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董辑:和梁雪波对话(3)

  梁雪波:有一种关于诗歌的气场理论,比如今天派所代表的北京时代,而第三代诗歌运动则开创了风起云涌的四川时代。您如何看待诗歌写作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九十年代之后,聚合于一地的宏大气场已经不复存在了,对目前的诗歌格局您怎么看?
  
  董辑: 地域与文学创作肯定有关系,这种关系,更多只能用玄学来加以蠡测,没办法理性处理之。为什么在那个阶段,就那个地方出来了那么多作家或者诗人?为什么某个地区的诗人就很强,很多?这真是个不太好解释的问题。当然,诸如影响了、条件了、偶然性了等等客观因素,也能用来进行分析。不过我觉得得出的结论可能都会很机械。还不如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来解释好。关于地域和诗歌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过于强调反而不好,最好朦胧的感受之,而且大可以加进点有意思的玄学和不可知,人生何必那么理性呢?太理性了没有趣味。我认可你说的90年代后,聚合于一地的宏大气场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结论,这和信息的普及以及更加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有关,和人员的强流动性有关。我觉得目前中国的诗坛非常多元,几代人绞杀在一起,50、60岁上下的很多诗人,还在潮头之上;年富力强的诗人们都葆有一定的创作状态,年轻人总能适时出现。现在的诗坛,划界的方式很多,也很复杂,诗人们呈现、彰显、推销、认证、保证自己的方式也很多。比如流派,群落,地域,活动,运动等等,我觉得都没有什么不妥,关键是要言之有据,成立就行。这其中,我觉得,狭义的单纯的地域诗歌——指生活在一个地区的诗人们抱团结社进行各种各样的诗歌活动等——也许会是这个十年的一个亮点吧。因为现在中国诗人的确太多了,而金字塔尖上的诗人们就那些,下面的巨大的诗歌力量又不能不释放,那么如何释放呢?可能就会回到本地,在本地进行各种诗生活,然后慢慢静待有关诗人冒尖出来,成为代表本地区的诗人,汇入更为高一层次的全国范围内的诗歌层面之中。我觉得这样很好,诗人没必要孤独,也没必要妄自菲薄,合理的过属于自己的诗生活,有利于诗人的身心,更有利于诗人的创作。
  
  梁雪波:与生活中愤世嫉俗、打抱不平的个性相反,您的诗歌有时候给人以浪漫和感伤的印象。它是一种文本中的自我设定,还是您性格上的多面性的反映?
  
  董辑:应该是性格上多面性的一种反映吧。我为人多少有点草莽气,和初、高中阶段的泛江湖生活有关,我不是规规矩矩在校园内长大的好孩子,从小到大,我对类似于体制的那种东西都很难适应,可能头上有反骨吧,不干正事,很叛逆,而且主意很“正”(东北话,意为很拗,倔强)。高一下学期的时候我先是因为打架受到警告处分,然后高一快结束时,因为更大规模的打架,受到开除警告处分,那是1985年的夏天。自己当时很不以为然,反而觉得很英雄,后来我才想明白,学校的那些领导是要尽最大可能的整我,好让我带着污点走上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好在时代变化了,高中阶段那点事也不算什么。我的性格其实是很感伤的,喜欢怀旧,容易被感动,很容易轻信人,结果在与人交往上总是犯先恭后踞的毛病,结果就招人讨厌。而诗歌中的浪漫感伤,除了是生命本性的表现外,也和我的诗歌底子有关,就是我是从莱蒙托夫、叶赛宁、裴多菲、普希金那些诗歌看过来的,是我写作上现代性不够的一种体现。
  
  梁雪波:一个成熟诗人的标志是什么?
  
