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诗人蒋立波 | 霍俊明 ：“精神重力”或“超现实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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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诗集的封面上，一只蝴蝶飞临。
在无数个偶然中，它被一个必然选中。
仿佛引擎还在轰鸣，诗学里的地缘政治微微震动。
小语种里拱出更灵敏的触须，它们总是那么迅捷
翅翼如书本合拢，你被关在里面等待庄子的解救。
藤条桌面上，光在玻璃内部“经受无尽的变幻和滤析”。 ①阿莱士·施蒂格，斯洛文尼亚诗人，著有诗集《从伤口另一端》。 2019.8.15
我的听力开始变得越来越迟钝， 2020.7.14
你拍下这么多昆虫，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 2019.9.17
古老的夜空中，星辰的运行寂然无声， 2018.9.17
连续两场婚礼之后，寒露如期来临。
这一年里，我究竟送走了几位同龄人？
而晚辈们在迅速地长大，那必然的霜雪
有人拎着一条鲈鱼从菜市场回来，
2020.10.8鸟山民宿大佛寺店；
连日冻雨，富春江寒雾茫茫， 2019.2.21
侧柏，侧身而过的侧，也是侧目而视的侧。 2019.11.24
后视镜里的落日，像一颗硕大的头
酒桌上迟到的秘书，沮丧于一根格律的权杖
蚕还在桑叶上爬行
后视镜里的落日，终于抹去垂死者的面孔
鸟儿们刚刚结束一场事先排演的座谈 秋瑾追上了王金发 2014.10.19
有人带回野花的项链，以便 2016.3.29；2016.3.31改
晚饭后来到西湖边，我们依然一如往常
或许踩过落叶的瞬间，你曾有过短暂的迟疑，
湖水终于冷了下来，黑暗中我看不清
荷叶卷边的记忆。你指给我看一盏路灯的灯罩下
取景框里，远处的塔变得模糊，但塔尖
带回水草和鱼鳞的叮咛。更多的涟漪还在涌来， 2019.9.5
这巨大的轮子开始缓缓转动，
一根隐秘的轮轴，接收了来自各个方向的力
整个摩天轮只有我们两个人，父与子，齿轮咬合的一环。
你终于可以俯瞰：云霄飞车，旋转木马，空中水母，
我惊讶于这轮子转得如此之慢，
但还有一只小乌龟，比它更深谙缓慢之道，
在一个高度上，你被一片陌生的风景抱紧。
一只翠绿的小乌龟被无意中带上这短暂的旅程。
你把它带上来，或许就是为了见证这不可复制的一幕。
它沿着塑料盒的内壁攀爬，然后无一例外地跌落，
……终于来到了出发的地方，你终于画出了一个圆。
这接近于自然数中一个可疑的数字，它并不总是代表虚无，
一团逆时针的漩涡将我们抛出，但这并不妨碍 ①“腆着肚子的银行”，借用自钟鸣诗《腆肚》。 2019.8.30
以上诗歌原载《诗建设》2021年秋季号“开卷”栏目
“精神重力”或“超现实的迷雾” 文/霍俊明
精神重力就是上升，精神重力使我们跌到高处。
小语种里拱出更灵敏的触须。 2020年的十月下旬在浙江洞头我第一次见到蒋立波，此前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阅读他的一本打印诗稿。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会议间歇我一个人走出房间，在靠近大海的一座小山上独自盘桓。我看见了林木遮掩的近乎荒废的山路、墓碑、落叶、断木、烟蒂还有碎裂的干黄纸片，而不远处和更远处就是蔚然无尽的大海。隔着这个现实的上午以及蒋立波迷蒙的富春江甚至更久远的黄公望的隐居地，我们关于诗人和诗歌该提及什么呢？这近乎是生存世界和个体精神视域的两端，而诗人处在哪一个位置进而完成和呈现出来的诗歌肯定是有差异的。此时，我想到刚才和蒋立波的碰面，双方只是客气地点点头而并没有交谈，更没有去高谈阔论一番诗歌。此时的会场将诗人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依稀传到室外，而很多时候我们谈论诗歌并非都是有效的，有时我们也不需要那些多的围观者。我也更喜欢通过诗歌文本自身来结识一位诗人，而不是在酒桌或会场上。 