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蔡禹僧：诗人王小波(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蔡禹僧
2017-11-21 08:59
阅读次

　　（三）未完成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没用诗人的位置，王小波不属于理想国，他是理想国的叛逆者。在西方语文中，诗人在古典的意义中固然代表一种高贵的、天才的品质，但在现实的意义中又与乞丐、妓女、流浪汉联系起来，诗人的意义因此很丰富。王小波告诉我们他的留学时代有过阅读维多利亚时代性爱小说的经历，在我看来一个饱受摧残的妓女往往在不经意的言谈中道出对人生的深刻领悟。王小波也有这种不经意的深刻，他的心灵没有像某些妓女那样在频繁的性交中麻木，他是少有的深刻的“妓女”，——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在时代意识对青年人心灵的强暴中沉沦，这是王小波的不凡之处。他渴望自由地思想的思维乐趣，但时代却压抑他，使他的渴望更加强烈，也使他对那种以高尚的理想主义为名义的蒙昧主义对自己心灵的强奸充满憎恶，而更为难得的是他把这种憎恶的情感表达为语言犀利的思想文本。

　　乌托邦时代中国现代文学——在“文学”的最广义上——的状况是，有思想的人不能搞哲学，有文化的人不能从事写作，因为乌托邦主义有太多理由把枷锁戴在天才身上；若问中国近现代为什么不能产生思想大家，回答可以是一个反问句——思想大家能与一个扼杀天才的时代同流合污吗？既然只有平庸才能苟活，对死亡的恐惧就使平庸有了吸引力。一个德国汉学家说中国现代文学都是垃圾——其实这说法一点儿也不过分。在“文学”的狭义上，现代中国作家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学家的写作技巧，但文学绝不单是技巧，也不单是故事；曲折的故事情节能吸引一些读者的注意力，但仅此而已。

　　不过历史对蒙昧的否定终于使天才有了发言的可能，王小波的文字告诉中国读者——一个天才的文学家首先应该有敏锐的判断力，能对他的时代蒙昧主义的习以为常的观念给以反驳，而不是不自觉地运用那习以为常的观念。王小波受了他父兄逻辑学研究的影响，这使他对思维本身的反思超越他同时代那些愚昧无知的作家，这些作家以为文学应该讨好老百姓，这使一个时期的他们像油嘴滑舌的太监，唯唯诺诺地说是贴近生活和人民，眼角眉梢却揣测着权力者喜怒情态。而王小波不仅是少有几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文理兼备的、有哲思的思想家，他不是像陈寅恪、钱钟书那样博学文史掌故而对数学物理学缺乏兴趣的文人。哲人与文人有相通处更有本质的不同处，把现代逻辑思维结合到宇宙论并进而思考人类生存问题是哲人沉思世界所禀赋的高贵素质，而不完全是学科取向的所谓全面性的专业选择意义，尽管宇宙历史和人类道德都不能还原为数理逻辑。从王小波引用过罗素的话——，世界可分为两件事：移动某些物体，令人移动某些物体，——使我们意识到他对世界的洞察力，能在浩如烟海的语句中发现这句话的深刻性，说明王小波认真思考了世界。而许多现代文人都不知道“世界”意味着什么，读上他们所写的两三行东西，无论他们多么有名，就可判断出他们尽管学了些语言技巧或教科书的知识甚至显得很博学，但由于先天性地缺乏悟性与哲思，其灵魂依旧狭隘，除了堆砌辞藻本领其见识并不在路边的修鞋匠之上。一个人能挣脱杂乱无章的文本的干扰，尤其挣脱时代的流俗意识，有自己的主见，仿佛是古希腊或中国先秦的哲人的灵魂复活在自己身上，给世界一个直入本质的观照，才配称得上诗人哲学家。

