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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书写核问题 关心日本对亚洲做了什么(3)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2-09-28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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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四年前，大江与金芝河见面，这位15年前曾遭判刑的韩国诗人最终由于民众的绝食抗议而赢得胜利。他们初次会面是在日本NHK电视台的特别节目“世界记得广岛吗？大江健三郎·对话与思索之旅”上。NHK策划此次节目是为了纪念原子弹轰炸四十五周年。当时金芝河指责大江只专注于日本的原子弹轰炸事件本身。

　　1995年，当两位作家在一次会议中再次碰面时，金芝河回忆说：“我还记得当时我抨击你，一开始就很激烈，围绕着你那个‘记住广岛’的主题。为什么日本人要选择那样的题目呢？为什么他们不谈谈有三十万人遇难的南京大屠杀呢？那是象征日本罪行的事件，或者讨论韩国‘慰安妇’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声称)日本把亚洲从西方列强的势力中解放了出来并予以保护呢？……我认为，提起广岛问题就应该一并提出或者在此之前就应该提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论点，来谈论日本民族本身的种种罪恶。我发现事实很荒谬，NHK完完全全忽略了以上的要点，而仅仅就广岛问题而谈。” (大江健三郎、金芝河：《一个自治主题的长期等待、和平共处》，载《位置》1997年第5期)金芝河回应的是亚洲人更为普遍的情绪。

　　大江诚恳地接受了对方的指责，他向金芝河保证，关于慰安妇的问题、强迫劳工、强征入伍、日本对东亚的支配等问题的讨论都应该取代对广岛的谈论：“基本上，我认为你指出这些事情的做法是正确的。的确，我无法在韩国向当地人询问：‘请问你还记得广岛吗？’当然，你记得南京大屠杀，我也没有忘记。在谈论任何事情前，我们都应该先讨论慰安妇问题、讨论强迫劳动、强征入伍以及日本对亚洲的支配等问题，还有战后的一系列议题。”

　　1995年的会议上，大江告诉金芝河，五年前当他们两个第一次碰面时，大江还在困惑：“为什么我居然遭到了批评？”他继续说：“我当时觉得我应该撰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而不是广岛。所以，在这后来的五年间，关于亚洲，我思考了很多。”

　　但是话题从广岛向亚洲的转变并没有立刻呈现出来。在1990年11月的论文中，大江写道：“如果我再次被问及如何概括我的思想的话，我会以下面的几行文字进行回答：描述原子弹袭击广岛和长崎人民，认为他们的经历是二十世纪最悲惨的事件这样的话语，显然没有以偏概全、言过其实。”(《十分吻合》，1990，收录于1995年的散文集《康复的家庭》)大江再次以一种孤高的态度，迁就了这种过分夸张。他似乎再一次忘记了亚洲大陆所遭受的痛苦。而这样的遗忘仅仅发生在他与金芝河见面的三个月后。

　　1995年，大江在与金芝河交谈时，金芝河痛惜地说道：“真是不幸啊，当一位小说家与一位诗人相遇，他们在心灵上不能拥抱彼此，无法交换令人振奋的故事，却必须谈论如此暴力的、悲剧的历史。”

　　大江毫不掩饰他对这位韩国作家的钦佩之情，他回忆：“当我获得诺贝尔奖，被询问谁是我最想感谢的人时，我说，我继承了日本战后一些作家像大冈升平和安部公房的工作。我也说到金芝河，他五年前的评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在暧昧的日本》)

　　大江与大冈升平和安部公房的关系，至少在大江的描述中，是相对疏远的，是被动的——他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继承了他们的工作”而已。与金芝河的关系是紧密的，也更为积极——韩国作家亲自真正地以实际行动反对他，改变着他的思考。虽然这里的谈论本身与金芝河文学作品关系不大，但是大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日本作家们留下了一份强大的文学遗产，他们的韩国同行更多的价值在于他们直言不讳的批评。

　　在两位作家1995年的谈话当中，大江声称：“我不认为是一位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或者说这个奖颁给了日本国。当日本人夸赞我时，的确感觉不错，不过，我认为我不是作为一名日本作家而接受奖项，而是作为一名亚洲的作家。如果你接受了它，那么我很高兴你把它作为亚洲作家而予以接受。另外，如果一位中国作家，比如说莫言或者郑义得到这个奖，我也会感到欢欣鼓舞。”在随后撰写的文章中，大江越发直率地表达心中所想。举个例子，2001年莫言的作品《师傅越来越幽默》的英译本封面上，赫然印着大江对这位中国同行大力支持的文字：“如果让我推荐一位诺贝尔荣誉获得者的话，我选莫言。”

　　大江在诺贝尔奖获奖词《我在暧昧的日本》中提到广岛时，把它放在了日本人侵略其他亚洲人民的背景之下，他暗示，日本修改宪法的行为将把侵略行为扩展至世界范围各个社会当中，无异于背叛那些受害的个体以及亚洲大陆人民。他把两个群体一并提了出来。

　　无论是《纽约客》的文章《历史重演》(2011)，还是《广岛札记》(1965)，抑或是在杜克大学举办的讲座《日本的双重身份》(1986)，大江都公然地揭露了日本人在亚洲犯下的罪行。广岛的记忆不是为了证明一种精神创伤比另外一种更为严重，而是大江和其他作家耗尽毕生精力直面的问题，即范围更为宽广的亚洲战争的遗留问题。不仅需要有为民族、为地区赢得未来的构想，而且要考虑到整个世界，因为它们已经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了。

　　大江建议，如果日本真的要成为或重新成为亚洲一员的话，那么日本的知识分子需要通过熟悉韩国同行，熟悉中国以及亚洲大陆其他国家同行的作品，并以此树立榜样。今时今日，亚洲大陆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会再遭到忽视，也不再是日本人和其他发号施令者强加意志、加重苦难的地方。事实上，亚洲完全可以进行正确地自我评价，尤其是对当代的文化产品业已具备了足够的鉴赏能力。

　　作为日本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大江不希望看到日本独善其身，并将自身作为一名受害者而顾影自怜。不过，他也表露出，在个人小环境中去纵观全球以及在全球大环境中去关注个人是何等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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