1 平心而论，近年来我的阅读越来越倾向于那些“必读诗人”，也许他们的语言方式和诗歌风格迥异，但是这些诗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撼动我并能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有话可说”。我想，任何一个诗人的文本都应该具有自忖、对话和盘诘、磋商的可能，反之，诗的可读性和生命力就是可疑的。在诗人与言辞、生命与生存、词与物的彼此纠葛的复杂情势中，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不仅是人类自身精神和情感体验的守护者，而且又是向公众敞开的艺术形式。基于此，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些深层次的精神对话，这是在阐释别人，也是在剖析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对话中我们找到了精神对应和个人词源。 在一个喧嚣的个体碎片时代，在甚嚣尘上的电子化传播的大众狂欢中，我们目睹的更多的是“写诗的人”而不是“诗人”，“诗人”一定是同时具备人格高度、精神难度和写作深度的共时性的综合体。 在我看来，蒋立波是这个年代极其安静恬然但是又不乏凛然锐气的诗人，有时候他的诗安静到只有一个个词语在夜晚中发出一丝丝的亮光——如语言的蚕丝，安静到情感、智性和想象力的触丝只是在静默和自忖中分蘖、延伸和转向……蒋立波的诗在纸媒上发表得并不多，甚至他的诗天然地带有私人宅地或个体乌托邦的属性。蒋立波的诗让我们想到的是“小语种诗人”般的命运感，那是词语的庇护和词语的受难以及救赎同时猝然降临的过程，“小语种里拱出更灵敏的触须”。与此同时，这也是一场场在夤夜开始的精神失眠和自我暴动，是一次次微微颤动的翅膀所最终形成的灵魂的激荡与时间的漩涡。而这一切，诗人并不是经由喷发和呼喊的高分贝方式完成，而是一次次内化于精神与词语的互相校正和生成，内化于不断压低的声调，所以诗人最终抵达的只能是“一条向内弯曲的道路”（《晨读阿莱士·施蒂格》）。确实，蒋立波的写作更类似于玻璃夹层的内部——清冷、干彻、纯粹，同时又让我们在词语的平面折射到更为宽广或幽邃的精神视域。 蒋立波是一个精敏者，他的诗总会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以及经由细节完成的词语共鸣和精神共振。诗人甚至天然地接近于“失眠者”角色的精神肖像再一次于蒋立波这里复现，耳感超群、感受精微、想象奇迥，同时又更容易在微观宇宙式的幻想中对个体主体性的精神事实予以反复地观照甚至深入抵牾。这是缓慢磨砺和不断擦亮的过程，那些落下的碎屑和粉末也更接近于时间和命运本身的成色。像《听力中的重音》这样的诗，我们所目睹的是一个人的身体状态、存在渊薮以及在失眠和黑夜中完成的探针式的词语事实——
通过丝状触须小心的探测，和脚趾 而其中可见的、可感的部分实际上已经逸出了“现场”或“现实”本身，而牵涉的每一个词语都是精神分量和体量十足。确实，蒋立波的话语方向总有逸出日常经验边界的冲动。由此，“词与物”在他这里往往呈现为“反常”“反动”“非常”的状态，超验和辐射的幻象总会程度不同地参与到日常之物和经验化情境之中，从而形成了“超现实的迷雾”。显然这涉及一个人的精神视野和想象能力。质言之，这是具有“精神重力”的写作方式。 在抛离、漂浮和失重状态的当代整体情势下 蒋立波已经幸运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词源”。这使我想到的是西蒙娜·薇依当年所说的“精神重力就是上升，精神重力使我们跌到高处。” 在蒋立波这里，诗歌更近似乎低声的自我争辩，而非辩经场上的大声盘诘。显然，在被抽动旋转的陀螺般的物化时间维度中，诗人一直站在时间的中心说话，或者更确切地说诗人是站在个体主体性的精神维度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维度开口说话，说出茫然、惘惑的“万古愁”——“齐刷刷探出一张张迷惘而严肃的脸”（《昆虫研究》），说出可说或不可说的秘密或事物的内核纹理。这也验证了诗人不是代替先知和神祗说话，而是代表人和存在本身说话，代表诗人的语言责任和诗艺良知本身。