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南：乔治·奥威尔质疑帝国及其东方主义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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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在缅甸的日子》体现了他对大英帝国在东方殖民事业的质疑和抨击，但他的不健康心态却又使这部小说染上了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这使他对大英帝国的质疑显得并不彻底。本文借助后殖民理论对这一小说进行检视，并将之与吉卜林、福斯特、夏洛蒂·勃朗特等人的小说文本进行比较。 关键词：乔治·奥威尔，《在缅甸的日子》，后殖民理论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是三十年代英国作家中最具有政治色彩的人之一。他于190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的莫提哈利。他的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低级职员。与吉卜林一样，奥威尔也是童年时期即被送回英国接受殖民教育，他也是在大英帝国抚育下长大的孩子。1922年回到印度后，奥威尔赴缅甸充任英国皇家警察，1927年辞职回到英国开始创作生涯。1950年去世。奥威尔不算长寿的一生创作了很多引起评论界关注的作品，如《动物庄园》（Animal Farm,1945）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等，但他与东方殖民地书写紧密相关的作品却是1934年出版的《在缅甸的日子》（Burmese Days）。这部小说非常畅销，一直深受西方读者的欢迎，如1984年上半年该书的“企鹅版”在英国卖出11000册，海外卖出130000册（不包括美国）。这部十分畅销的小说集中体现了奥威尔对于殖民地以及大英帝国殖民命运的艺术思索。这部小说还表现出对于东方殖民地和大英帝国一些非常暧昧的姿态，它在当今后殖民理论兴起的背景下，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自十九世纪初期以来，英国在不断扩大巩固对印度殖民统治的同时，也对和印度比邻的缅甸发起殖民兼并战争。1824、1852、1885年，英国先后发动三次侵缅殖民战争，结束了缅甸作为独立国家的历史，将其兼并为大英帝国一部分。英国女王任命的英属印度副王统治合并后的上下缅甸。1897年，缅甸被提升到孟加拉、孟买省一样的位置，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份，由省督统治。因缅甸是印度的一部分，印度每次的政治改革，也在缅甸推行。1937年，印度和缅甸分治。《在缅甸的日子》描写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缅甸历史的一段特殊时期，真实可信，里面提到了1926年发生的历史事件。 在奥威尔的《在缅甸的日子》中，现代殖民史的发展轨迹被他一一记录在案。他与福斯特在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衰落史方面比之吉卜林等人记录得更多也更准确。有人说：“奥威尔和吉卜林的故事之间也有差异。吉卜林笔下的英国人最终都战胜印度人而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奥威尔的主人公不得不屈服于当地人的意志。这一差别暗示，帝国统治在多大程度上从吉卜林时代的殖民自信开始走下坡路。”1小说中，马克斯威尔打死了一个当地人，他自己则被那当地人的亲戚碎尸万段。缅甸人为此高兴万分。奥威尔此时的描写是：“一个白人被杀死了。当这件事情发生时，一阵颤栗掠过在东方的英国人心头。”2这一“颤栗”在吉卜林笔下的印度“丛林”与“箭河”处是绝对没有，但在保罗·斯各特的《统治四部曲》（The Raj Quartets）里却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英国人艾利斯为此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杀了白人，杀了白人，他妈的畜生，这些偷偷摸摸的人，这些胆小的狗杂种！”在愤怒之中，艾利斯将一个缅甸儿童的眼睛刺瞎，当地人遂兴师问罪。他们对殖民官员说：“艾利斯今早所刺的那个男孩眼睛瞎了。