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一生最受争议的三大公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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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敦煌壁画敲开巴黎大门 张大千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有一个明显的界限，1949年之前的他，肆意挥洒着自己的笔墨才情，山水人物都信手拈来，古人风范亦可随手仿就，直至敦煌临摹，极尽艺术生涯的辉煌。1949年后，他则周游欧洲列国，急于得到世界的承认，而大批敦煌临摹古画，是其在海外一炮打响的最重要武器。 1949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只剩四川一隅，张大千托人争取到最后一班军机上的两个座位，他整理好自己的毕生收藏，带了四夫人徐雯波和三岁小女儿前去登机，其余家人则留在大陆。 当时，飞机上行李已经超重，严重影响飞行安全，阎锡山座位底下放了满满的几箱黄金，众人正试图劝说其舍弃一些。张大千坐着小汽车匆匆忙忙地最后赶来，带来几大箱的敦煌临摹壁画。同机的教育部长杭立武深知这些文物的价值，权衡之下，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把自己的两箱行李扔下飞机，里面有自己毕生的积蓄——20两黄金。条件是张大千携带的这些敦煌壁画将不属于他个人，而要捐给故宫博物院，张大千爽快地答应了。 很久之后，杭立武才得知，在用自己毕生积蓄换得的这78幅画作中，只有62幅是敦煌临摹壁画，其余12幅是张大千的私人珍藏。而后来，张大千又将这些画作借到巴西、印度展览。1969年，张大千才兑现承诺，将画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 上飞机前，张大千把他历年收藏的富可敌国的珍贵古书画整理了几大包，却无法带走，只好求助于同乡好友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张群将此事呈报给蒋介石，最后由蒋的几位亲信分别以个人随身行李为名，搭乘蒋介石专机飞台。 有人说，那时张大千没有想到，这次离开大陆竟终身没有再回来。但从他携带的文物珍藏来看，已是仓忙中最充足的准备了。 离开大陆的张大千并没有选择留在台湾，而决定南迁阿根廷。 迁居南美的张大千唯恐当地人认为他是大陆逃出去避难的难民，干脆来了一个大手笔，大张旗鼓地在南美洲创建了一个中华文化大本营——八德园。1956年，八德园建成，张大千开始向西方艺坛进军。 张大千带着自己在敦煌临摹的“原样原色，完全逼真”的五十多幅壁画作品，来到日本最著名的《朝日新闻》。1956年4月，由《朝日新闻》主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在东京银座松屋百货盛大举行，其轰动效果从日本直接波及到了欧洲。巴黎博物馆的大门被敲开了，展览一结束，全部画作即运抵欧洲。 1956年到1966年十年间，张大千每隔一两年就回台湾或香港一次，但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从事艺术活动，先后到过英、德、瑞士、比利时等国家的重要城市举办画展，并结交当地艺术界名流。张大千与毕加索会面的故事至今被人津津乐道。张大千不听朋友的劝阻，叫翻译直接打电话去预约。见面那天，毕加索特意穿上了正式的衬衫长裤和皮鞋，二人聊了一个下午，还戴上搞怪的面具合影，被西方媒体称为“中西方艺术的高峰会晤”。 创作中西合璧的大幅泼彩 初到西方时，张大千的创作以水墨画为主，但水墨画在西方并无立锥之地，那些在西方坚持使用毛笔耕耘的人都惨败而归，张大千只好改弦更张，全力攻克西方油画技艺，尤善中西合璧的泼彩创作。晚年张大千改变画法还因为他“由于眼病的妨碍，早年精细的工笔绘画已很难再画了”。 展览中有几幅张大千晚年的泼彩作品，其中1965年创作的《瑞士云山》和1981年《湖山高隐》，由张大千的家人提供，是第一次露面。当时张大千到瑞士办画展，他在飞机和火车上的看到这些异域群山，画下了这幅《瑞士云山》。泼彩是在泼墨技艺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是一种高度概括的抽象手法。张大千在画作中对于光线阴暗等方面，加入了西洋画写实的手法，是对中国画的突破。山头是比较亮的色彩，表现的是阳光照在山峰上，下面又表现了云层掩盖下比较暗的山体。画中使用的都是中国颜色，朱砂，石青，石绿，在墨中掺有华青。 不仅画泼彩，张大千还热衷于画大幅作品，他曾对夫人说，“要想称得上一个大画家，必须得画几幅大画才能够在画坛上立足。”张大千亲自设计了大画楼，分两层，长20米，宽10米。楼下两边是卧室，有间裱画室。楼上除几间储藏室、一张大画桌外，便是规模如“体育场”的大画室。 3×12米的《巨荷图》“泼墨泼彩”便是在这里进行：张大千把墨汁倒在一个大盆里，画室地毯上铺满画纸。他把磨好的墨汁一碗碗地倒在纸上，把墨全部泼完，只用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将画室门锁上让墨汁自然风干。 第二天把画室门打开时，只见映在眼中是一团团大墨疙瘩，柔软的宣纸也因水浸而皱缩了起来。张大千不慌不忙地又开始一碗一碗地把石青颜料泼在宣纸上，又关上门，继续风干。 这样一连“泼”了好几天，直到数日后，大千指挥儿子葆萝和弟子们，把宣纸一张一张抬到桌上，然后用笔把每个墨团连接起来，又画出一朵朵的荷花加以点缀，最后将宣纸拼在一起，《巨荷图》成了。 除了《巨荷图》，晚年张大千还创作了长三丈七、宽八尺的巨画《庐山图》。他没有登过庐山，画的是他心中的庐山。那时他已是八十老翁，右眼已失明。作画时须由家人扶抱上案，趴伏挥洒，备极艰辛。 台湾收藏家黄天才说，第一天所谓开笔，事实上根本没有画画，他只是把它打湿了，泼了很淡的墨在上面，然后用拖把上去把它拖开。这里拖一点墨水，那里拖一点墨水。大概休息了一个月才继续，进展非常慢。这张传世巨作《庐山图》耗时近三年，期间大千几度病倒又几次续笔，最后也未完成，是唯一一幅没有落款的画作，成为张家的传家宝。 思乡心切晚年短暂定居台湾 张大千50岁时登上去台的飞机，一生没有再回大陆。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并希望其好友谢稚柳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大千回国。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稿后，周恩来曾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4万元奖金，并说要留2万元给大千先生回来后用。 面对这一切，张大千并不是没有动心。1957年春天，张大千托一位印尼华侨捎口信，说他想回来看看。只可惜答复还没有作出来，“反右”运动就开始了，张大千迟疑之中还是断了回国的念头。张大千先后有四房妻子、九子七女。他要自食其力地供养全家人，就必须以卖画为生，而按当时大陆的政策，他肯定难以适应。 1976年1月，张大千携四夫人徐雯波从美国飞抵台北，正式申请移居，他亲自选定台北外双溪附近建造新居，取名“摩耶精舍”。1983年，八十五岁的张大千病逝于台北荣总医院。从仿作古画到敦煌面壁，张大千的一生一直饱受指责，从“画荷圣手”到“飞扬世界”，他的作品又被极尽追捧，从巴西的艺术基地八德园，到台北双溪的摩耶精舍，张大千的身边总是群英汇集，谈笑鸿儒。丈量这位传奇画者的八十五年人生，其精彩程度总是让人感慨万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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