与此同时，因为时间带来的焦虑会随着“中年经验”的猝然降临而不断加深，诚如蒋立波在《寒露纪事》众所写到的生存之冷及“死亡”带来的训诫，同龄人、晚辈、鲈鱼与自我以及寺院之间构成了终极性的叩访和戏剧化的张力。在那些普通甚至卑微的昆虫、鸟类、植物以及物象那里，蒋立波总是能够完成精神立场的转化，进而再完成命运意义上的敲打、叩访以及揭示。是的，他总是能够听到词语和事物低闷的开裂的声响，“一顶顶安静的帐篷，犹如星光灌溉的蘑菇”。 经由“精神重力”或“精神词源”，我们逐渐会看清一个诗人的肖像和内部道路，“我向来喜欢读伟大作家的信件、对话录，读他们的思想，读关于他们性格、习惯、生平的一切细节；特别是当这些文字没有被其他人编撰过，没被别人根据自己的喜好构建过时。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连续十五天，与一个已经离去的著名诗人或哲学家的作品共处；自在研究他的作品，反复思考，拷问；他仿佛站在我们面前。这就像花十五天的时间在乡间描画一幅拜伦、司各特或歌德的肖像一样；不同的是，我们与书本的‘模特’的会面更自由，同时也需要我们更专注，对他们更熟悉。在画布上，我们一笔一笔勾画，渐渐地，这些笔触幻化成一个形象，取代了我们本来想要精确再现的印记；就好像天空中的星星在我们的注视下一个个出现，最终照亮了整个天空。”（圣伯夫《文学肖像·狄德罗》，马俊杰译）显然，任何一个个性突出、精神世界丰富以及文本世界同样繁复的诗人都需要一本经由诗歌完成的精神档案或传记书。 2 在后疫情时代人们谈论诗歌时提及最多的是“现实”和“杜甫”。 在疫情和隔离期间，蒋立波完成了系列诗作“乡居隔离指南”。 归根结底，诗歌只是一种特殊的“替代性现实”，即精神现实。即使只是谈论物化的“现实”本身，我们也最终会发现每个人谈论的“现实”却不尽相同。更多的时候“现实”是多层次、多向度、多褶皱的，正如陈超所吁求的那样“多褶皱的现实，吁求多褶皱的文本。”现代人的日常经验已然愈益分化，当下中国诗坛充斥的正是随处可见的“即事诗”“物感诗”。在日常经验泛滥的整体情势下“现实”是最不可靠的。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诗人在语言世界重建差异性和个人化的“现实感”和“精神事实”，而这正是中国诗歌传统一直漫延下来的显豁事实。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诗人都必须最终通过“词与物”“诗与真”的平衡或校正来完成“诗性正义”，而我们看到更多的则往往是“姿态大于诗歌”或“人高于诗”，也就是诗人过多地强化的是诗歌社会学、伦理学以及词语的道德感。显然，越是在严峻的挑战时刻，诗歌越是会被附加各种社会意义和伦理功能，读诗的人也总是希望从诗歌中读出更多的东西，比如“微言大义”“社会正义”“时代伦理”等等。这些精神重压下的诗和“心灵日记”不只是诗人写给他本人的，有时也是写给整整一个时代的——
在这些冲积物中你找到一只口罩，那把我们分隔的 ——蒋立波《踏青研究》 这一切都只能在诗歌中得到印证！这是一个人的词语命运，也是一代人的精神词源！这也永远是“诗与真”“词与物”对诗人的要求。任何一个时代具有自觉意识的诗人都应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不同的角度追问并创造性地回答“诗与真”的问题。“诗性正义”的前提是“诗”和“诗性”，而非单纯凭借伦理道德以及公共现实的优先权而僭越了本体意义上的“诗”。这必然涉及到诗歌之“真”，涉及到诗歌的自我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必然要求写作者具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这一想象力以个体主体性为基本，并将个体、现场和历史的三个空间同时打通，只有这样，诗歌才能尽力避开“膨胀的自我”和“表面的当下”以及“空洞大词的历史”的危险。切斯瓦夫·米沃什更是强调诗人必须是“见证者”，也即诗人要具备与社会对话的及物能力，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强调，一个伟大的诗人还必须具备将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和社会现实转化为普遍经验和历史经验的特殊能力——亦即一个诗人应该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得人和历史同时复活。 