　　我们不仅能从王小波的小说中感受到对蒙昧主义进行批判的自由主义精神，在他的随笔中也见出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正在起步的迹象。王小波的思想不是研究生为了论文答辩而熬夜挤出来的规范文本的文字堆积，而是从他不算长的一生经历中领悟进而从心灵中流溢出来的“精液”。权力者总希望乌托邦运动的历史在中国人心灵中淡忘，否则他们认为就会殃及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但王小波却以独特的敏感抓住不放，他要检讨中国之一度成为疯人院的原因，他的矛头直接指向乌托邦主义的老家。我们通过他把日本人的军歌“跨过大海，尸浮海面；跨过高山，尸横遍野”与文化大革命的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并列比较，看出他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鲜明见解——乌托邦主义并不比日本法西斯主义更少邪恶：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况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纳粹的千年帝国之说，肯定有一些德国人爱听；‘文革’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说，也迎合了一些人的急功近利。”（王小波《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鼓惑宣传》）

　　王小波当然没有停滞于对乌托邦意识的指控，而是揭露乌托邦主义者以自封的道德制高点的身份对人类理性探索世界奥秘渴望的野蛮扼杀，革命教育的出发点就是压灭人们的好奇心，把思想统一到乌托邦思想的“科学真理”上去，用愚蠢约束聪明、以简单否定复杂、以群氓“启蒙”精英——这在王小波看来简直十恶不赦：

　　“一切价值判断中最坏的一种是：想的太多，太深奥、超越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人所犯下的罪孽。”“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思维的乐趣》）

　　在乌托邦时代，军代表、革委会主任、政治思想工作者也都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大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可以说他们大多数都是善良的人，但他们之相信自己之具有神通在于他们坚信——只要皈依了乌托邦主义的“科学”自己就具有了把知识分子置于被改造对象的高标地位，以他们的混沌的低智来限制智识者的复杂性思维——这使他们的“政治教育”显出十足的邪恶；他们用那从口号中学来的简单肤浅的乌托邦思想为真理标准把他们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命名为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进而消灭之。在他们愚蠢的脑袋想来，那些深奥难懂的思想既然他们听不懂，就肯定是谬误，而对待谬误就要像消灭病毒一样彻底消灭。他们的“政治教育”就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简单的头脑比复杂的头脑拥有更先进、愚昧比文明高尚、无知比智慧美好。不难看出，他们的革命主义就是与人类经过亿万年进化得来的理性原则——人类应鼓励文化和创造性思维——作对，乌托邦理论千言万语除了一句话“造反有理”外，就是论证——当笨蛋比爱智慧好，他们的蒙昧主义使“革命”达到了这个词的本意——革除社会中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

　　“我有位老师，年轻时对现代语言学很有兴趣，常借些新的英文书刊来看。后来有人给他打了招呼说：你这样下去很危险，会滑到资产阶级的泥坑：我们的语言学要以一位前苏联伟人（注：斯大林）论语言学问题的小册子为神圣根基——而你现在正背离这个根基。我老师听了很害怕，后来就进了精神病院。他告诉我说，自己是装疯避祸，但我总觉得他是真的被吓疯了，因为他讲起这件事总带着一股胆战心惊的样子。这位老师后来贫困潦倒、提心吊胆，再后来虽然用不着提心吊胆，但大好年华已过。”（王小波《科学与邪道》）

　　我以为一个民族的悲剧莫过于此了！我们可以以王小波的这段话定义什么叫黑暗时代或罪恶时代——罪恶时代就是不允许青年们满足自己探索世界的兴趣而把他们中的天才人物逼进疯人院的时代。一个社会如果它的法律是禁止人们的求知欲，所有智力正常的人大概都不愿意自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问题是，这样一个反文明的罪恶时代为什么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中降临了？