  董辑:这个问题,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的看法吧。我的观点是,一个诗人,能被称为成熟的诗人,首先要有风格独特的属于自己的诗歌作品,有自己相对个人化的写作特征,比如意象、词汇、题材、语感等等。另外,一个成熟诗人的标志就是:必须具备成熟稳定的心智和心态,不躁动不盲动不急功近利,能够正确对待名利、社会、写作和生活,独特而不逾矩,超拔而又平静。就我个人来说,我更看重后者,因为各种原因,诗人在为人和生存上的特质被文化性的和社会性的强调和默许了,我接触过很多很有才华,活的也很像诗人的人,但是和他们交往真是苦不堪言,我认为,这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没有成熟,距离真正的成熟还有一段距离,老子说过:大音希声,大辩若讷,大巧若拙。
  
  梁雪波:在浮躁喧嚣的当下,一种严肃的不趋同潮流的写作更增加了写作者的孤独,因此友情变得愈发重要而珍贵。你和很多优秀的诗人有着广泛的交游,在你的印象中他们有着怎样独特的精神肖像?
  
  董辑: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朋友很多,后来发现,多是酒肉之交,不算数。而和诗人的交往就不一样了,我现在的朋友都在诗歌圈里,我也很珍视这些友情,但是要说广泛,似乎也不是,既然你提到了,那我就泛泛谈一谈吧。比如周伦佑,他是个领袖,具有超强的超我和极端稳定的人格构成,而且非常公正和无私,在为人和艺术上都具备很强大的指引、指导力,他也很有生活情趣,可以交流形而下的多层面的生活。比如刘诚,他是个兄长和实干家,很有总体框架感,而且能够具体而微的落实,他对我的帮助以及首肯,客观上推动了我的写作,我永远感谢。比如郁郁,我们是相处10多年的老朋友了,经历的事情很多,他是诗坛老江湖,老革命,我参与编辑民刊,他提供了最多的帮助,他也是我走向诗坛的一条大路。比如原散羊和张永渝,他俩是我内蒙的好哥们,散羊是个学者型的诗人,谦谦君子,为人纯净大度,深有学养;永渝是个诗歌实干家和诗歌风格家,身体里有用不完的劲头和梦想,他是个成事的人,必将干出更多大事来。比如马永波,老马是个天分很高的诗人、翻译家和学者,我很喜欢看他的诗歌和文章,我们交往也较多,他的真实的为人和骨子里的贵族气我很欣赏。比如安琪,安琪是个为诗歌而生的女性,她的诗歌具有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消化的举重若轻的才气和能力,很有启发性,交往多年,我和她只见过一面,是在陕西汉中,她性格中还有很多少女的东西。我和福建、四川这两省有缘分,和非非的其他诗人都交往良好,我和福建的林忠成、宋醉发、顾北等都有交往,我和林忠成认识很早,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外省的同代诗人,不是1992年,就是1993年,那时候,我们都还是刚做初中老师的小青年。提一些人名,往往就要略过更多的人名,一时半会我也想不那么全,也没必要把自己的朋友穿一个大糖葫芦招摇,近几年,我和山东的格式,杭州的赵思运,陕西的武靖东,内蒙的王楚等都有交往,有的是见过面的,有的是没有见过面的,但是大家都能有比较良性的交往,这让我感到人生的温暖和写作的意义。我相信我会很好地处理好现有的友谊,也会结识更多我想结实的诗人朋友。还有,雪波你,也是我的好友,我们之间的桥梁也不是一架两架。
  
  梁雪波:周伦佑先生曾经指出:“众多诗歌流派的涌现和躁动,是80年代诗歌运动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也是‘80年代诗歌精神’体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您是“非非主义”诗人,同时又是“中间代”诗人、“第三极神性写作”同仁,请谈一谈诗歌流派的意义,以及“流派”与“诗群”之间的差异。
  