你必须将艾利斯送到我们这里来，以便我们惩罚他。你们其余人不会受到伤害。”3冲突一触即发。福洛里一直不愿相信东方人真的会变得如此危险，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英国俱乐部拒绝交出凶犯艾利斯后，当地人开始猛攻俱乐部。福洛里这次的角色是充当英印人的保护人，他冲出包围，向警察求救，化解了一场危机。奥威尔此处的描写与福斯特《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中法庭审判阿齐兹时印度人抗议的场面一样壮观，它将东方殖民地的反抗怒火如实记录下来。小说人物威斯特费尔德为此忧心忡忡：“我不适合在这个国家再呆下去了。如果你问我为什么，那就是英国殖民统治要完蛋了。英帝国自治领和所有东西都将化为乌有。”4 《在缅甸的日子》在对帝国事业合法性进行质疑时，也对它在东方的统治方式进行探讨，思考殖民统治的荒诞所在。这主要是通过福洛里的言行来表达的。他说，英国人的虚伪就是“假装到这儿来改善我们贫穷的黑兄弟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抢夺他们的财产。我想这是很自然的谎言。但这谎言败坏了我们，以你难以想象的方式败坏我们。常常有一种偷偷摸摸和撒谎的意识在折磨着我们，迫使我们夜以继日地自我辩护”。 5在维拉斯瓦米看来，福洛里的这些话无异于当地缅甸爱国者的“煽动性言辞”。这一火药味十足的话是奥威尔对大英帝国这个虚伪的“老病妇”强烈的抨击。纵览全书，奥威尔的内部反叛和帝国质疑集中表现在对英印人的隔离制度进行抨击，其批判力度远甚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对英国俱乐部的温和讥讽，而与保罗·斯各特抨击种族隔离制度的胆量持平。奥威尔在小说里承认：“俱乐部从来没有接纳一个东方人。”6俱乐部的一个成员即后来闯祸的艾利斯一直是坚定的排斥东方异己者。他坚决反对福洛里试图将他的印度朋友维拉斯瓦米带进英国俱乐部来。他的理由是：“我们这些人本该统治这批有史以来就是奴隶的该死的黑色猪猡。”总之，他对福洛里的建议斩钉截铁地加以拒绝：“叫他们黑鬼或雅利安人，随你们的便。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不愿意在俱乐部看见任何黑皮肤。”7奥威尔以作者身份评价道：“艾利斯确实憎恨东方人，在内心带着辛辣的反感把他们当作某种邪恶或肮脏的东西加以憎恨……他是那些普通而不幸的英国人中的一员，他们应该永远不要涉足东方。”8奥威尔的公开评价表明了他对帝国职员们道德败坏的深恶痛绝，也是他对帝国深厚危机反思后得出的有力结论。福洛里与他的印度朋友维拉斯瓦米开玩笑时说：“哎，医生，情况怎么样？大英帝国怎么样？它是否还照样患着瘫痪症？”两人声称“大英帝国是医生的一个老病妇”。9玩笑开到这个份上，福洛里即奥威尔化身以内部视角质疑殖民统治合法性的政治立场昭然若揭。《在缅甸的日子》因为这些描写增加了光彩，它与此前的福斯特和此后的保罗·斯各特形成了暴露帝国腐烂原因的艺术接力。他们都揭露了殖民机器的故障所在，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殖民机制的腐败和病入膏肓。 有趣的是，1936年即《在缅甸的日子》出版两年后，奥威尔在他著名的寓言性短篇小说《射击大象》（Shooting an Elephant）中，揭示了“我”在完成帝国赋予的射击大象的使命中隐伏的荒诞性，这证实和隐喻了帝国的邪恶本质。小说中是这样描述“我”的反思的：“所有这一切都使人困惑不安。因为那时我已经认定，帝国主义是邪恶的东西，我越早停止这项工作抽身出来就越好。”10当缅甸人看到“我”拿着象征帝国权威的来复枪，准备去打死那头危害当地人的大象时，都非常激动地跟在“我”后边。这使“我”隐约有些不安。“我”并没打算射击那头大象。但是，帝国的邪恶逻辑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驱使“我”继续前进完成殖民者在东方应该完成的“宏伟事业”——射击大象。这一寓言性小说为奥威尔从内部反思和质疑大英帝国滞留东方的合法性添上了厚重的一笔。 在看到奥威尔反帝姿态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白，《在缅甸的日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殖民文本：“尽管奥威尔的政治姿态是坚决反帝，但却一直怀有帝国建造者的浪漫想法，并勇敢地承担白人的负担。”11这一思想立场清楚地反映在作品中。《在缅甸的日子》中的福洛里是作者的化身，他既是大英帝国殖民统治合法性的内部质疑者，又是英印人遇到危难时刻的救星，甚至他的悲剧也含有奥威尔的惋惜和同情。