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京：我始终是躲在工作后面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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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和创作是两份工作，创作时是一个人的战争，另外的工作在作品结束的时刻打开，那是关于一个现场的工作。我们需要展览，因为它制造了观者和作品之间的交集，你无法想象一个无人参观的展览，如同无法想象没有交谈对象的谈话。所有创作里寂静而拥挤的话语，在展览的通道里试图发声。这种发声取决于每个观者的观看之道。 我们此刻所经历的时代，确实是图像泛滥的时代，观念需要肉身，图像也在寻找我们的身体。艺术是意识的景观，展览制造了完全的景观化的现场，观者进入，主体转换。感觉是个无法言说，但是可以证明的存在，在展览的现场的场域里，作者隐退，能显现的都是观者的自我投射，肉身抵达的地方，是感性的还原，没有人替我看到。 这个空间很美，也很有难度。我找了建筑师曾仁臻帮助我处理这个巨大开敞空间的入口难题，最终的效果我挺满意的。这是一个曲折多变化的场地，我喜欢叫它“现场”，现场需要人的到达，作品和观者相遇，每一个不同时间不同程度到达的人。他们在这个有高阔有绵长、上上下下的空间里走动，替我完成了展览最重要的部分。 我始终愿意是躲在工作后面的那个人，而不是造物主般的名头“艺术家”。我对很多即将发生的事情常常只是充满好奇，向往博尔赫斯写作中的“特隆人”那个意识的世界，不关心真理和真实，只关心惊奇。 不可能随便拥有这么一个体量的展览的经验，一切都是在能力和耐心的极限边缘，布展是个让人随时崩溃和需要迅速反应的过程。我努力，希望自己不辜负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不辜负身边所有帮助我的人，这种想法支持我在最疲惫和最茫然的时候还站在那儿。来这个前台看到展览惊奇的观众是不会想象背后这些付出和劳作的，一向希望分享的都是轻的和光鲜的，重的和私人的，也就自我消化下去。 这个黄浦江边的美术馆，还保留着一段50年代煤料斗卸载桥，毗邻黄浦江的一个房间留给我们工作，船只经过，百姓嬉戏，每天匆忙和一切现实性擦身而过，光线的变化是判断时间的尺子，在无时间感的展厅和漫长的夜里，就失去了坐标。微尘般的个体生命都不过是依托在事情上才被赋予一丝光亮，工作灌满了空心的肉身容器，这个介质才有了所谓“意义”。而最终的展览也会成为介质，把进入这个场域的个体带入他/她自我的内部。 记得第一次来到龙美术馆，特别喜欢它下沉式的那个空间，它有古代陵墓式的恢弘肃穆，又有现代主义式的多维理性。我当时就想，要是能在这里做个展览就好了。这个展览方案中我最早确定的，就是这个空间。操作难度最大而最后才完成的也是这个空间。现在呈现的这样上下两个系列、两个空间、两个方向的现场，加之它本身自带的多点视角，整个空间装载了多重意识的分叉，未知性在空间中自在延亘。 这次展览的布展影像，也因为对我来说十分特别的Lens主编法满。他如同我的某个镜像。这些记录是份礼物。 如果没有从头到尾的全程记录，这次展览背后的工作不会被知道。疲劳不堪的布展期间，法满还是苛刻地要求我参与讨论展览的拍摄、剪辑，最终展览空间呈现的版本也是他一向苛刻和敏锐的性格的结果。 展览开幕才是意义的起点。所有的观念在我的头脑里，作品的命运丢给观者。而不知来回走过多少遍的3600多平米的坚硬的水泥空间里，十几天的朝夕相伴，无时不在的镜头，我几乎忽略了Lens团队的存在，可他们记录下了最枯燥最焦灼、又是最温暖最难忘的那些白天和夜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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