　　自从苏俄的十月革命炮声给中国带来乌托邦主义“科学”，欧洲文明的“科学”与“民主”就逐渐丧失了正意，科学意义的被歪曲使中国人民对科学的理解走向巫术化。在官方意识形态叫嚣“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真理”的时代其实是中国蒙昧主义最猖獗的时代，从大跃进时期粮食、钢铁放出一个个震惊世界的“卫星”到八、九十年代国家宣传机器激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大气功师”风靡天下，鲜明地显示出乌托邦主义对科学的亵渎给予中国人的毒化使他们几乎丧失了对科学理性的真正理解。此时，诗人的声音就显得特别有力：

　　“我们现在见到的是一种远说说不上合理的信仰在公然强奸科学——一个弱智、邪恶、半人半兽的家伙，想要奸污智慧女神，它还流着口水，吐着粘液、口齿不清地说道‘我配得上她，她和我一样的笨！’——我想说的是：你搞错了。换个名字，到别处试试吧。”（王小波《生命科学与骗术》）

　　在中国学校课堂里黑板上方本来应该悬挂孔子像与亚里士多德像的地方却贴着五个道貌岸然的偶像，这五个“乌托邦主义教主”就对应着那个试图强奸智慧女神的半人半兽的家伙，可惜善良的中国人民由于没有及时认清那首恶分子多毛的海盗嘴脸的海盗逻辑的邪恶性，反听信他的门徒所谓“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的叫嚣，致使自己在接受它的蒙昧主义蛊惑中给自己带来了历史性浩劫。中国最近二十多年走过的道路其实可以简化为王小波一篇文章的命意——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与乌托邦理论之群氓崇拜相对立的一个反题：爱智慧比当笨蛋好些。这个现在看来再简单不过的命题却是中国知识分子用自己比喜马拉雅山还高的尸体堆来论证的，这说明人们从罪恶的乌托邦理论中挣扎出来重新走向正常的理性状态是何等地艰难。

　　我们从王小波的行文不难发现他的天资的聪颖，但我又感觉十分惋惜——我不单是说他的早逝，而是说他因把自己的天才用在了“低级启蒙”的方面而耽搁了创造更高级的艺术或哲学作品的机缘。时代成就了王小波，也扼杀了王小波。——前句的意思是，如果他没有少年时代学业的荒废、目睹乌托邦运动的荒诞历史剧以及他的知青生涯，那么就难有文学家的王小波；后句的意思是，如果他生在一个理性的时代，接受罗素所接受的那样的全面教育，他的成就会更高——中国可能产生一个思想大师。比如“大跃进”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这种低级错误如果是戏剧舞台上的荒诞剧也是很有意思的，但在中国历史中出现，要让一个天才诗人花费精力揭露其内在的蒙昧性就双重地浪费了资源——浪费了中国的物质资源也浪费了王小波这样天才的大脑资源。当然这里历史的错误除了乌托邦观念的蒙昧性，还有历史的偶然性，毛泽东少年时代偏科，作文优秀，数学接近零分，他承认自己对综合平衡、经济按比例发展不懂，这样就不得不让中国人民的通过饿死四千万人生命去启蒙领袖懂得最基本的算术知识和冶金技术，其代价似乎是太大了。

　　为了纠正低级错误花费了诗人的天才和想象力，在他生命力最旺盛的时代就没有来得及理解更精微的东西。我们说诗人在成为思想家的道路上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即我所谓“未完成”，除了他的早逝，还有就是他的愤激影响了自己平和的判断力。王小波没有达到学者的渊博——并不是缺点，哲学家并非一定要渊博，太渊博甚至可能限制诗人的敏锐。哲学家的最高素质不是渊博，而是对世界有不枯竭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所谓“未完成”是说王小波作为天才诗人其天才因偏激的情绪而妨碍了把自己建筑为成熟的思想家——他还不够伟大。这是时代造成的，他激情地反对蒙昧主义，这使他无暇深思上帝与真理，他的思想还没有达到宗教与哲学。如果说他的小说为我们创造了风景怡人的园林，那么他的思想还没有成就巍峨的建筑——如在园林中央竣工一座宏伟的教堂。他是感性的诗人，而没有来得及把自己成就为成熟而理性的诗人哲学家。以歌德的的文学来比喻，《少年维特之烦恼》需要诗人的感性的敏锐，但《浮士德》则非有理性的想象力不可。

