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王本朝：中国作协与中国当代文学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本朝
2012-09-28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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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本朝像


受访者：西南大学文学院  王本朝教授，博士生导师
记者： 南方周末 张健
2007年10月21日

　　1,问： 回溯当下文学制度的渊源，无法回避1942年5月28日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给文艺套上了毛泽东抑或中共想要的框框：“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 不仅如此，一批中共高层如刘伯承、陈毅、聂荣臻、贺龙等都相继发表了他们对文艺工作具有“指导性”和“管制性”的讲话。纵察中国历史，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党的领导集团如此明确和强硬的指导和管制文艺工作，是否史有前例？另外，它的背景又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应该分角度和层次看。如果是指个别或局部的文学现象，对文学给予一定的指导和管理，使之成为被组织，被安排，被计划的对象，可以说古以有之，《诗经》里的采风就是被安排的文学活动，中国古代有，西方也存在。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也带有计划性，《新青年》在一定程度上就参与了新文学的设计，以后出现的文学社团更是文学的设计者，但它所做的仅仅是对文学的引导，没有管制力量。比如，文学研究会冰心的出现，有被人为设计的痕迹，但同是这个社团的许地山却不听指挥，成为这个团体的异数。对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文学生产的方方面面实行绝对管理和指导，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应该说是1905年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大陆的出版物都将该文翻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82年的《红旗》杂志第22期将其重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它在中国的有关著作里被广泛引用，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周扬、冯雪峰、邵荃麟、何其芳、巴人等人都引用过。它直接强调文学和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和组织原则，提出“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并且提出了人们都非常熟悉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说法。文学被作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组成部分。实际上，苏联人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创建了一套自己的文学管理方式，特别是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以行政手段控制和管理文学的方法，成为中国文学制度的样板。
　　
    1942 年的延安“讲话”也主要是从理论上对中国文学和作家进行了规定，但被作为管理文学的惟一尺度以后，它的体制力量就变得非常强大了，产生的效果也就大家所熟知的了。至于它出现的背景一个就是你所说的战争需要，另外也有政治诉求和文化合法性的建立，特别是思想整风的需要。延安文学创造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制度空间，它不仅改变了知识分子思想和命运，而且最终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并将文学批评和文艺论争变成了文艺的政治斗争，“王实味事件”就是大家熟知的事情，由文学批评变成文学批判，对延安文艺乃至以后的文学界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文学制度里，一个领导对文学的看法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相当影响，如彭德怀对《小二黑结婚》的评价就改变了小说的命运，也改变了作者的命运。

　　2，问： 7年后，1949年7月2日北平，824位文艺人召开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建立中华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更名中国作家协会。至此，系统而森严中国文学制度宣告竣工，文学开始彻底地被纳入了党的管理之下，部分作家从此获得了另一重身份：干部。从作协主席到副主席再到中层管理者，都一一对应党内由高到低的官僚级别。以权力级别为内在机制的中国文学金字塔落成。中共便通过这一金子塔将作家和文学一并管制起来。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和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曾一语破天机：“‘灵魂工程师’的灵魂要好，作家要有社会主义灵魂，如果不管‘灵魂工程师’的灵魂，他们就要乱搞了”。中共的这种文学制度具体是如何运作的？人们知道，有着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是通过科举考试的杠杆来调控文人的创作方向，当代文学制度和它比较，又有何本质和程度上的不同？