福洛里这样说过：“煽动？我不是煽动。我不想让缅甸人将我们赶出这个国家。上帝不允许！”12福洛里不彻底的反帝立场和对东西方融合的吉卜林似暧昧心态在这些话里体现出来。要明白这点，必须清楚奥威尔和吉卜林之间的思想继承。 奥威尔和吉卜林之间有很多相似。相似的生活与教育背景，在印度帝国的长期生活经历等，这使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话语。奥威尔为吉卜林的辩解，他对帝国的怀旧情绪，对未来的恐惧等均可在此得到解释。更重要的是，奥威尔在缅甸期间，是一个能干的帝国职员，没有多少自由倾向。他从未认真支持缅甸或印度的独立事业，也从未像反击法西斯分子与共产党那样反击帝国主义。“在吉卜林和福斯特以后，奥威尔也许是以大英帝国殖民统治为主题的最重要作家。尽管一般认为他直接反对吉卜林和大英帝国，但他与吉卜林之间的关系却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同样，他对帝国统治的反动也不是简单的仇视姿态。”13换句话来说，奥威尔一定程度上还承担着“白人的负担”。在《在缅甸的日子》中，福洛里没有足够勇气在同胞面前表达激烈的反帝情绪，他只是在私下与维拉斯瓦米交谈中说出自己的想法。福洛里虽然极力推荐维拉斯瓦米进入欧洲俱乐部，并为此辛苦游说，但却迫于压力，在拒绝接受维拉斯瓦米成为俱乐部成员的告示上签了名。福洛里缺乏拒绝签字的足够勇气，因为他本人毕竟还是帝国链条上的一环，还要承担“白人的负担”。1937年，奥威尔在一篇文章中生动地表现了他的矛盾心理：“我们诅咒大英帝国……我们在朦胧晨光中谈论被禁止的话题，而当火车爬行到曼达莱时，我们像一对通奸的人怀着罪恶感彼此分开。”14 奥威尔曾经说过，吉卜林含有殖民色彩的《曼达莱》（ Mandalay）是他最欣赏的诗篇。这一点让某些人感到惊讶。实际上，奥威尔曾经说过，吉卜林是他童年时期非常崇拜的一位小说家。1936年即《在缅甸的日子》出版两年后，奥威尔写道：“我十三岁崇拜吉卜林，十七岁讨厌他，二十岁喜欢他，二十五岁鄙视他，现在我又相当敬佩他。”15他在《射击大象》里，体现了吉卜林似的创作旨趣。当他写到仿佛“一片黄色海洋”的东方人跟在“我”身后时，是这样表述的：“他们不喜欢我，但是我手上有来复枪，我就暂时值得注视了。”这里的来复枪仿佛吉卜林的《丛林之书》（The Jungle Book）中毛格利用以征服丛林兽群的“红花”即代表文明的火。奥威尔稍后又写道：“即使那时我也没有多想我自己的肤色，只是考虑我身后这些观看者的黄色面容……一个白人就不允许在当地人面前显出惧色。”16这里的描述将奥威尔那吉卜林似的东方主义心态和手法表现得活灵活现。有人说：“奥威尔对吉卜林的态度从来不是诋毁性的。他对吉卜林的抨击往往以为其辩护而结束。”当T.S.艾略特指责吉卜林的帝国主义思想时，奥威尔却称吉卜林是“当今时代最有人性或最有进步观点的人”。 17奥威尔以区分当代帝国主义和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的差异来为吉卜林辩护。在他眼中，1914年以前的帝国主义可以视为浪漫性的东西，它的一些过错也可以大方地忽略不计。“总体来看，奥威尔的观点显示了对于殖民统治的无限宽容甚至崇拜。他并不是一般人设想的那种殖民统治的劲敌。事实上，他在许多方面相当接近吉卜林。”18由于奥威尔与吉卜林的思想联系如此复杂，研究奥威尔的东方书写不能不考虑到他创作背后即潜意识中的吉卜林因素，乃至福斯特因素。 就吉卜林、福斯特和奥威尔三人而言，共同特点之一是将东方神秘化、邪恶化、恐怖化，换言之，将东方彻底“东方化”，变成真实可信的“他者”。在吉卜林的笔下有印度藏宝重地“瑙拉卡”，在福斯特的《印度之行》中是马拉巴山洞及其具有毁灭性质的回声。它们都代表一种既可恨又吸引人的、永远把握不住的黑暗力量。就奥威尔而言，他的缅甸，如同吉卜林和福斯特笔下的印度：“拥有与那位叫做印度的全能、邪恶、神秘的女神相似的特征。”19福洛里这样对女友伊丽莎白说起缅甸印象：“这里古怪得像另外一个星球……对我来说，这个国家仿佛是孤寂的地狱。”20“败坏”人的东方和单调无味的军营生活使福洛里无所适从，奥威尔给他指出的解脱之路是：“他愿意在一个文明社会中住上一年，找到一个不在意他的出生标记的姑娘，一个文明的女孩。”与之结婚后，福洛里就会“淡忘缅甸，这个几乎已经毁掉他的恐怖国家”。但是，荒诞的是，作为集体流亡在东方的英印人群体的一员，福洛里注定没有更好的命运：“他所讨厌的这个国家（缅甸）如今却是他的母国，他的家园。他在这里住了十年，甚至他身体的每一处都与缅甸的土壤融合在一起。”21于是，缅甸这样的殖民地国家在福洛里眼中只能是欲爱不能，欲恨还休。