　　我们知道王小波经常引用罗素的一句话是：“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原”，他希望把这句话透露的多元主义消息传递给更多的人，与乌托邦主义的“统一思想”比较，这句在罗素随口一说的话的确有着非凡的意义，自由主义首先应该从承认多元主义开始，自由主义与乌托邦集权主义的区别也在这里，乌托邦主义认为只有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真理，因此它认为应该消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而自由主义者为了捍卫自由主义就不得不把自己变为斗士——不承认乌托邦集权主义是多元中的一元而必须把它驱逐到多元主义之外。这与自由主义并不矛盾，自由主义如果认为否定自由思想的思想也是多元中的一元，就必然否定了它自身。

　　王小波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是“未完成”的，也不完全指他的随笔集里有许多篇章太随便和肤浅，主要是说他作为自由主义的斗士存在明显的没有划清战线的错误，这种错误在罗素那里已经有其端倪，或者说他的思想有被误解为划错战线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在王小波身上实现了。我们知道罗素有一本影响深远的哲学史著作《西方哲学史》——王小波是读过的，其中罗素列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表：

　　亚威=辨证唯物主义
　　救世主=马克思
　　选民=无产阶级
　　教会=共产党
　　耶酥再临=革命
　　地狱=对资本家的处罚
　　基督作王一千年=共产主义联邦[1][1]

　　乌托邦主义的确有“无神论宗教”的特征，这种特征发展到中国就是“文革”时代的个人崇拜，所以厌恶“文革”狂信的自由主义思想者也就容易从对这个表的直观中领悟这样的意思——乌托邦时代的个人崇拜就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崇拜，于是他们就因反感“文革”个人崇拜而拒绝基督教的上帝崇拜。——这种理解是肤浅的。比喻地说，我们不能因为绿色和平组织与加勒比海盗有相似的组织和纲领建构形式而认为二者是一样的，而必须透过形式进而比较二者的组织与纲领的内容才能认识到二者善恶的本质区分。实际上不是“千年王国”而是“天国”、不是人间帝王而是超越的上帝——的理想与崇拜意义——才是正统的基督教精神。“天国”之与“千年王国”衍生的古典乌托邦及现代乌托邦之不同在于，前者通过激励人们对天国的向往而在现世行善，而后者鼓励种族灭绝与阶级灭绝在现实世界的髑髅堆上建立人间天堂，前者的无害有益与后者的有害无益之区别是以廿世纪的血腥历史的残酷性超越以往任何时代来显现的；而人间的帝王崇拜与上帝崇拜的区别是，前者在于服从限定个人自由的外在命令，而后者在于激发个人理性自由精神的内在自觉，帝王权杖的威慑与“我”内心对宇宙主宰的敬畏是决然不同的两种意义。我们不否认基督教中有可以供社会主义者解释的思想，否则“基督教社会主义”便不可能；但基督教和乌托邦主义之本质不同在于基督教在自身发展中逐渐克服了某些狭隘的东西，选民说逐渐为平等说取代，耶酥再临的期盼与乌托邦主义血腥的革命行动格格不入，地狱的设置是对人性的罪恶的惩罚而非对某个阶级的肉体消灭。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人类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与基督教的“进化”的历史线索相平行，近代发生的乌托邦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潮与原始基督教的选民说不无渊源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看出儒学优于基督教的地方。但必须认识到，历史的追溯不能用来否定现实的区分，廿世纪世界范围的乌托邦主义运动和法西斯主义运动本质上是与人类传统道德——基督教道德和儒家道德——对立的。