他的诗歌仍然葆有了低沉或沉郁的品质，仍然带有“向上牵引”般的目光和襟怀。只是这不再是单纯的修辞技艺练习，而是对现代人生存与词语之间的严酷关系的重新认识。也即诗之“真”不仅与个人的生命体验有关，而且也与语言修辞能力带来的深度“可信感”有关。在蒋立波这里，更重要的是这种精神难度总是能够通过词语的求着意志和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来完成，甚至更多的时候他是通过日常、现场以及普通物象的“向下”的方式完成了精神重力的“上升”。对个体经验以及当代噬心经验的有效命名和深入开掘正是诗人的“首要信仰”和“特殊知识”，词语的 “求真意志”和“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的双重驱动完成的诗对个体命运和整体困境的揭示。诗歌之“真”必然是个体化、时间化和历史化同步进行的过程，由此诗歌带有“个人研究”和“词语研究”对位的质地。 2020年4月6日BBC播放了时长58分钟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人类和时代的严峻时刻，我们总会想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以及穿越时空而来的伟大诗歌的回声。杜甫几乎从未处于他那个时代诗歌的中心，但是他却成就了最伟大的诗歌传统和精神共时体，由此他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正如冯至所说：“杜甫的诗歌不仅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也同样属于我们的时代。”杜甫凸显了诗歌的传记学和社会历史背景的特殊意义，而这又是通过“日常景象”和“现实书写”来完成的，杜甫式的“诗事”“诗史”“诗传”的“现实”传统正在当下发生着越来越深入的影响。杜甫已经成为汉语的化身以及中国诗人精神的原乡，成为贯通每一个人的“绝对呼吸”。尤其在2020年，向杜甫致敬的诗歌和文论也越来越多——
不必怀疑，朗读《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的嗓音 ——蒋立波《听英国演员朗诵杜甫的诗》 确切地说，这是借助“杜甫”和“现实”对诗歌的语言、元诗、及物性及其功能的反思之作。实际上杜甫的诗歌写作也拓展了我们当代人对诗歌、现实、和时代的多元理解，“现实主义”写作永远是开放的。当代诗人“发现”杜甫是精神交互和写作求证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充满了各种立场和文化博弈。 从历史维度来看，《听英国演员朗诵杜甫的诗》《三苏园赏侧柏，致苏轼》《己亥年正月十二，与友人雨中同访郁达夫故居》《遗物的考古学》《纪念张爱玲》《论灰烬作为唯一的礼物》等这些诗看似指向了时间灰烬中的“杜甫”“苏轼”“郁达夫”“张爱玲”等一个个“亡灵”，实则指向的却是每个人理解的历史以及命运本身和灵魂伙伴。质言之，这些诗仍然指向了“诗与真”的古老命题，“但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你？ / 清癯的，英俊的，落拓的，颓丧的…… / 或许一个都不是，或许每一个形象的意义 / 仅仅是为了背叛另一个形象”（《己亥年正月十二，与友人雨中同访郁达夫故居》）。历史时间的考古学也正是命运的辩证法或否定之否定，是精神共时体意义上的交互、往返和彼此洞开或相互拆损、耗散，“千年之后一枚肺叶在霾中畅游，它懂得我 / 这裸子植物门外的旁听生，也有交互对生的沉默”（《三苏园赏侧柏，致苏轼》）。 3 真正的诗是生命时间以及求真意志的相遇，它们激活和碰撞出来的场景以及词语本身更具有生命效力和活力。显然，以此来考量，我们会发现蒋立波的诗歌携带了这个时代已经比较少见的“先锋+知识分子精神”的气质或禀赋。 这是人与时间的重逢，是词语和时间的交锋。这涉及到可见之物和不可见之物之间的彼此对视或磋商。