  董辑:周伦佑先生的说法很对,他确实说到了肯綮之处。其实不单单80年代,整个近现代文学艺术,都离不开流派,如果把流派广义化了,那文学史就是由各种流派构成的,流派也是文学史的主要话语和客观存在。我很珍惜和自豪于我是“非非主义诗人”“中间代诗人”“第三极神性写作同仁”,这倒不是为了自我定位和对小圈子有某种嗜好,主要是内心的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我喜欢在这里面,我觉得这里面的人和事符合我对人和事的那种期待和要求,这里面的诗人的诗歌和其他文字都是我爱好的,都是我一读就懂就热爱的,我乐于在其中,也许,这就是俗话说的缘分吧。这里面,“中间代诗人”不是流派,“中间代”是一种文学史话语,我总是标注自己是中间代诗人,更多是为了感谢安琪,不忘安琪对我的无私的帮助,在我身处写作的黑暗之中,自我怀疑和自我陶醉很严重的岁月中,安琪把我选入中间代,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而非非主义(后非非诗人)和第三极神性写作都是当下诗坛实打实的重要流派,我能身处其中,必须要感谢周伦佑先生和刘诚先生,这种感谢,是亦师亦友的感谢,既有对师长的尊敬和敬仰,更有作为朋友的亲切和亲密。不夸张地说,他们两人塑造了我,是我的恩人。这两个流派,都是强调精神力的,都是强调与普遍意义上的诗歌写作间离乃至于分离的,我觉得速途同归,我为我是这两个流派的成员而自豪。我个人觉得流派和诗群的差异很大,流派是有明确写作主张,有明确的成员的;一般还要有自己的机关刊物,而且持续时间不能太短。流派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主动建设的,一种是文学史后来归纳的,我指的主要是前一种。群落则不一样,群落一般没有集中的明确的写作主张,成员也不固定,也不一定有自己的机关刊物;群落一般来说都是后追加和别人归纳总结命名的,身处其中的人到不一定怎么提倡和弘扬,成员内的认同感一般来说也可能不是很强。所以我认为,虽然都是文学史的常见组成部分和常用话语,流派和诗群差异还是很大的,流派更具备文学研究的个案价值;诗群更具备文学史的地标意义。二者不可混淆,更不可同日而语。
  
  梁雪波:您如何看待诗歌写作中的技艺问题?
  
  董辑:对诗歌写作者也就是诗人来说,也许,说实话,天分是最重要的,最后起决定性的因素还是天分。只是这个天分也许来得早,也许来得晚,也许一直在写作者的生命中积压、潜伏着,需要时间和机缘来唤醒它。但是光有天分,没有机缘、阅读、努力、坚持、一意孤行……那也是绝对不行的。对诗歌写作来说,技艺非常重要,没有技艺,那来的诗歌,从某个角度来说,诗意的呈现,诗性的出现,诗质的贡献,就是技艺的产物,是技艺让它们出现在诗歌及其读解、阐释之中。不过对技艺的看法,也就是什么才是技艺,可能因人而异,不同的诗人或者写诗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和每个人所能达到的程度有关。大者自大,高者自高,深者自深,反之亦然。那些境界、悟性不够,智力单薄,情感力纤弱的写诗者,即便怎么研究技艺,也不可能获得真技艺。
  
  梁雪波:据我所知,您的阅读量很大,除了诗歌,您还阅读哪些书籍?阅读对写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董辑: 我的阅读量还可以,除了诗歌外,我读理论、艺术、历史较多。我觉得,阅读不但是写作的母亲,也是写作的父亲,更是写作的妻子和儿子,还是写作的妓女。从某个角度来说,阅读生下了写作者及其写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阅读帮助、服侍和服务于写作者及其写作。所以说,没有阅读,何来写作,写作者的天赋再强,都必须持续的接受阅读之水的浇灌,否则就会干枯。妄谈天分、经历,而不谈阅读的那些写作者,都是不诚实的,要么是真傻逼,要么是忽悠人,是骗子,是阴谋家。我对没有阅读爱好和深度的写作者相信不起来。
  
  梁雪波:您最喜爱的书(作家、作品)有哪些?说说喜欢的理由。
  
  董辑:这还真不是个好回答的问题。我喜欢的作家、作品很多,但是似乎也没有特别喜爱以至于必须作为枕边书的。我现在常看不倦的主要是一些诗集,理论书籍,也读一些历史类的读物和古典诗词,一般都是这一段时间看着有感觉,就多看一些。
  
  梁雪波:您有没有自己独特的阅读习惯或者癖好?
  