    答： “文联”和“作协”是管理作家的机构和单位。当郭沫若在新中国即将来临之际，提议文艺工作者应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组织”，立即就得到上上下下的响应和赞同。于是，便有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是文联下辖的文学团体。1953年9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随之，各地方的作协也纷纷从文联分家和独立。一般说来，加入了作协就成为了作家，“作家”这一概念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生成的，它的“身份”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启蒙者到革命者，从职业写家到文化商人。当代作家的身份定位是国家干部，是灵魂的工程师，是贩卖思想和灵魂的人，那么也就需要思想的管制，思想的管制方式主要是思想的改造。所以，解放后有那么多的思想运动，目的是为了改造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的知识和道德优越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批判意识消失殆尽，成为自卑和谦恭的人，成为新社会的顺从者和歌颂者，最终达到思想的一体化的目的。作协在承担改造和统一作家思想的重任之外，还以驻会的方式供养了一批专业作家。他们被分成不同的级别，享受行政级别一样的待遇，如50年代的张天翼、周立波、冰心被确定为文艺一级，政治福利待遇相当于行政级别的八级，工资在200元以上，舒群、陈企霞等被定为文艺二级，康濯、马烽、西戎等被定为文艺三级，当时的文艺三级享受正局级待遇。作协和作家基本上是由国家全给包下来了，作家们出差或者深入生活的一切费用，都由作家协会报销。表面上，驻会作家在平常生活里还是比较自由的，不必像其他行政官员那样，每天都去坐班，但本质上还是被规定了的，他必须完成作家协会规定的创作任务，出了写出需要的作品以外，还要定期参加政治学习、业务培训，或者是被组织去深入生活。可以说，带有行政性质的作家协会对作家采取双管其下的管理方式，一是物质待遇的控制，二是思想的不断改造，它们是相互依存而共生的，如果不能对作家和文学创作施以管理的职责，或者管理不力，作协的地位就会受到怀疑，其功能也就没有得到体现，如果一个作家没有作协的依靠可能也会面临生活的困境。这样的文学制度运作方式，与传统科举制度在本质上有相似性，都是为了获取文学之外的目的，比如权力和利益，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

 3，问：那么，在这种文学制度下，作家的生存空间有多大，是什么？干部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路径？

    答：1949年以后，全国和地方的作协供养了一大批作家，他们基本上没有生存的压力，但有思想的巨大压力，生存于当代文学制度中的中国作家的思想空间是逼仄的。作家的任务应该是文学写作，但作为国家干部又不得不承担与之相匹配的义务和责任，从而无法全身心投入文学的创作，如冯至在解放前是一个自由的学者和作家，解放后，身兼数任，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远远大于作为一个学者和作家的身份，更多的时间被例行的社会活动所占据，至于创作，也多是出访记等应景之作，而非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升华。解放后的田汉，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他由一个浪漫主义戏剧家变成了一名文化干部。自1949年到1966年，巴金先后担任了各种文联、作协领导职务，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种社会活动，建国后的巴金，作为文艺界领导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远远取代了作家的身份，写作的内容也多是走马观花的访问记、人物采访记和代表官方身份的发言，如1950年10月在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的《我愿意献出我的一切》和《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参加赴朝鲜创作组，写作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和小说集《英雄的故事》。作家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让文学多成为社会的装饰，而缺少社会批判力量，作家的想象和感受受到了作家之外的身份约束，由此导致中国文学创作的僵化和审美的贫弱
　　
　　4，问：有没有人对这种文学气候不适，甚至怀疑、反抗，他们相应的境遇又是什么？胡风是否……

    答：有人，数量不多，但他们为当代文学制度提供了另一种声音。文学机构一旦成为行政机关，也容易犯其它行政单位一样的错误。如1952 年2月11日，《人民日报》的“文化生活简评”专栏就披露华南文联和南京文联等文艺机关团体的腐化享乐生活的典型事例，说欧阳山负责的华南文联的官僚主义作风，两年花掉事业费15亿元，其中有4亿被认为是浪费，“醉心于行政事务、宴饮交际”。南京文联也把钱花在吃喝玩乐上，“追求豪华场面，玩弄新奇布景”。胡风在“三十万言书”里对文学的行政方式有过激烈的批评，认为它培植了宗派主义统治的支柱的官僚主义，和盲目服从的小领袖主义或雇佣思想，用行政的手段保证了一批没有发展前途的成员硬要做作家，同时排斥了有发展前途的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无法参加文艺活动，得到成长。由此，他提出解散中央和大区的、行政管理或变相的行政管理的所谓创作机构，如驻会作家、创作所、创作室、创作部、各种创作组等，废除不合理的作家等级制度，废除作家的供给制和薪金制，“作家以劳动报酬自给”应该说，给胡风带来悲剧性命运的并不是由于他的文艺思想，而是他对当代文学体制形式的不同看法，特别是文学组织和领导权的问题，他的“建议”和“参考”委托埋下了灾难的祸根。
    实际上，周扬自己对文学领导的简单和粗暴方式也多次提出了批评，对文学领导与文艺工作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有过反省，他提出“放下架子，同文艺工作者建立平等关系，和他们交朋友，向他们学习，也帮助他们”，他说：“究竟是称呼同志好，还是部长好？要称呼，还是要同志间的亲密关系？以后不要叫我周部长，叫周扬、老周都可以。”文学领导与文艺工作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非只是日常称呼问题，或者说是亲密与疏远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远与近的差异，是话语权力的言说与倾听，由它们所构成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决定了文学内部的权力分层，也让文学界形成了无数的等级关系。

