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揭秘诺奖得主莫迪亚诺：母亲曾在盖世太保机构演出(2)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4-10-14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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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最终得到了“真相”的莫迪亚诺来说，唯一的谜，就是多拉在1941年12月31日到次年5月之间走失的那一段时间，而他全凭想象创作的《蜜月》，就成为他可以告慰自己的多拉的“真实”故事，成为多拉的生活中唯一美好的一段时光。以这样一种方式，莫迪亚诺即便没能拯救一个犹太姑娘的生命，却使得她免于完全消失，并让她在其生命最难以捕捉的一段时光里，获得了幸福。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的前前后后和来龙去脉，最好地说明了莫迪亚诺文学创作的特点，以及这种创作的意义：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大背景下，在上帝将人彻底抛弃的明证——大屠杀——的背景下，一个作家究竟还能够做什么？他只能在废墟之中，寻找一朵想象的鲜花（《废墟之花》,1991）。

　　因此，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公允地概括了他的成就：“他以其记忆的艺术，展现了最难以捕捉的人类命运，重现了德军占领法国时期的生活世界”。从这个颁奖词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里面既没有对记忆或者对人类命运的“召唤”，更没有对占领的“揭露”，而是紧紧抓住了莫迪亚诺的文学特色及其表现的内容。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颁奖词更多着重于他小说的一个方面，尤其是早期的小说。

　　群星璀璨的法国文坛

　　最近在法国进行巡回演讲的莫言，接受了巴黎一家名叫“航向法国”的中文媒体的视频采访。在问到法国有什么让您最欣赏时，莫言回答道：“作为一个写作者，作为一个作家，我想对我具有最大吸引力的，当然是法国像群星一样璀璨的作家们、诗人们。”

　　确实，法国在这方面与其他所有国家都有所不同。且不说辉煌的19世纪，在20世纪上半叶，法国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大量精英的伤亡，其庞大的优秀作家群将无与伦比。即便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在文学和艺术上，依然是西方之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兴，很快为欧洲人带来新的希望。尽管西方文化之都移到了纽约，法国还是开始出现各种文学、思想和艺术潮流。作为存在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潮的对立面，在思想界出现了结构主义，在文学界出现了新小说。这两个潮流都是以“物”为本。此时，更年轻的一代出现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和佩雷克。他们的成名阶段，正好与法国的五月风暴相吻合：法国的年轻人开始出现新的诉求，新的世界观。这一代的一大特点是人文学科和文学开始明显分离。哲学家做哲学家的事，精神分析、人类学、符号学等学科占据了中间地带，文学的领地留给了那些能够为精神带来安慰，打开新的想象空间，在文字上带来全新表达的人。法语中有三个M开头的词，成为文学的基本要素：自我（moi），世界（monde），词语（mot）。这三位法兰西的文学新星每人以不同的方式，满足了人们对文学家的期待，而且各有自己的强项，三人的足迹也有交汇之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与文学导师，叫雷蒙·格诺。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一文学繁荣的时代，一家出版社起到了核心的作用，那就是伽利玛出版社。这是一家专业无比的权威出版社，有完整的人才发掘机制，他们的“阅读委员会”专门阅读所有投来的稿件，委员会的成员往往独具慧眼，可以发现众多的佳作，为年轻人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提供了保证。勒克莱齐奥就是靠通过邮局寄到伽利玛出版社的手稿而被阅读委员会的人发现的，而且一举成名。他本人后来一直在这个阅读委员会里担任委员，直到获得诺奖才停止，而那时他已经70岁了。雷蒙·格诺就是伽利玛出版社“阅读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他本人也是重要作家，当时在法国文坛与萨特齐名，还同时成立了一个先锋的文学小组，叫“乌利波”，直译为“潜在的文学工场”，认为可以通过对语言层面的不断挖掘，让文学创作发挥出无限的潜能。佩雷克是“乌利波”的重要成员，他的《生活，实用手册》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对莫迪亚诺颇有影响。而莫迪亚诺则直接受到了格诺的提携。因为格诺是莫迪亚诺母亲的朋友。他听说莫迪亚诺有文学方面的才能，而且偷偷写了一部小说，就直接把莫迪亚诺推荐给了伽利玛出版社。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作手段，作家们肯定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法国近百年来，好作家层出不穷，与其完整的出版机制与社会接受机制密切相关。在接受机制中，大量稳定、权威的文学奖项，也为作家的地位提供了良好的保证。可以说，到了罗兰·巴特的时代（以70年代为主），作家被抬到了神圣的高度，就像梵高、毕加索那样的艺术家占据神坛一样。虽然之后，作家的地位有所降低，但依然充满了良好的文学氛围。这也是为什么法国文坛能够持续保持每十年涌现一代新作家的原因。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国内盛行一种说法，叫“新寓言派”，将近年获奖的勒克莱齐奥与莫迪亚诺列为同一文学流派。这一说法，主要来自柳鸣九先生的一部法国文学史。傅雷翻译奖评委之一、同属社科院的余中先也用过这一说法。这一说法主要用来指米歇尔·图尼埃、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三人，其中图尼埃年龄最大，严格地讲，不能与莫迪亚诺和勒克莱齐奥一起说。批评家一般都喜欢给作家贴标签。或者说，出于梳理的需要，给一些相近的流派一个共同的名字，以看出其共性。其实，柳鸣九的说法并非自创，而是源于一部法国人自己写的现代文学史。其作者叫雅克·布雷奈。这位布雷奈当时在梳理法国1945年到1978年的新文学时，将这三个人放在了一起，并用了一个标题“新寓言”来统领整个章节。法文叫la nouvelle fable。这里的fable，就是我们知道的拉封丹寓言、伊索寓言之类的作品中用的那个词。这样一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相对于新小说而言，他们三个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在他们讲述的故事之后，都有着令人回味之处。简言之，新小说只描述表象，认为表象之后没有东西了。（所以当时我国批评界有人说余华受到新小说影响，余华本人坚决不同意）。而他们三人的作品，总让人觉得有其他深意。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都有一种神秘性。图尼埃直接借用《圣经》，勒克莱齐奥借助于西方文化体系之外的神话和习俗，莫迪亚诺则借助于一种日常神话。

　　然而，布雷奈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主要是法国媒体没有大量运用。这三位作家本人对这一“标签”也不很认同，至少莫迪亚诺和勒克莱齐奥并不接受。同时，这种同一标签下的所谓的趋同性，反而掩盖了他们的差异。勒克莱齐奥是一个面向世界其他文明的作家，莫迪亚诺是面向欧洲自身最深处的作家。这是他们最大的区别。他们都能获诺贝尔奖，当然是他们这一代的幸运，但有人说这是同一文学流派获奖，则并不符合事实。◎董强

　　董强，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全国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会主席，法国政府骑士勋章获得者。2013年，他荣获法语世界的最高荣誉：由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法语国家联盟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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