  董辑: 好像没有。我以前看书很快,现在慢;以前一本书看完一遍就不再看了;现在一本书总是反复看。还有就是我一般睡前都读一会书,我如厕的时间一般很长,所以必须看书。
  
  梁雪波:您喜欢藏书吗?收藏了哪些有价值或有意义的图书,比如珍稀版本、签名本等等?
  
  董辑: 我谈不上喜欢藏书,倒是买了很多书,我买书不是为了藏,主要是为了看和用,没用的和不看的,就不买,即便很便宜,也不买。我的书来源主要有二,一个是我自己买的,一个是父亲给我的,谈不上有什么珍稀版本,父亲给我的很多上世纪50、60、70年代出版的国内诗集有点意思。这些年,我也收到了很多师友赠予的各类图书,以及国内民刊,这些,我都很珍惜,其中就有周伦佑先生赠我的全套的《非非》和他签名的他的诗集、他编辑的诗集、书籍等,对我来说,这都是我的财富,因为它们不单单是书,是定价,还是友情,是岁月,是我个人的生命史。
  
  梁雪波:您的一天通常是怎样安排的?除了读书、写作,还有哪些业余爱好?
  
  董辑:我现在是这样。除了出门谋生的日子规律些外,一般都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我大多数时候睡得很晚,每天大约要到凌晨3点以后才睡,中午以后起床,一般情况下都到小区附近浴池冲个澡,然后回家,自己弄点吃的,下午上网浏览、看看书。傍晚的时候出门看父母和孩子,晚上上网、写字、阅读,偶尔看看电影,听听歌。我以前朋友很多,喜欢喝酒、打牌、交际,三教九流男女女女老老少少交往很多,现在几乎和所有人都不再来往了,因为大多都是酒肉朋友,有些人一直还是我生命中的负面因素。我的看法是,只要是真朋友,不来往也一样是;假朋友,多来往照样是假的。我以前爱好也很多,体育、唱歌、围棋……现在这些爱好几乎都被时光收回了,剩在我身边的只有书、字,现在似乎只有电影还算是个爱好,有时候看看,在电影院中自我世外桃源一把,有时候也写点影评之类的东西发发牢骚,抒一己之情。
  
  梁雪波:最近一阶段读过哪些好书,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董辑:  我看书相对较杂,特别专题性的阅读很少,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看胡戈·弗里德里希的《现代诗歌的结构》,觉得很有启发性,受益良多。最近读的是北岛等编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七十年代》等,我觉得很好,我个人比较喜欢文革那段的历史。
  
  梁雪波:您满意现在的生活吗?如果让您自由选择,你觉得一个诗人理想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董辑: 我现在属于自由职业者,基本上过上了自己一直想过的那种生活——温饱,自由,能够安于自己的喜爱,不必再为各种领导的脸和单位的围墙所苦。所以说算是基本满意吧。不过偶尔也为未来担忧。生存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都得解决,我这个人相信计划没有变化快,命运是决定性的,所以很少筹划生活,计划也少,随遇而安吧,反正到时候总归都要想办法的,未雨绸缪很多时候是没意义的。我觉得,一个诗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不太为生存所苦,不太为生存而丧失必要的人格,能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心情供自己随意使用,能保持心灵的健康和均衡。我后来仔细想了想,我的理想的生活状态其实很接近于古人的隐居,在现代社会,这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反动的,所以我就不怎么提了。自己的标准总归是自己的标准,大家可能各有一套,那就各自按照各自内心的方向生活吧。不过,对诗人来说,鄙视、无视和远离世俗的、大众的标准,是绝对必须的。
  
  2012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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