随着现代性景观的降临，人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逆转，一个个的精神断裂带也随之产生，诗歌的“分裂感”越来越突出。无疑，这份精神证词的提供是远非轻松的，诗人时时处于焦虑话语和紧张的精神盘诘之中，因为世界主义是以抹平记忆和空间差异为前提和核心法则的。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世界主义已经导致了精神分裂症。是的。隐喻和象征化的精神分裂症几乎无处不在。尤其是当代诗人对现代性时间的审慎处理和基于人性和存在困境基础上的批判性反思，让我们目睹了远非轻松而又犹如迷雾般的现实和超现实，比如蒋立波诗歌中的“逃生舱”“摩天轮”“飞机失联”“塔吊”“后视镜”“手机屏幕”“农药”（“农药喂养的水稻”）“挖掘机”“人工水池”“人工湖”“刺鼻的雾霾”“浓雾”“废弃的村庄”等等后工业的装置品都让我们目睹了更多的分裂化的时间的阴影、诡魅和凌空失坠，“沿着未知抛过来的绳索，人类的泪水还在 / 向更高处的悲悯攀登。但我依然找不到盐粒腌制的 / 信仰”（《失联之诗》）。 “时间急于找到它的证人”，而身处其中的诗人也不得不成为“荒凉的证人”，但是最为吊诡和悖论则是人类的“乡愁时代”即将走向它的终点，“已经没有多少乡愁可挖”（《入剡记：后视镜里的落日》）。而从人类的普遍境遇和诗人处理的难题来说，不同时代的诗人写下的实则都是“同题诗”，甚至每一片树叶的正面和反面都被反复抒写过来，所以最终比拼的仍然是诗人的发现能力和创设才能以及提供新鲜的经验。 当诗人只会处理“日常私欲”“茶杯风暴”“精致的瓮”的时候，当诗人丧失了杜甫式“诗史”的视野的时候，一个个精神盲区和矮化、俗化、欲望化的诗歌碎片随之产生。随之，总体性的精神视野和时代景观被有意或无意地搁置。必须强调的诗目前我们所缺乏的正是有效的“时代之诗”和“总体之诗”，缺乏的是“个人之声”和“社会之声”的混响和对唱，缺乏的是“我”和“我们”的灵魂式的对话和互相叩访。“只有悲观约略相似”，实际上我们可以从诗歌作为超越时空的精神共时体以及同时代人、同时代性的角度来考察每一个时代的诗人及其精神生活。尤其是从“传统”与“现实”“对话”的角度，我们会更感兴趣于“当代诗人”与“杜甫”的关系。很多年，李白和杜甫的名字是几乎等量齐观地出现在中国当代诗人这里，只是近年有所改观，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杜甫的正典位置已经越来越高，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而不是“之一”。“当代人”向杜甫致敬的深层动因在于杜甫是我们每个人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同时代人”，真正的诗歌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如果杜甫（他生前看到唐朝文化的衰败）没有在大唐的首都长安（现在是现代工业化城市西安）的郊区沟上纳凉遇雨而写出‘雨来霑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我也不知道我们如何看待内华达山脉，不知道那些山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奥克塔维奥· 帕斯《诗歌与地点》）。 总体来看，蒋立波是一个及物、在场的目击者和执意向内挖掘者和自我精神的立法者，也是语言秘密的效忠者和精神词源的制造者。这种写作方式完全是一个人与语言、生存和时代不断对话、磋商甚至诘问、搏杀的结果，“那些火焰的舌头像幽禁中的修辞”。 蒋立波有着为个人和世界立法的执念、为历史和现实写作黑白片的求真意志以及为人性、灵魂作传的精神载力和思想重力。在漶散莫名而又自以为是的时代，蒋立波一直试图在重建一个纸上的精神修习室，那也可能是一片废墟和荒野。而能够旷日持久地坚持精神难度和写作难度的诗人实属罕见，而蒋立波则是这少数诗人中的一位。 2021.1.27改定于北京 本文原载《诗建设》2021年秋季号“开卷”栏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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