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以亮：步行是奢侈的 | 赵卫峰：在熙攘的世界寻找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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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以亮（1966- ），诗人、译者。出生于湖北农村，现居武汉，供职于某电信公司。1984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散见于各种相关期刊，结集出版诗集《逆行》。业余从事欧美文学翻译，出版有《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永恒的敌人》《无形之手》《希克梅特诗选》《另一种美》《猎人的一年》等。 同温层（节选） 李以亮
我从梦中醒来
在熙攘的世界寻找秩序 赵卫峰 一个诗人的思路决定诗路。而有着决定性功能的题材对于诗歌非常重要，它当然不是指命题作文或主题先行，对于有为的诗人，它是指相对“真实”的内容。对于有深度的诗歌，真实又往往会带来“不确定性”，某种精神徘徊感。思虑、怀疑和诘问，也就在内心自发地产生。看这首《徘徊曲》：“这是一条普通的步行街，太过平常/雷同于任何其他城市的街道/陌生的面孔，熟悉的建筑/如今我常常路过这里，随意穿行/如果我还愿意多停留一会儿/仅仅因为我们曾经在此盘桓，流连/此时我若告诉他们，天使/曾经在此降临，无人相信/但这是真的：绝对真实/真实的还有：我从心里/伸出又缩回的那只手/至今没有握住你，也没有松开”。 表面的平静，淡淡渗出内在的失意与坚执。这是生命中隐约的痕迹、隐秘的纹理，触景生情，又被自我压制。这样看似简明的诗，其理解可以如此分叉：诗人的敏感，正在于逝水年华的反复追忆，追忆本身不是诗意行为但能催生和重组新的诗意；其次是城市审美。李以亮对于这种具有城市意味的自然的呈现，和诗界相关题材的诗作，颇有所区别，他并不为表达城市而特意表达城市。 换言之，诗歌和时间一起行至如今，城市环境或背景与生俱在、无时不在，被田园与乡土长期影响的传统诗意，已在不经意间被他更新和改写。其实，所谓乡愁，并不专属于远山僻壤。它也可以像植物，像城市的行道树。李以亮也像这城市里树，在向上与向下的更新里独立着、存在着。 行道树的立场通常似乎显得颇为“外在”。数年前，我在简论李以亮的诗歌时，曾以《建造一间自己的屋子》为题。那时他的诗歌更为静态，以“屋子”为据点，以“窗口”为对外瞭望的角度。而今来看，他更了然于出世与入世的平衡，却选择更多地“动身”、更从容地“介入”，步入中年的诗意，与世间万物更多地发生链接，这似乎是诗人从沉吟到游吟的协调。诗人在理智的幽径，积累动态的感性认知，寻找自我的变化，这是一种能力。这也让李以亮在创作、翻译、评论和随笔等层面，能经久地保持生长和活力。 古今中外，文人诗者大都好动能动，身心同步，如情理兼容，这是一个以经历回哺经验的过程。当然，如今我们都面临一种尴尬的现实，即能往哪儿走，能走多久？最平常的状态往往是把行万里路，变成了健身式的日行万步，或者是到此一游的文旅打卡，这倒也无可厚非，关键是，所经是否可观，所历是否可诗。如《初春情绪》一诗：
这里“初春”，也可理解为复苏的开始。这里的“步行”，便于走走停停，自律式的控制，由此可见城市之局部，现实之细部。价格之“昂贵”通常被认为是事物的价值，其实不然，绿植、气候、花开、鸟儿的呢喃等相对自然的物景，对应着汽车、公园和咖啡馆等现代产物，让人忍不住停步，鸟声更好，让人也不禁“自然”起来，内心的另一种沸腾也就自然而然。 李以亮的诗作很少涉及和展示暗淡面。正如他可以旁观城中酒吧、咖啡馆或路边摊，但不进入这些夜幕下的具体动静。它们对于过路的诗人仿佛只是道具。通常而言，如果诗歌过多涉及或者着力于夜景绘制，表明心思走低，抒情主体往往容易走向伤悲抑或叹哀，作者们体内的李清照、李煜就都活跃起来。但李以亮通常不是这样。 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夜晚，可以有、但肯定不仅仅有酒色及人世生活的种种低迷和暗物质，应该更有星空、模糊的遥远、肉眼看不见的幽微，百感也就交集其中，并且让孤独一次次地接受濯洗。在李以亮这里，更多的是“白日放歌”般的明亮抒情，这表明了某种自律，更多的自在。其内在的明亮可以说是“本能”的，一种文化的、知识分子式的本能，如他所言：“大地宁静/没有恨的心灵/怀抱怜悯与安详”（《空椅子》）。 明亮并不意味着诗人批判意识的不在。一首有很好完成度的诗，须有阴影的反衬。如此才能有效避免文本表现上的单向度，才能避免抒情的薄浅。在我的阅读视野里，我以为这是中国60后一代诗人最可贵的诗歌品质；李以亮亦如此。在文论随笔方面，李以亮的创见与犀利同样明显；在诗歌写作方面，虽然并不咄咄，却见其用心的观察、捕捉，以及娴熟的语言技艺，他能让文本既有硬度又富有巧妙迂回，既收束得当，又不失宽豁。 