组织）驯服的奴隶。＼多少次压抑了自己，伤害了别人，＼如今事过境迁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们如此羞惭、痛苦，＼有的事将使我们遗恨终身。” ——这样的对自我奴性的正视与清醒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这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叛。诗人因此而向世人，也向自己，发出这样的警示： “别让那‘组织性’掩盖了＼你的盲目，虚伪和不正，＼别让它隐藏了对权力的畏惧＼和那些自私自利的目的。＼即使在执行组织的决议时＼也要保持你说话的权利”。——这里，几乎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五十年代中国的时代病症，新的国民劣根性与知识分子的痼疾；但正因为它过于尖锐，为当时的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诗人因此而罹难，整个民族也为拒绝忠告而付出了代价：这些病疾至今还在缠绕着我们。可以看出，《是时候了》与《我们的歌》的诗论战，发展到这里，已经是相当深入了。 杜嘉真还写了一首《致勇士》，对《是时候了》里所发出的“鞭笞阳光下的黑暗”的号召，作了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个“黑暗里＼做一个勇士——容易；＼光明里＼做一个勇士——难”的命题。诗人这样写道：“在光明里的＼黑暗＼披上了各式各样的＼衣衫；＼有的握着＼党的权杖＼窒息着＼人性；有的高举着＼人道主义的大旗＼反党、＼反人民。＼勇士啊，＼信心＼要百倍坚定。＼勇士啊，＼眼睛＼要格外分明。＼既不能把＼光明看成黑暗＼也不能把＼黑暗＼当作光明”。 ——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的提醒：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看似光明，实为黑暗”与“看似黑暗，实为光明”的混杂现象，如何识别“真假（光明与黑暗）”，这正是时代向真正的“勇士”提出的一个新的课题。在诗的结尾，诗人对这些新时代的“勇士”的命运作了这样的预言——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 或许这正是对1957年燕园发生的这场由《是时候了》引发的用诗的形式展开的思想交锋的最好总结。《是时候了》与《致勇士》这两首政治抒情诗，也许因此而获得了某种史的意义和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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