　　我们在王小波的文章中读到了他缺乏深思的思想——他把“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与《论语》、《圣经》混为一谈，以“文革”时代的狂信与基督教历史中的狂信的相似性而忽视它们之间内容上的本质区别，因反感前者而拒绝后者——这表明他作为思想家还远没有成熟——缺乏缜密和精微，甚至可能因接受从鲁迅那里而来的尼采的非理性哲学或潜移默化的近代中国“唯物主义无神论”而影响了自己的理性，他似乎没有考虑到现代乌托邦主义的危害在于它的反传统性。一个与乌托邦主义势不两立的人如果不把自己的落脚点重新踏上传统，就只能在空中悬着，但那是难于持久的不稳定态。

　　“儒学没有凭借神的名义，更没有用天堂和地域来吓唬人。但他也编造了一个神话，就是假如你把它排除在外，任何人都无法统治，天下就不会乱作一团、社会秩序、伦理、道德都不会有。这个神话吓唬住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直到现在还有相信。”（王小波《文化之争》）

　　这个神话是编造的还是现实发生的，王小波没有从另一个角度反问，难道把儒学排除在外的“文革”不是已经使中国社会乱作一团、道德沦丧了吗？“文革”的灾难能够发生在一个尊重儒家道德传统的社会中吗？我们说“文革”之所以还没有使中国灭亡，就因为中国人骨子里还有传统儒家的道德存在；如果按照乌托邦“科学理论”的“科学性”严格要求而坚决彻底地消除传统道德并进行阶级灭绝——让阶级论完全取代人伦道德——将是什么状况？肯定比实际发生的更糟。我们知道“文革”中家庭反目、朋友告密的罪恶都是以“革命道德”高于传统道德的“高尚”心理作用下进行的，但这种情况之没有持续开来且逐渐被厌弃，是由于灵魂深处传统人伦道德的作用。人们尽管口头上坚决拥护阶级论，而实际上在贯彻时大打折扣而后来就全不当真了，这种对极端主义的天性使然的反动即“马虎不认真”才使得人的世界没有变成非人的狼世界，须知由于人不是“科学乌托邦”理论中“必然律”的傀儡，人就很难被彻底改造成严格遵守阶级论“科学”限定下完全执行自己本阶级属性的恶棍或机器人或木偶。孩子们爱他们的父母胜过尊重领袖与党派组织，出卖朋友的行为也逐渐遭受谴责和出卖者自我良心的折磨，从天真地坚决拥护到虚以应付——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王小波在自己小说中描述的——人的人性战胜法西斯的非人性的过程。贺教授的儿子之在夜晚悼念他的亡父实际上是儒家道德作用于他；你说不是儒家道德的作用，只要是人都会这样做，——这样说是没有根据的，如果在严格意义上把我们思维中的全部传统道德剔除，我们就可能退化为食人族。王小波直接表达的思想有与自己小说里蕴涵的内容相游离的情况。

　　“儒学是一种哲学，但是圣人说那些话都是断语，既没有什么证据，也没有什么逻辑。假如不把魔力估计在内，很难相信大家坚信不移。”（王小波《文化之争》）

　　从这段话来看，王小波没有理解——宇宙中的物理学的逻辑并不能贯彻到存在论中的道德哲学中，伦理学家即使在他的文本中运用形式逻辑，那文本所根据的基础判断也是断语。我们并不能逻辑地证明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灭绝和乌托邦主义的阶级灭绝是错误的，我们只能从传统道德（基督教、儒家、佛教等）的断语“杀人有罪”中认定它们的灭绝主义是罪恶的。“错误”是知识判断；而“罪恶”是价值判断。这两种判断之意义的不同反映着逻辑与信仰的不可通约性，即人类理性在三个向度（知识、道德、审美）的分殊性。为什么杀人有罪而杀猪无罪——这在逻辑上是无法证明，但我们必须坚信——杀人有罪，这是上帝（上天）启示予我们的真理，所有人间的其他真理必须从这个真理出发，而不能以任何方式来证明这个最基本的真理。以王小波的悟性，这个道理并不难于理解，但与他争论并激发他新思想的机会却已经远去了。

