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夏志华：宫廷画家戈雅的恐怖审美(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2017-11-02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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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义的混乱本质

　　 戈雅的画让我们当代人对艺术家有了一些新认识，艺术家可以不管世界的美丑，但必须司掌世界的真实，发现表象世界以外的真相，无论这真实世界是美还是丑，是善还是恶，是美好还是恐怖，他都要放弃受利益支配的立场，而把事物的真实本相表现出来。人并不比猴子美多少，人远比猴子残酷与荒诞，人还远没有成熟，人就沾染上了爱吹嘘的毛病，人就开始无止境地标榜完美，就以人为万物的尺度，人类失智等等严峻事实，要求艺术家不再为人增添任何虚无、无益于人的美。

　　 比较《5月2日》和《5月3日》，前者是戈雅放弃公民身份放弃民族立场后的表达，后者被国王和贵族们认为是戈雅站在民族尊严、国家利益和人民情感立场上的表达，因此，《5月3日》一面世，就得到了西班牙国王的肯定，从而这幅《5月3日》为戈带来了比《5月2日》更多的荣誉。当我们需要看到一个中立的戈雅如何面对法西战争，他的作品《5月2日》可以提供此类帮助，不过这让他陷入另一场审判，由此牵扯并审判他战争期间是否有支持法国人的态度是否为法国人工作。当国王、贵族、政府、宗教法庭撤消对他的审判，人们发现，当戈雅站在人类的范围和高度来审视法西战争，他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不是为了歌颂一方，针砭另一方，而是要表达出战争的灾难性。在戈雅的画中，战争的灾难性不是一方对另一方，战争的灾难既属于战败者，也属于胜利者，战争灾难是胜利和败者的“共同财产”。戈雅从不在画的标题上故作神秘故弄玄虚，从不在画题上刻意制造无解、猜想与深刻，他的画题与他的表达目的一样直奔真实，《战争的灾难》这个标题就表明他的此类创作就是为了揭示战争的灾难性，因此，我们才得以从他的更具广泛范围性更具揭示性的《5月2日》中发现正义的两面性，看到了正义的多张面孔，其中正义有一张面孔十分恐怖。

　　 人性与正义的一般关系（也就是正常关系）取决于正义在人性中所占的比例，取决于理性对于人性是否具有意义。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它们之间总是会表现出一些特殊关系，戈雅的《5月2日》一画就揭示了一种特殊性，从而让观赏到这幅画的人看到正义一直处于形成过程，这意味，戈雅的《战争与灾难》展示的是这么一个结论——正义从来就没有形成过。而自从有了人类，人就一直振振有词的强调正义，利用正义遣责非正义，戈雅的《战争的灾难 》提供的这个结论的确让人感到恐怖。

　　 在此我们再次比较一下戈雅不同风格的作品，比较一下《春天》和《5月2日》。比较中发现，任何一个画家的前后期作品，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其实都是“在”互为语境，相互延伸语义。当《春天》成为《5月2日》的另一语境时，令人发现，人性、正义与环境之间，也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双方有一道互相支配的力量。在《春天》这幅画中，一种良好的环境成就了人性的全部内容，即良好的环境是人性健康的保障。反过来，我们在《战争的灾难》中再也看不到《春天》《阳伞》这样的景象，《战争的灾难》就成了《春天》这幅画的另一语境。自然、美丽的环境能保障人性优雅、高贵、生动、可爱、健康，残酷的环境就会制造出恶劣的人性、病态的人性，而病态的人性行为是可以消灭正义的，《5月2日》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恶劣的人性也制造出紧张、残酷、病态的社会环境，这是人们可以从《5月2日》这幅画中看到的另一点，对这一点还有许多补充的是戈雅的《宗教裁判所的场景》。

　　 在戈雅的《5月2日》中，一种既陌生又隐约熟悉的图景，让人陷入精神混乱之中，不知道是否有一种本质性的东西明确指导我们对什么东西应该熟悉起来，让什么东西应该继续陌生下去，不知道向陌生的图景迈进或者向熟悉的图景深入哪一选择是正确的。而《5月2日》中一种残酷的东西将双方从正义、激情、民族尊严、国家利益，逼向本能逼向仅仅只为了保全生命，这让本身十分明确的正义在人们心灵中模糊起，因此人们无法将正义判给《5月2日》中的哪一方。一个不是西班牙人也不是法国人的人此刻会突然明白，《5月2日》中双方都在坚持的正义其实具有两面性。出于某种捏造的理由而入侵——这种方式与这种事情在伊拉克战争中就出现过，并绞死了战败国的总统，而这个时代已经很文明了——其理由在本国国会通过时就获得了正义性，法国军队侵入西班牙时也有西班牙人欢迎拿破仑·波拿巴。出于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抵抗具有当然的正义性，可是这两种正义在《5月2日》中交锋，正义的本质在《5月2日》中混乱起来。任何战争都会让正义陷入本质混乱，而战争大都是理性沉睡后的怪物，大都是人性缺乏理性控制后人性向恶的产物，在《5月2日》这幅画中，最终还是人性让正义陷入本质混乱

