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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庸回忆第一段婚姻含泪:是她背叛了我

      金庸的第一任妻子叫杜冶芬,他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那时他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副刊而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杜家父亲在上海行医,母亲喜欢清静,用八根金条在杭州买了所庭院大宅,平时与女儿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则跟着父亲在上海上学,假期才来杭州。

      一天,他编的《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有这样一个问题:“买鸭子时需要什么特征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颈部坚挺结实表示鲜活,羽毛丰盛浓厚,必定肥瘦均匀。”少年杜冶秋不以为然,写了一封信去“商榷”(或说抬杠):“咪咪博士先生,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竟那么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阁下所言甚是,想来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颇想能得见一面,亲谈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邂逅了十七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门,送去几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之后杜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他却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

      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他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写信到杭州,征求杜冶芬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肯,所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3月27日,杜冶芬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飞机。临别前交代他一句话:“我们每人每天做祷告一次,不要忘了说,但愿你早日回到上海。”

      据说,当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许君远是证婚人。

      杜冶芬随他去了香港。他在《大公报》、《新晚报》时的老同事、上司罗孚记得,他们那时住在摩里臣山道,附近不远就是杜老志道和杜老志舞厅,所以有人就开玩笑给这位杜姑娘起了个外号,叫她“杜老志”。

      金庸曾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编剧本,这个笔名的来历,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杜冶秋说,“林”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他们当时男欢女爱、生活幸福的写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他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她独自回了大陆,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罗孚说她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后来不知怎么,两人分了手。她一个人回杭州去了。金庸在《大公报》的其他同事说,“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粤语,在香港感到生活苦闷,加上当时查良镛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况下,离开查良镛。”74岁时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金庸依然眼含泪光地说:“是她背叛了我。”

      金庸自认是个感情重于理性的人,他对记者说:“我是离过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她很爱我,我很爱她。但事后离了婚,你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后变故,大家没办法知道。”

      他们没有子女。杜冶秋回忆:“有些报纸说查、杜分离是因为查欲求职‘外交官’遭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实际上是无稽之谈。”他认为:“后来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

      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他年轻11岁。他们相恋时,他还在《大公报》。当时的同事高学逵的小孩子高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报馆同仁郊游沙田“丽园”,目睹这位“查叔叔”带了一位文静窈窕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桥畔,相依相偎。我们还是头一次见识什么叫热恋呢。”

      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之后,也正是《明报》草创之际,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那确实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历史。《明报月刊》初创时期,他全力以赴,日夜忙个不停,那时他们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每天还要给他送饭。

      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时称“查社长夫妇”,有时“查社长、查太”。《华人夜报》创刊,她担任社长,之后还是《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

      1976年1月《明报月刊》十周年,金庸写下《“明月”十年共此时》,回忆“明月”初创,“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笔下充满温情。此时,《明报》已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明报》王国颇具规模,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朱玫很能干,对工作很认真,甚至有点固执,两人时常因为工作大吵,或许伤了查的自尊心,于是出现了婚外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