　　如果他能继续他的人生，可能更加成熟。如中国古代书法家所领悟的——书法的高境界是经历从平正到险绝、复从险绝归于平正的发展，然王小波的人生境界没有来得及从险绝复归平正。比如王小波很欣赏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在我看来海明威小说尽管不失为在某些险恶情境中可参考的励志文本，但无论比孔子的“乘桴浮于海”还是比庄子北溟鱼的“逍遥游”境界都差得太远了——一个倔强固执的西方老头是不能与一个心存天人之思的东方智者相比的，好比那些西方冒险家从瀑布上漂流而下随后宣布自己“征服”了该瀑布的肤浅心理不可与中国古代隐士隐居山林把自己消融在自然中的境界的高标同日而语，好比西方素描的线的挺拔坚硬没有达到中国书法线条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一样。

　　王小波沉浸在性的生猛对乌托邦集权主义的否定意义固然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但要进一步发展则不得不上升到宋学的天理人欲之辩，因为“原始的爱”是把双刃剑，能激发活力，也能消弭意志，“原始的爱”与“至上的智慧”投影到世界——人性中的兽性与理性如何适当地平衡发扬来激发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中永远要面对的问题，上帝启发中国哲人孔子所阐发的“中庸之道”是具有宇宙历史理性的永恒意义的。王小波似乎对儒家（以及道释）的最高境界还没有能够领悟；他对自己崇尚的墨家也尚未完全消化。比如中国的阴阳、八卦、五行说当然不是实证科学的物理学、数学、化学，但它们作为理性形而上学的价值并不是自然科学能够替代的，宇宙历史中生长出人这种精神存在者——这个历史过程是不能完全以逻辑科学解释的，这是由于宇宙中除了被上帝赋予的逻辑必然外还被赋予了另一种更伟大的理念——自由，而精神自由决非逻辑所能进入，而非逻辑的中国古典形而上学关于天人关系的伟大领悟的确有西方科学与形而上学没有达到的地方。——可惜诗人王小波对此缺乏深思。

　　不过王小波的嘎然而止也许使他的后半生写作更少芜杂；当然也可能正好相反。尽管对诗人来说早死并非一定是不幸，但我们还是觉得太可惜，一个天才诗人向自由思想家转化本可以到达更高的境界。王小波在生前最后一天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一颗地爆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当他宣告与乌托邦时代话语彻底决裂时，预示着他理解的自由主义将以崭新的文本开始，但是，他的心脏却以停止跳动的形式结束了这个开始。我们对他不幸的感叹中就是对那可能诞生于天才之手的宏篇巨制的已经不可能了的惋惜。

　　本文写到结尾，随手打开王小波的文集，发现他的诗句到处都有，只是没有排列成行，我把他《卖唱的人们》拣几句抄在下面，看他的诗句多么动人：

　　我在北京见到的盲人都很脏，
　　歌唱的也过于悲惨；
　　凡是他们唱过的歌，
　　我都再不想听到。
　　当时满街都是这样的盲人，
　　就我一个明眼人，
　　我觉得这景象有点过分。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卖唱者，
　　就数那天早上看到的最让人伤心。

　　如果王小波以这样的韵律写完他的地狱篇，该是何等地壮丽啊；真希望有人把它们谱成乐曲，让世界回响这满含寓意的诗音。今年是王小波去世十周年，我写这篇文章纪念他，就是希望他开辟的思想道路有更多的后继者。

　　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在纸媒体（《书屋》杂志）发表时编辑作了必要的删改而使一些段落语焉不详，请读者以此稿为准。

　　（注：本文关于王小波小说与随笔的引文均来自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全集》，2007年版）

　　[1] 伯兰特·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230页。

喜欢()

相关阅读

南方论坛

频道头条

频道推荐

频道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