奥威尔笔下的福洛里防佛后殖民时期游离于东西方世界之间的奈保尔，他在缅甸的文化流浪成为殖民时代的一个典型。 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法侬（Frantz Fanon）说过：“当外国定居者开始以审慎的目光描写当地人时，他们常常借助于动物性。”22奥威尔没有摆脱这一思维定势。在描写缅甸人和印度人时，他常常借助于动物意象。他在描写缅甸人乌坡金的妻子玛金时，说她有一张“猿猴脸”，英国俱乐部的当地服务生有着“狗似的泪汪汪的红黄眼”。这些描写显示奥威尔“缺乏对亚洲人的同情，甚至带有一丝惯常的种族偏见”。 23乌坡金是小说的主人公之一，他以反派人物形象出场。奥威尔对他的描写一开始就打上了吉卜林似的东方主义痕迹。他告诉读者，乌坡金“以他那孩子似的稚气方式认定，他自己的同胞不是英国人这一优势种族的对手。为英国人而战，成为英国人的寄生虫，已经成为他孩子似的强烈野心”。 24这一野心就是成为英国人支持的当地土霸王。在奥威尔笔下，作为虔诚佛教徒的乌坡金“头脑尽管狡诈无比，却又异常野蛮”。 25再如：“一个欧洲人的证言对于一个东方人来说，总是比一千个当地人的话要管用得多。”26这些叙述让西方关于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话语传统再次得到印证。 奥威尔笔下重点刻画的东方人几乎没有一个正面形象。乌坡金、玛金等是缅甸人中的败类，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是亲印派，是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坚定支持者。当他听到福洛里对殖民统治和英印人的抱怨时，就表示了强烈的抗议。这位印度医生盲目地忠实于英国，他效忠于帝国主义制造的各种神话。作为印度人，他相信自己属于一个“劣等的堕落的”种族。维拉斯瓦米依赖福洛里，想靠他的帮助忝列欧洲俱乐部，提高与当地人乌坡金斗争的砝码。他对福洛里说：“你不明白成为欧洲俱乐部成员会给印度人带来多大的威信！”27这是对殖民权威话语的另一种模仿，它同时也提示，奥威尔笔下的印度人是依附在殖民体制上的寄生虫而已。他们没有独立人格和个性，只能在奥威尔全知全能视角的注视中展现自己退化的“东方性”，成为被西方白人彻底审视的“他者”。再如，维拉斯瓦米在谈到印度同胞马图时对福洛里说：“请看东方的退化堕落……福洛里先生，你怎能假装你不比这种家伙更优越？”28在这种典型的东方主义表述中，东方的真正本性已经走远，留下的是畸形东方和虚假的东方人形象。原因可以用赛义德在《东方学》中引用过的马克思的话来说明：“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29 在奥威尔刻画的东方人群像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福洛里的缅甸情妇玛哈拉梅。她二十二岁左右，两年前，福洛里花了三百卢比从她的父母那里买下了她。福洛里教她像欧洲女人那么与情人拥抱接吻。玛哈拉梅学得很快。她性欲很强。她常常在福洛里食物里下春药。她对做情妇很满意，常常在村子里炫耀自己的“bo-kadaw”（白人妻子）身份。她的某些做派与吉卜林在小说《基姆》里描写的那个钟情白人男子的印度女性非常相似。她们被白人拒绝或抛弃的结局也很相似。白人姑娘伊丽莎白的到来打破了她和福洛里之间虚假的露水姻缘。福洛里要赶走玛哈拉梅，后者苦苦哀求，不愿离开他这位欧洲主人：“我怎么回得去？”这不免使人想起吉卜林笔下那些跨越文化边界以后难以回到东方的东方人形象。越界的代价的确沉重。奥威尔描写此时东方情妇的反应值得注意：“她看上去就是个娼妓。”她像孩子一样匍匐在福洛里面前，仿佛“置身于上帝的祭坛之前”。她口叫主人宽恕她以前的过错：“请带玛哈拉梅回去。我愿意作你的奴隶。”30但福洛里对她弃意已决，玛哈拉梅的悲惨命运无法挽回，同时，她身上蕴藏的东方的“黑暗力量”也开始放射，将给福洛里带去毁灭性的打击。被扫地出门的玛哈拉梅此后不断回到福洛里身边敲诈他的钱财，让他有苦难言。乌坡金为了打败竞争对手维拉斯瓦米，采取先除掉他的英国靠山福洛里的办法。这一次，玛哈拉梅派上了大用场，她趁福洛里和白人女友伊丽莎白及其他英印人在场的机会，前往揭露福洛里的丑行。奥威尔叙述道：“她像一个疯子那样高声尖叫。”31这不禁使人想起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著名长篇小说《简·爱》(Jane Eyre)中被欧洲丈夫罗切斯特锁在阁楼上的牙买加疯女人伯沙·梅森。玛哈拉梅高声叫着福洛里的名字，痛骂这个昔日的白人主人：“你们这些白人男人，看着我，你们这些白人女人也看着我！看看他怎样毁了我！”32福洛里不堪羞辱，开枪自杀。