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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吴思接受一记者的采访，记者最后问他，他给自己最精确的定位是什么？吴思（笑，第一次出现较长时间的停顿）：实在不好定位，非要说的话，就是个编辑。作家？常规意义上的作家也不是我这样的。我就算是一个中国社会的算计者吧。
我看这一段文章时没有停顿地笑了起来，因为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不爱交游，难得进城，也是因为正规的世界太想规范我们。因为体制和反体制的体制都像无物之阵一样，有着各种好的名目：学者、教授、专家、作家、诗人、民主斗士、自由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艺术家、人民卫士，等等，好像进入筵宴的每一个都著名而主流，都有一个确定的身份、地位。而我们不好被定义被规范时就像冒犯了他们一样。不少人最后总想知道我的定位是什么。我也好， 吴思 先生也好，跟通常体制内外的读书人写字人不太一样，学者、作家、自由撰稿人、编辑等等太难以界定我们的事业。上海的 顾则徐 先生把 吴思 先生和我说成思想家，而且我是半个，吴是小半个，加上任不寐那个大半个，可怜中国只有一个半思想家，但这样三个人才称一个半，也是不像一个完整的人了。何况一说思想家，有人就会来气，中国有思想家吗，谁敢称思想家？所以，在汉语的称谓圣殿里，是没有我的一席之地的。幸而我早有先见之明，我能做好自己孤魂野鬼的角色就不错了。
但是，一般人定义不了的，汉语称谓无法说明的，在一些同胞那里，却是轻而易举的事。在这方面，中国人实在有惊人的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关于我的定位，说实话，我自己都还不知道的时候，有人就说早已看透我了。看透我什么了呢？奏折派，策士，酸文人……一个海外回来的人想跟他的朋友说说我，就问他的朋友，你知道余世存吗？他的朋友顺嘴就说，知道，不就是跟着刘晓波混的那个人吗？这个人后来找到我，说起这段经历，我们都只能相对苦笑。至于从某学者到另外一些人，则咬定我是陈子明的大将，是为陈子明的东山再起摇旗呐喊的。这种“卢布之说”实在让我对历史上的鲁迅大起理解之同情。还有一次，一个著名学者主编的一套丛书难产，追寻原因的原因，居然暗示是我去向官方告密了……呜呼，我一直想着马克思所说的“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想着做一个中国人的无限的丰富性，没想到人近中年，只是成了一个告密者、混混儿、小喽罗……
这样的事太多，使我对储安平说的拆烂污也有了同情之理解。也无怪乎圣贤们一再要求知人论世，听其言，观其行……实在是中国的正人君子们“陋于知人”，更陋于参与建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或“主体间性”。中国人总有这样那样的标准，见到你就想把你规范到他的系统里去。“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行货”，“揣一揣你的肥瘠”……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就像班里的孩子一样，只想把你的名次排得让他心安理得，让他总觉得优越你之上，他跟最牛的学生老师沾边儿。这毛病到老不改，以至于他们要嘲笑美国人傻帽，戈尔巴乔夫是更大的傻帽。他们不仅有差序格局，还有排名次先后的爱好，还有江湖认老大的爱好。除了老大，别人谁也不认的。
一个社会的成员只有把自己和别人都看作一个独立的主体，这个社会才算是正常的，它才由公民组成的社会，而不再是由类人孩组成的社会。
昨天下午跟冯仑一起给万通“生活家”的悦读活动做讲座。我的讲演在前，超时了一点，冯仑讲演时自然要提及一下我，他把我的读书生活说成是“士大夫式”的风格。这话新鲜，但我听了倒也能接受。冯仑自称买卖人，回应我的演讲说自己的当下阶段并不敬畏，但在我听来还是有一点买卖人或读书人的本份的，怪不得他的生意能做下去。
高尔基说，做一个俄罗斯人多么美好！他没有说做一个俄罗斯作家多么美好之类的话。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做一个中国人就可以了。但在中国社会做一个人是不合时宜的，做一个中国人成本太高了，高得人人都想去做学者、教授、作家、企业家、官员。甚至那些做不上精英的也不想做一个人，他们宁愿做帮凶帮忙帮闲，我的朋友萧夏林说中国盛产这种“三帮之人”。冯仑嘲笑那些平庸小人，说他们没事时总要仰视所谓的精英和伟人。我们的社会里因此很少见到正常的人，很少见到人们有着正常的心态，即一种现代文明理性。
“正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和理想告诉我们，天地间最伟大的事业，莫过于做一个人，因为‘一般者’还不是人，因为学者、大师、政治家、巨富还不是人，因为名利包装的还不是一个人，因为人实际上是你，是我，是为那个全称的极远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
约翰-密尔的声音无数次敲打中国的窗门：“这片土地上还有人吗？”
【选自《诗歌现场》 主编 朵渔 副主编 余丛 黄礼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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