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中国艺术品产业链条的构造与完善(2)

来源：证券日报

2013-01-05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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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我们的行业链，对拍卖业来说有几个重要的东西，第一是诚信的问题，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首先是我们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不光是我们的拍卖，可能我们的画廊、银行系统、艺术品金融、信托、保险等等都面临着这么一个现实。

　　第二点是服务，这个服务指向的是政府的服务。如果我们国家政府不把自己的重点由管理转向服务的话，这个市场不会做得更好。我们政府部门喜欢设置各种门槛，规定各种条件，各种审批，如果不把这种靠管理、靠权力来管市场转为靠能力、靠水平来服务市场的话，我们文物艺术品的发展也是非常难的。

　　第三是一个专业化问题。拍卖企业看到哪个好做都挤哪个，形成了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的局面。自己能够干什么，心态放平和，就干什么。我做古代做得好，那就放弃当代，或者跟着别人学习当代；我做当代做得好，就重点去关注当代，做现当代的作品。

　　总而言之，就是信用、服务、专业化。非常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民间的积极性应该说非常得高，但是我们上层的引导服务相对欠缺。这是我们打造完整链条的一个缺憾。

　　艺术品定价权的转移路径

　　刘晨(上苑艺术家联合会秘书长)：我是上苑艺术家联合会的秘书长，同时还有一个身份是天津俊安美术馆的馆长。我过去也是做金融的，在深圳做了20年，后来到北京做艺术行业，我比较敏感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些基本数据的问题。

　　我也考察了一下关于艺术品交易定价权这样一个概念。我有一个例子，就是中国书画艺术品定价权的产生和转移，以及产生的一些影响。我个人认为，从经济学观点上来说，一个产品价格的形成，是一个价值的货币反映。价值是什么呢？它有很多，劳动者的成本，再加上土地成本，还有一些剩余价值。但是联系到以前的经验，好像艺术品是不能用这样简单的价值论来反映它的价格。后来我又感觉到西方经济学说的供求关系形成价格，我用这个套，我感觉也套不上。因为艺术品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小众的精神需求的东西。我以前是做金融的，我想可能艺术品的定价是一个金融概念，它已经脱离了生产和流通，用西方经济学已经无法再给它作出诠释。

　　另外以中国书画形成的标准来看，1949年以前，我们这些书画大师都是有润格的，当时公开在北京、上海的一些报纸上和他的画室里，甚至有些裱画行都贴出他们的润格。那时候文人有点害羞，不好意思说价格，说润格，多少钱一平尺。1949年以后，中国书画市场因为没有市场，就没有价格。但是实际上我考察，市场形成价格，它的定价权应该在东南亚一个华人圈、港澳台地区、日本，因为它们有市场有价格。我们知道像谢之柳、朱之詹他们的画是有市场的。这个价格形成是有的，但是公开性不够，透明度不高，从金融概念上来讲，标准性不够。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以后，随着欧美两大拍卖行进入到香港以后，中国书画的拍卖就开始了。实际过去在纽约也是拍的，只不过拍到七八十年代，因为诚信问题，赝品比较多。一批当时刚刚过世的或者没有过世的画家，他们的作品是有金融性的，很公开，很标准。到了香港以后，这个定价权最后在东南亚包括亚洲市场，最后落在了香港。因为拍卖行有句行话，价高找远货。到2003年以后开始转移到北京，我考察北京是从2003年的“非典”以后延续到2007年、2008年西方的金融危机，这么短短的五六年，它的定价权基本落定在北京。然后到2010年、2011年，我个人认为是一种泛货币化和滥用定价权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当然有好有坏，2011年以后，艺术品易过亿，很多艺术品在那个时候很轻松地过亿了，这可能就有一个滥用定价权的问题。这里面有诚信的问题，过亿的艺术品里面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到底付款了没有，反正始终在糊涂当中。

　　这样一些问题很愚弄市场的参与者。我个人认为这样一个市场调整多来几次比较好一点，用市场的力量维护定价权的真实性和定价权的严肃性。嘉德原先比较愿意去起诉一些没有付款的人，但是这次好像嘉德没有出什么声音。如果一个具有行业老大地位的拍卖行在这些问题上比较含糊不清的话，也可能会影响拍卖行的信誉。我从2010年统计了一下，过亿的东西里面到底有多少水分，有没有挤干，只有拍卖行最清楚。我觉得要想艺术品和金融结合得好，结合得长久，诚信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话说到定价权的问题，我也很真心地希望不管是投资者还是拍卖行还是藏家，应该用自己的诚信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定价权的转移。

　　每个艺术家都是一个小个体户，流通这个环节，政府实际上是可以通过税收、工商这些部门做到有责任地去追溯的，不是做不到。我想对利用这个市场的下跌期来纠偏和整理、整顿这些市场，当然要用市场的力量去清理这些行为，以保证下一个发展和台阶走得更加扎实，维护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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