　　 从戈雅的《战争的灾难》中发现，文明了几千年的人类，正义的本质还一直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在这个形成过程中，人的恶行弄得正义的本质经常入陷入混乱，这说明，即使我们号称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人类还无法获得正义保障，也无法自诩人的行为乃至人类行为全部是正义行为，包括针对所有非生命体的行为。如果不能保证是正义的，人类针对大自然针对太空的行为，其实也类似于战争行为。假设人类的确从天地从自然规律获得了有关正义的启发，也拥有过正义，可是，人性中的恶魔经常出没于人类社会，并且蛊惑某一个人以英雄伟人救世主皇帝国王的权力身份搅乱正义的本质，那么，被我们称为文明人类的文明因素是否真正具有正义性呢？这个问题让戈雅有关战争的作品蒙上了形而上迷雾，也让戈雅的这类作品在他那个时代具有现实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当代性意义，如果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戈雅的这类作品对于人类就具有永久性意义（这是我只从这个层面而不涉及艺术价值的后世效应来讨论戈雅的画的目的，目的是让戈雅画中的这一意义延伸下去，当代社会需要对正义提出质疑，当代社会也需要从前人的作品领会恐惧对于人类的意义）。戈雅的《战争的灾难》让我们看到人类一直挂在嘴边的正义既有一张国字脸，也有一幅骷髅相，而我们一直依据具有双面性的正义行事行为，这是不是让人感到很恐怖呢？恐怖一般在将成不成、不成即成之间最为恐怖，戈雅让“这样的恐怖”在他的黑色主题中、黑色绘画中以黑的面貌弥漫开来。别忘了我们即将走向的这个问题：戈雅为什么要制造恐怖？

　　 聋人小屋中的寂静与黑色

　　 画家的对社会的感受以生命为秩序，画家的表达往往以社会需要为秩序。疾病和灾难，对于绝大多数平凡人没多大意义，疾病、人生灾难、坎坷命运对于艺术家，却具有非凡的价值。挪威画家蒙克从小疾病缠身，一生死亡相伴，死亡灾难让他发现了死亡对于人类的价值。戈雅一生遭遇了两次重病，其中一次于1792年在旅行途中染上，这一次恶疾造成戈雅永久性失聪，他的世界从此失去了声音，他的世界只剩下色彩、图形和温度。一个生命由眼睛和耳朵平分世界，失聪这一灾难让戈雅比一个常人少了二分之一的东西。

　　 戈雅不只是丢失了世界的一半。戈雅在给马丁·萨巴特的信中写道，“我有一个长相俊俏的儿子，当我们走在马德里的大街上，身旁经过的人们甚至会回过头来多看他几眼”。戈雅如此以儿子为傲为荣为念，是因为他一生有六个孩子而只活下来一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这个让路人回过头多看几眼的儿子哈维尔。马丁·萨巴特是戈雅最亲密的挚友，两人一起在萨拉戈萨读书，后来戈雅来到马德里，萨巴特则在萨拉戈萨经商。戈雅只有在给这位挚友写信时才谈到自己的一些痛苦，他给这位友人写信时，这个孩子刚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而之前的一场极为严重的病差点让他失去了这个唯一的孩子。哈维尔活下来了，但这一个儿子并不能抹去戈雅失去五个子女的伤痛。哈维尔后来娶妻生子，为戈雅带来了一个孙子。戈雅总是情不自禁地将最平心静气的感觉最好的色彩最好的神态最真诚的表达奉献给他的孙子马里亚诺。只有在有关他的孙子的画中，我们才能看到戈雅溢于色彩之上的欣喜，才看到戈雅平静的情绪，才能看到一个诚实的戈雅，才能看到一个还有希望的戈雅。