《初冬》：“此地圈养的常青树/和截肢的梧桐树//移栽的亚热带观赏植物/在它们沉默的一生里迎来第一个冬天//空中旋转的雪/和屋顶积起的雪//站在电线上互致暗语的/音符似的留鸟//北方的蜇人的风/找不到远亲投靠的出走的少年//永远匆忙的脚步/竖起衣领的行人，无人落座的水泥长椅//隔离空气的隔离带/一只遗落在地的黑色手套无声地呼唤着另一只”。 好的诗歌是具有亮点的诗歌。它往往体现于字里行间及诗的细节所透露的气息或信息，二者有时同一。在《初冬》这首诗里，“截肢”一词，特好！一方面，好端端的一棵树，进城就得依照某些规则，被人弄病弄残，另一方面，要活，就得身不由己。行人竖起衣领也是冬天的一种“细节”，很有电影感的具象呈现。亮度还体现在收尾。“一只遗落在地的黑色手套无声地呼唤着另一只”，这结尾特好！以物传情，巧妙地触及了孤独这种常规又有难度的永恒命题。又如《流浪狗》这一首的结尾也好：“曾经是个宠物，如今邋遢不堪/……//这些年，我已操练得心硬如铁/我不能收留它，它不必忠实于我//我只是路过，我路过它/就像它路过我们这个院落”。 行走，也是路过。可以有目标也可以是漫无目的散步。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我”的一种时态。“时间”是文学及诗歌的另一种内核式命题。李以亮在明面上与时间相关的诗作却并非是为了探索时间，如《初冬》《初春情绪》《雪中六行》《一夜》《黄昏》，他其实是将“时间”从技术上给予了淡化处理，因为诗歌不是哲理说明文或科学小品文，这样也避免了直奔主题式的告示或故弄玄虚。如“黄昏”之题，体现的是时态，或说诗人需要的是日常的“状态”、生命阶段的运行及暂时性环节。同理，《夜宿萝卜酒店》之“夜”也如此，它并非为了强调时段，而是以时间和空间来规定特定的环境或场景，虽然不乏明里暗里的反讽，但诗人与之关注的对象之间，并非紧张关系，而是体现诗人生命的真实状态，更典型的是《我从梦中醒来》一诗：
显然，在这里诗人是宽容的，也是从容的。“午夜”让人“独享”，就着宁静的黎明回望，不可挽回的“时间”归于平和并让诗人自我感动，它是“美妙的”。 我们为什么追忆逝水年华？这是问题之一，李以亮目前在意的重点，似乎是我们又凭什么追忆？所以，看《我从梦中醒来》这首，梦醒，是比喻也是方法；空屋，并不局限，想象力通过天花板外溢，“午夜”体现的仍然是自我时态。而像《空椅子》这首，椅子因何而空，是因为它必须空，是因为它重要，所以：“我要在大地上放一张/高高的椅子/等你归来——//……宁静的大地上/有这样一张巍峨的椅子/等你落座”；这样的椅子无论虚实，都是内心存在的珍贵的座位。凭什么追忆？凭主观预定，凭客观实在的具体化物事，于是诗意地增添其可感性与重要性。 人到中年，会对亲情另眼相看，会对人世有叙述的耐心，李以亮是这样的，我也很有同感。人到中年之后，博尔赫斯看不见了，也走不动、无法远行了，但他记得并描述着，“那些物事平凡、亲切而又必不可少”，就是说，万事万物均可通过思路、语言和情感进行再体认并刷新记忆，反复地赋予它们以个人化的审美维度与诗意色彩。 太阳底下有新事。其新，在于诗人的步法与看法。近些年，所谓City Walk（城市漫步）这种在城市中无目的、悠闲漫步的行游方式，在传播解读与学术研究中被视作西式新事物，被归为文旅特质、青年性时尚及亚文化范畴。其实，就文学及诗歌而言，我们好像忽略了这种动态也相当于“由来已久”的休闲、自娱及所谓采风，李以亮立足于城市环境的审美实践，在观察城市时空的体验里，亦如本雅明所言城市里的“漫游者”。 漫步及游吟也意味着题材的多样可能，诗情在现实中的生长、拓展，以及文本呈现的随意性、随时随地的发生。像《绝句》系列、《小实验》《燕子》等短章，体现出李以亮对于日常及生活的高敏感度，信手拈来的描绘能力。就诗人本身来说，类似的随兴短制，更像个人诗歌建筑里的零星部件，如榫卯，加强并印证着每一天、每一步的所知所感。 走出户外及城市漫步并不等于必须与外部世界看齐或打成一片，我坚持认为，诗人应该与人为善但不必是合群者之一，如托尔斯泰所言，“在交往中，人面对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独处时，人面对的是整体和万物之源”。李以亮近年更多地从室内走出户外，足踏实地，其写作的内在特质，并未割裂而是仍然倔强地持续着。他依旧是指桑说槐，思想不断开着小差，是那种沿途观察并在内心留下“自我”和语言记号的“漫游者”，和而不同，貌合神离，想来这也是他这组诗作总题为《同温层》的原因。 总体来看，李以亮的近作仍然保持着往昔的特征：冷峻而不乏温情与热情，一如既往是他的清醒与自省意识，他在如梭亦如水的生命过程里，在熙攘的人世间竭力表现出自持，在数字化的同质共享的当代时空里“自我流放”，但仍然努力寻找和构建着个人的精神秩序，保持着某种文质彬彬的姿态。
原载《野草》2025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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