　　5，问：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人们往往不会注意到，这是中国文学气候的一个转折点，作家获得了另一个开阔的生存空间：市场。大批游离于作家协会之外的人也获得了成为作家的可能，并且名噪一时，典型的例子就是80后作家：韩寒、李傻傻、郭敬明……作家往日那种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地位似不存在，取而代之的却是某种危机，为什么？

    答：准确地说是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主导性战略，市场的出现既是经济的行为方式，也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改变了我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目的。对文学而言，它是一个新的文学生态，区别于以前的政治化的文学生态，而是经济化的文学生态。中国作协这样的文学机构主要是在政治化的文学生态里发挥着作用，也做出了不少贡献，对作家而言，如果没有作协的依傍，也就没有了作家身份，作家身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市场经济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生态，也改变了文学的生产空间，老作家在它面前悄悄地发生变化，特别是出现了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作家。比如80后作家群中的郁秀、韩寒、胡坚、郭敬明、王慧艳、丁明、刘冬阳、姜山、满舟、金今等。市场经济之下的作家和文学出现了分化，再也不是多么严肃、崇高的事情，弄文学的胆量和方法都让人有一种解放和容易的感觉，利益和欲望很快达成了合谋。80后作家的出现让所有参与者都可以获得各自的利益，满足了各自的欲望，包括金钱、成名、梦幻、反抗等等。对他们有叫好的，也有不同的声音，不一而足。如果说是有某种“危机”的话，也是文学的泛经济化的结果。
　　
　　最近是作协换届的高峰期，很多地方作协都完成了换届选举，那么，那些新当任上作协主席的人，如果按照以前的标准，是否可以当上作协主席呢，是否当任作协主席的标准在发生某种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作协那种“管‘灵魂的工程师’的灵魂”的本质是否在发生着某种悄然的变化？

    答：这应该算是2006年第七次作代会的后遗症。在这次会上，铁凝南北选举为中国作协主席。中国作协过去几十年只有两名主席，他们是茅盾(1949年至1981年)和巴金(1984年至2005年)，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在担任作协主席的同时也出任中国政协副主席，可见他们的政治地位也非同小可。 当时49岁的铁凝虽然从事文学创作近30年，也担任过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对于茅盾在53岁时走马上任，巴金则以80高龄才担任该职务而论，她确实年轻些。茅盾和巴金都是功成名就之后才获得的主席荣誉，写有《大浴女》、《麦秸垛》和《笨花》的铁凝的名气和威望显然在他们两人之下。虽然资历不够，成就也失丰硕，照样还是堂堂主席。问题是由今天文学的真实处境所带来的。 如果对照以前的几届作协，从1949年到1984年，在茅盾、巴金之后，排在第一的副主席都是丁玲，今天的铁凝近似于过去的丁玲，政治上不断追求进步，文学上有自己的特色，为人处事相对比较直爽、简单，这就够了。在没有大师的时代，只有选择名家去顶替了。如果都是名家，那就要看自己的意愿和他人的意图了。作协主席在茅盾和巴金时代多属于荣誉性质，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今天的作协主席，却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和待遇。

 6，问：戏剧性的一幕2003年开幕，至今还没闭幕。一头是玩“跳船”：2003年7月初，作家黄鹤逸、文艺评论家余开伟相继退出湖南省作协，7月中旬，作家夏商退出江苏省作协、上海市作协，并称“永远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0月，山西作家李锐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放弃作协换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退出中国作协，并高调发表《致文友公开信》，称：“之所以这样做，是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衙门化……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下，文学日益萎缩，艺术、学术无从谈起。换届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由此而引发的‘换届综合症’已经成为从上到下的严重流行病……”，同时，作家张石山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称：“……我不愿意替他们裱糊门面了，我不想当泥雕木塑的‘人桩子’了，所以断然辞职。”一头是玩“上船”，2007年7月，80后作家郭敬明、张悦然、蒋峰、李傻傻相继递交加入中国作协的申请书，这些人的推荐者白烨表示：“让他们除了商业这条路外，还可以在体制内发展。”对于这一“跳船”和一“上船”，前者多受人致敬，后者多遭质疑：“是精神归宿，还是文学招安。”。这种一老一少对于作协态度的差异原因是什么？而在这种热闹舞台的幕后暗流又是什么？