　　 后来，戈雅虽然屡屡重病，但并没有影响他的希望。1819年，戈雅又一次病重，这个时候他已经经历过了妻子谢世的重击。为了养病，戈雅在马德里郊外买下了被称为聋人之家的住所。“聋人之家”不是戈雅命名，聋人之家原本就是这个房子主人命名。戈雅住进聋人之家的时候，已经聋了整整二十七年，丢失了声音的戈雅被夺去一半世界的戈雅住进聋人之家，就像他当年住进觉醒街一样，又是一个次带有许多暗示的巧合。戈雅住进聋人之家真是适得其所，但这一次巧合似乎不是上帝的神秘安排，而是魔鬼的阴险设计，不过，戈雅总能从灾难中发现意义。

　　 七十三岁的戈雅住进聋人之家的第二年（1820年）开始创作“黑色绘画”。声音对于贝多芬重要，对于画家也很重要，蒙克就将声音安插在《呐喊》和《死去的母亲和孩子》之中，前者依靠声音依靠一声尖叫完成他的主题表达，后者也是用声音不断的补充贯穿蒙克一生的主题。在《死去的母亲和孩子》这幅画中，蒙克的姐姐索非亚用双手死死地捂住耳朵，阻止死亡的召唤。这两幅事画中的声音都带有鲜血般的色彩，有了这声音，我们才知道《死去的母亲和孩子》中母亲咳在病床的鲜血在慢慢前行，弯弯曲曲坎坎坷坷，一直寻找到《呐喊》，之后随一声尖叫喷射到天空。声音是这两幅画的关系，而母亲死前咳出的鲜血寻找蒙克的场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就有祥尽的描写——布恩迪亚家族一员自杀后，鲜红而还热着的血“走”出房间，穿过大厅，绕过地毯，挤过门缝，最后还爬上几级台阶，来到他最亲爱的姑姑那间房门前，报信说自己死了。《死去的母亲和孩子》和《呐喊》两幅画之间，母亲无声的血，也是从母亲的病房间流出，穿过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的几条小巷大街，最后来到海滨，蒙克看到母亲的血惊恐地尖叫了一声，这尖叫的声音带给《呐喊》一片鲜红而恐怖的云彩。没有这声音，没有这一声尖叫，我们现在还无法理解死亡的价值，而只能沉浸在恐惧之中。

　　 声音具有丰富的色彩，色彩拥有丰富的声音，失去声音的色彩将变成黑色。一份有关戈雅的历史年表有这样的记录：“1770年，戈雅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罗马，提交了一幅画作参加由帕尔玛美术皇家学院所主办的竞赛，并声称自己是弗朗西斯科·巴耶乌的学生；戈雅这次参赛赢得了六票，并获得官方好评。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在波恩出生。蒂耶波罗去世。”蒂耶波罗和门斯是戈雅当年从意大利回国时，西班牙当年最著名的两位画家，把贝多芬放在戈雅的历史年表，是因为在戈雅失陪四年后，贝多芬也于1796年丢失了声音，对于一位靠声音表达情感与思想的音乐家，这几乎丢失了他的全部世界。被剥夺声音的戈雅成为声音的盲人，失去声音的贝多芬成为彩色的聋子。被剥夺声音的戈雅和贝多芬丢失声音一样痛苦，也一样冷静。从此，戈雅的创作完全进入寂静肃穆的黑色世界，他以黑白灰为主色的《随想集》，大都阒寂无声，冥宁悄然，即使《破晓时，我们将离去》（1799年），《喔！他打破大水罐》（1799年）这类有行有动有势的绘画，那动作应该发出的声音，好像被黑暗吞噬得干干净净，不留下任何痕迹。到后来戈雅创作《战争的灾难》系列时，画中更是死寂如尘，《多么勇敢啊！》（1810-1820年）这幅画，一声感叹显然百感交加，但这幅画中没有声音，只有声音的尸体，只剩下战争“过后的事物”，只遗留下战争过后声音尸体和那些战死者躺在一起。

　　 戈雅失去有声世界，让他深入到令人不寒而栗的冷静的深处，让他深入到色彩的中心，深入到色彩的中心黑色之中，发现令人恐怖的寂静。贝多芬被命运没收了声音，他反而深入到声音的深处，找到了更多波澜壮阔的色彩和节奏，没有声音簇拥，贝多芬反而扼住了命运的咽喉。戈雅被剥夺声音之后，他创作的系列作品被命名为“黑色绘画”，深入到声音的死寂之中，戈雅的呈现让事物暴露原形。“黑色绘画”系列是戈雅完成《战争的灾难》的同一年，在聋人小屋开始创作的，戈雅是一个明朗直率的人，一个系列直接出现“黑色”二字，表明他丢开了前一种思考，而进入到另一种思考另一种表达，“离开”与“进入”有着递进关系，递进之处就是觉醒，递进的力量来自觉醒。被剥夺声之后，戈雅的创作从《随想集》、《战争的灾难》到《黑色绘画》再到《荒诞集》，其表达接近幽灵的手法，画笔迈着带有厚厚肉垫的猫步，悄悄地接近他的表达目的，接近世界万物的本质。这个时期，戈雅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创作的黑色绘画，却有着贝多芬《命运》般的磅礴激情和叩人心弦的力量。当然，黑色绘画中的激情不是为了点燃更多烈火，黑色绘画中的力量不是为了鼓动更多的激情，这力量是为了剥蚀淘洗人类浮泛灸烈的激情，这力量是为了还击人性中的妖魔鬼怪，力量之下的那份冷静与理性可以饿死人性中的魑魅魍魉。靠人的激情养活的魔鬼怪物，在戈雅的黑色绘画中听不到声音，当然也传播不了它们的声音。