英印人称其为“事故死亡”。这样的死亡在英印人中非常普遍。他的死造成了很多后果。维拉斯瓦米失去白人靠山，彻底垮了下来。他的对手乌坡金如愿以偿，但最后却在奥威尔“业报”思想指导下安排的一场中风病中无语身亡。福洛里先后爱过的两个女人却是命运不同。伊丽莎白嫁给了一个英印人，生活幸福。而玛哈拉梅的命运仿佛也在“业报”中应验：“玛哈拉梅在曼达莱的一家妓院里。她姿色不再，客人只付她四个安那，有时还踢打她。也许比这更辛酸的是，她后悔地想起福洛里活着时的好时光。那时她实在没有办法弄到钱时，就从他身上榨取。”33 一定程度上，创作于十九世纪的《简·爱》除了往常所谓张扬受压抑的女性主体意识外，也有明显的殖民文学倾向。小说中多次以贬义意味提到印度。小说在描写“野蛮人”方面比起同时代其他作家毫不逊色。主人公罗切斯特在十五年前的西印度群岛娶过一位当地的克里奥尔姑娘伯沙·梅森为妻。罗切斯特婚后异常痛苦，他告诉简：“我跟楼上的那个女人一起生活了四年，四年还不满，她就已经把我折磨得够了。她的坏脾气蔓延滋长，快得惊人；她的邪恶日甚一日，又快又猛……她的智力低得像侏儒，而怪癖又大得像巨人。”34对于罗切斯特来说，西印度简直是地狱，空气和声音都不适宜欧洲人的生活。而从欧洲吹过来的风如同《印度之行》里的地中海，使人心旷神怡，生命复苏。他决定带着自己的“疯子”妻子回到英国。到家后，罗切斯特把她锁进三层楼上的一个秘密内室，一个“野兽窝”或“妖怪洞”。简看到的梅森是“一张野蛮的脸”，而锁在“野兽窝”里的梅森的样子是：“到底是人还是兽，乍一看去是辨认不清的。它似乎在手脚着地地爬着，又抓又嗷像只奇怪的野兽。”35这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克里奥尔“野兽”常常在罗切斯特住宅里制造事端灾祸，如同玛哈拉梅常常骚扰她的白人主人福洛里一样。终于有一天，“野兽”梅森一把火点燃了住宅，罗切斯特为救她而身受重伤，落下终生残疾，而那只“野兽”如同《在缅甸的日子》里的乌坡金一样，受到了“业报”的惩罚：梅森在楼上“大叫了一声，往下一跳，转眼之间她就躺在了石路上摔得稀烂”。 36 奥威尔笔下这个象征黑暗力量的邪恶女人玛哈拉梅，有些近似于《简·爱》里被锁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伯沙·梅森。这一对比揭示了英国文学的一些内在思想关联。将这些文本放在后殖民理论语境中进行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奥威尔和他的前辈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无意识的思想继承。他们最大的相同点是让殖民地女子得不到更好的命运，一个成为疯子并跳楼而亡，另一个即玛哈拉梅则在妓院中饱受折磨，并痛苦地回忆着殖民主人曾经给予的无限恩惠。后殖民理论家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在她的文章《三个女性的文本与帝国主义批判》中，曾经提到了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她认为，在《简·爱》中：“伯沙的作用是使人兽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由此削弱她即便不是在神圣法律的名义下，也应该在精神的名义下秉有的权利。”37以此类推，可以认为，奥威尔通过对玛哈拉梅色情化、畸形化、邪恶化等艺术方式的处理，也无限贬低了她作为东方女人应该享有的人的尊严。 注释 1、（缅甸）波巴信：《缅甸史》，陈炎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63页。 （原文载四川大学《南亚研究季刊》2007年第2期。尹锡南，四川大学985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创新基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成都：610064） 1 Shamsul Islam, Chronicles of The Raj: A Study of Literary Reaction to the Imperial Idea towards the End of the Raj,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79, p.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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