    答：宣布退出全国和地方作协的作家肯定还不只这些人，知名作家的“下船”，退出作协的理由是明确的，完全是个人自觉的选择。80后作家加入作协的原因却没有明白说出来，多介绍人转述的。用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来说，“上船”和“下船”就如同结婚和离婚，其中有个人的怨恨、欲望，有体制的召唤和诱惑，离开体制体现的是一种思想的姿态，是人格、精神方面的诉求，求得的是未来的永久的东西。进入体制则难以妄断，各人有他自己的原因吧，但至少有许多实际的现实利益在里面，如政治资本的分享，作家、评论家关系网络的建立等等，不一而足。说穿了，在这场“热闹”戏剧的背后涌动是精神和思想的挣扎以及物质和权力的争夺，它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真实写照，文学如同这个社会一样，利益有不同，价值也在瓦解和分化。
  
    7，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作协到底是什么？

　　答：一个担负着领导和管理文学的组织或者说是机构。表面上它是自愿结合的带有民间性的社会群团组织，相对于其它政府机关，它是边缘化的，结构相对松散，实际上也有鲜明的行政特点，是一个有行政级别的单位。同时，它又是文学利益的旋涡和矛盾的中心，它是文学家的领导机构，同时还要被更高的部门和个人所领导，这样，在领导别人和被领导之间就会左右为难，通俗地讲，上面和下面都对它有很高的期望，上面的领导希望它能有效地实施对作家的管理和控制，而下面的作家又希望它能真正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动力。一旦风吹草动，出现大的社会运动，人们就对它怀着各种期望，反之很容易转向兴师问罪，包括今天著名作家退出作协。中国的文联和作协经常受到责难和批评，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
　
　　8，问：那么，展望未来，一个理想的或者说合理的作家协会应该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参照西方国家的实际例子来说，并非为了仰洋人鼻息，而是为取他山之石。

    答：今天的中国作协会员虽有6000多人，但它在各种媒介上出现的频率似乎却在减少，除日常工作外，常常让外人看得最多的是外事的访问、文学的评奖和所主办的几大家杂志报刊了，可见它领导文学生产的能力在弱化。这是好事情，是文学的还原。我个人理想的作家协会应真正变成文学的摇篮，或者是文学的情人，作家、批评家，凡从事甚至是喜爱文学的人都能从它那里得到真正的帮助。它不应该成为一个行政机构去管理文学，对文学应起到保护、推广、宣传、交流和引导作用。西方国家也有作家协会，但它管理文学的方式与中国有显著的不同，如拥有8000位著作者成员的美国作家协会主要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知识维权，维护作家的个人权益，联合法院打击盗版侵权活动。另外还是文学交流、互动的平台，包括著作者之间，国家对外的交流等。它的作协主席也不一定是名人，至少没有享受到中国这样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整个作协包括文学都没有承受中国这么大的期望值。作家协会承担的是一项工作，是对文学很切要而真有帮助的工作，而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过分看重或过高估计了它的作用，既然是作家协会，它的“协会性”应该多得到体现，而不应该纯粹是一个管理机构和行政单位。作协的定位和功能在将来肯定会发生变化，但显然不是作家或文学内部能够完成的事情，它与整个社会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程度有关联。
　　
　　
　　作者简介：

    王本朝，男，教授，博士。1965年10月生，重庆市梁平县人。1983进入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1987进入湖北大学中文系学习，获文学硕士学位，2001武汉大学文学院学习，获文学博士学位。1990年后在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和西南大学文学院工作。1993年破格提为副教授，1998年晋升为教授。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问题。出版专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与文本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文学的现代传统》（重庆出版社，2003年），《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年）（新星出版社，2007年）等5种。主编著作、教材6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40多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和重庆市规划项目6项。获教育部霍英东基金教学三等奖、重庆市优秀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重庆市优秀教师、入选重庆市“322重点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重庆市高等学校中青年骨干教师等。

    （此文被《南方周末》2007年11月8日22第22版部分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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