　　 接近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目的                        

　　 一位画家一生都在接近那个“真正属于他的表达目的”，但是世界对于这种“接近”是阻止的；画家对世界的不同认识，促进他接近那个真正属于他的表达目的，但世界提供的认识原料往往会破坏画家的方向；“接近”伴随着觉醒，但世界阻止“觉醒”，哪怕是住在觉醒街的画家也面临着阻止。

　　 1786年，就在戈雅四十岁时，他和他的另一位妻舅拉蒙·巴耶乌一同被任命为国王的御用画家，年薪是一点五万里亚尔币。这是戈雅梦寐以求的一个生活目标，这也是世界阻止他接近自己的表达目的的生活策略，这种策略没有什么险恶用心，但是世界、社会总是悄无声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予人夺志，让一个人在得到中失去得比得到的还要多，社会用付出的“一点”消灭不付出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这正是社会惑人的地方。予与夺是一种社会策略，予与夺夺是目的，老子早就警告过我们。

　　 戈雅曲折求学之路、付出的汗水和遭受的羞辱让他十分珍视成为“国王御用画家”。门斯在罗马去世，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皇家艺术学院因而空出一个职位，戈雅便毛遂自荐，当他提交的画作《十字架上的耶稣》（1789年）获得学院院士的全体认可后，戈雅顺利跨入西班牙艺术圈，并且开始受到国王的青睐；戈雅觉得如今已经取得过去以来引领期盼的成功。联想到自己的坎坷与艰辛，戈雅把成为国王的御用画家当作是“真正的成功”。当初戈雅通过佛罗里达布兰卡伯爵进入王公贵族社交圈，之后被圣弗尔南多皇家艺术学院接受，他像一个孩子般十分喜悦，这孩子般的喜悦在他给他的挚友马丁·萨巴特的信中溢于言表。“马丁，我现在作画有对象是王后啊，而且他们付给我一万五千里亚尔币。……我已经为自己建立一个令人称羡的生活方式，不再需要到处去奉承别人，那些想要委托作画的人必须自己想办法来找我，我让自己更国炙手可热。而且，如果不是经由一些名声显赫的要人或熟人朋友推荐，我不会为他们工作。就是因为我让自己变得像是难能可贵的画家，所以这些人一直不断地打搅我，让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处理每一件事情”。他甚至很高兴他现在有了一些敌人，并认为他这位成功的画家必须要有一定的敌人。可是，戈雅的欢欣还没有消逝的时候，他却遭受了一次沉重的羞辱。戈雅回到萨拉戈萨绘制比拉尔圣母大教堂的湿壁画新作《殉难的圣母》时，戈雅被要求提交的草图必须让巴耶乌修正，这让戈雅感受到是一次沉重的羞辱。戈雅应对世俗的种种策略，确实让他炙手可热，但羞辱并没有他身边消失。

　　 艺术和哲学与科技和经济学不一样，国王奖赏的荣誉能让科学家经济学家更加奋发图强，而哲学和艺术最终会从社会奖赏中觉醒，总会在某个时刻识破自己那一此刻的成功是否具有正确性，自己的满足是否破坏了哲学与艺术的社会功能。艺术家识破自己的成功，识破国王赋予的高贵荣誉中的世俗标准，一般在一位画家接近属于自己的表达目的某个节点上才能完成。命运多舛的戈雅，其苦难让他相信在世俗的荣耀中可以取暖，其苦难让他降低了标准。在这个节点上戈雅虽然没有大彻大悟，但他终究没有忘记他要接近的表达目的，一个其作品对后世仍具有意义的画家，他总比别人多一些觉醒意识。其实这觉醒意识并不来自他的住所街名的提醒，而是天然地存在于他的生命之中，他的生命中天生就有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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