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谈唐德刚：他有史学的信念，文学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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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知名华人学者余英时先生是史学大家唐德刚先生半个多世纪的好友。听闻老友在加州故去，身在东海岸的余先生欷歔、惋惜不已。在昨天接受早报电话专访时，余英时先生回忆了和唐先生在50多年前的相识过程，并对朋友的学术成就和观点作了客观的评价。“他是位公正的史学家，有史学的信念，文学的才能。”余英时说。 早报：唐先生最大成就可能就是口述史，您最推崇的是他哪一部口述史？ 余英时：我特别推崇的是他作的李宗仁口述和张学良口述，其重要之处在于提供了新的史料。关于这两个人物以及他们亲历的历史，有些我们并不清楚，也不见诸文字记载，这两部口述作了补充和澄清。相反，我认为胡适的口述，其史料价值就降低许多，其中并没有太多新的材料，可能是因为我们掌握的胡适材料足够多了。 早报：除了口述史，唐先生最著名的历史论点就是“历史三峡论”，您怎么看唐先生的这一对中国历史未来走向的比喻？ 余英时：“历史三峡论”是个比喻，不能看得太认真，表达了唐先生一种看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观，也不是理论和学说，有一种文学手法在里面。但这一观点表达了唐先生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愿望，通过重重险阻顺利到达彼岸，给中国人一种希望，是一种乐观的愿望。 早报：在学院史学界，不少史学家都认为，唐先生的史学写作太通俗，也没有提出自己独特的理论，但他在普通读者中很受欢迎，尤其是在中国大陆。 余英时：唐先生做了很多史学普及工作，这一工作是时代需要的，他写《晚清七十年》，对于一位专门的史学家来说，每个章节都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做专门研究的史学家往往不敢写大叙事的历史，但全面写史是永远需要的。历史普及工作很重要，就像科普写作一样，它可称为“史普”。唐先生的书在大陆非常受欢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大历史观，开了大陆读者的眼界，在官方观点的教科书外，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叙事方式。 他不为政治变动随波逐流 早报：在美国，有一批做中国史学研究的华人学者，除您之外，包括过世的唐先生、黄仁宇先生等，您怎么看这些海外中国史学家的学术特点？ 余英时：从唐先生写史的流畅和气势浩荡来看，我们便确知他是充分利用了美国的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等优势。他若不在海外，留在大陆，便不可能把他的才学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早报：从抗日走过来的唐先生也参与了很多海外爱国运动，比如保钓、对日索赔等。您怎么看民族主义情绪相对强烈的史学家唐先生？ 余英时：作为历史学家，最忌讳的就是两个极端：民族虚无和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就要训练自己，不要走向任何一个极端。唐先生从抗战走出来，所以他对民族和中国有特殊情感，他有民族情绪，但没有走向极端。“五四”以后，不少知识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如孔子，否定的太多，有时候走到文化虚无的另一极端了。总之，激烈的民族热情和过度的文化自谴，都是真正史学的克敌。唐先生在中国念大学，然后又来到了美国，接受了美国的各种思潮，然后在自己历史研究写作中融合起来，他取得很大的成绩，绝不是偶然的。 早报：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来大陆的海外学者之一，与大陆关系也比较密切。 余英时：唐先生作为史学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为政治变动而随波逐流。他从1979年起就开始往来大陆。他开玩笑说，因为老母亲还在大陆，所以有些话不好说，但绝对不说违心之话。他是位公正的史学家，有史学的信念，文学的才能。 （注:本文采访内容经余先生校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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