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任晓雯:一个人和他的国(2)

任何时间和空间,脱离了人的存在,都将变得没有意义。时空的纵横轴,只有一个交叉点,那就是人。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历史在个体的生命之中。历史不是目的,人才是目的。

同理适用于地方志式小说。所谓风土人情,“风土”不是目的,“人情”才是目的。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内,中国现当代地方志式小说,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呼兰河传》。没有铺陈景色的乏味,没有交代风俗的冗余。萧红的风土人情,落笔永远在“人情”。每个人都是有面孔、有名字、有呼吸的。景色不过是人的背景;风俗不过是人的道具。

比如《呼兰河传》开篇,萧红写城里的十字街,“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这是地方志式小说的常见写法:先把画卷展开,背景铺陈好,然后开始说故事。这种写法易有进入缓慢的不足。《呼兰河传》却生动抓人,甚至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比如萧红在开篇处,用足足三千字笔墨,写东二道街上一个五六尺深的大泥坑。这泥坑晴雨多变,深浅无常,时或陷了马、溺了猪、冲了墙、淹了街。于是各色人等围绕这泥坑,生出市井百态、冷暖炎凉来。这段描写堪称经典,它让我们看到,怎样让景物像人一样地拥有生命。在小说写作中,倘若景物与人不发生关系,不过是一堆静态的好词好句而已。萧红笔触所及,所有的外界事物,都围绕人物内心旋转起来。难怪夏志清惊呼:“萧红真是伟大,茅盾曾为《呼兰河传》写序——其实茅盾哪里能写出像《呼兰河传》这样读后回味无穷的作品。”

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在他的著名散文集《小于一》中写道:“一个人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一个人也许是小于‘一’的。”他和索尔仁尼琴一样流亡美国,不同的是,他进入大学写作执教,开始用英语写作,他是作为一位美籍俄裔诗人获得诺奖的。与索尔仁尼琴“为人类而艺术”的野心不同,布罗茨基的写作处于“小于一”状态。“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个最不公正的国家里……”从一个人、一个小男孩开始,而非从全人类、全世界开始。米沃什评价布罗茨基,“他对世界的态度是一种疏离状态(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world was sort of detachment)。”布罗茨基自己则说,他所追求的不过是“个人主义精神(spirit of individualism)”。

【四】

哈金是一位与布罗茨基生活轨迹相似的作家。同样离开了社会主义祖国,同样在美国生活多年,同样加入了美国籍。当然,寥寥几笔简历,无法传达出具体丰富的生命感受,比如与以往生活彻底断裂的疼痛,比如被骤然抛掷入另一种迥异文明的无措。

哈金描述他在曼哈顿街头苦闷游荡,描述他被奈保尔关于个人/集体的阐释击中内心。他写道:“对我来说,奈保尔的文章抓住了个人和集体关系的精髓,这个段落是如此地刺痛我,像我这样在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一代都被灌输了相同的思想,要相信你和你的祖国有一个隐形的合同。作为公民,你就要为国家服务。国家会照顾你的生活。但在美国,在这里,你要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的工作,才能保证桌上有食物,要学着像一个独立的人那样生活。

……在一些场合,我说过我要停止描写当代中国。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要自断后路?’或者,‘干嘛跟成功过不去?’我会说,‘我的心已不在那里了。’回想起来,我决定从写作中撇去当代中国,是想要放弃我曾经赋予自己的代言人身份。我必须学着独立,作为一个作家而独立。”

和布罗茨基一样,哈金开始用英语写作。布罗茨基说:当一个作家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写作,其原因可能是基于必要(例如英籍波兰作家康拉德),或基于野心(例如美籍俄国作家纳博科夫),或为了取得更大的疏散效果(例如法籍爱尔兰作家贝克特)。而他自己呢?他用英语写作,纯粹是为了使自己更亲近他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奥登,即“为讨喜一个影子”。

哈金的理由更为绝决。“在中国大陆,文学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国家控制资源的分配,从而可以窒息一个作家,甚至创造一个作家。我想通过英语写作,使自己与大陆的文学机器分隔开来。换句话说,我获得一种自由。……用英语写作,使我孤零零,我得在没有文学同胞的条件下孤独地写。换句话说,我得接受我作为一个放逐者的身份。但是另一方面,作家在这种条件下,也并非总是消极的。一个国家可以流放一个人,但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也可以把国家从脑中放逐出去。”

放弃母语是残酷的。对于很多写作者,最大的乡愁是母语。与其说是生活在国家之中,不如说是生活在语言之中。布罗茨基感慨异国语言成为了记忆屏障:“任何一种来自俄罗斯王国的体验,甚至是用摄像般的精确描绘出的体验,都会被英语语言反弹回来,仅在其表面留下一道可见的痕迹。”

与此同时,布罗茨基也注意到语言对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为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分析习惯所累,——也就是说,用语言去解剖体验,于是便剥夺了人们思想的直觉的特长。……我所感到遗憾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恰好为俄国人所具有的关于邪恶的先进观念,却因缠绕不清的句法而被拒绝进入意识。”

面对如此两难,哈金的选择是:放弃母语写作,停止描写当代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个人,“把国家从脑中放逐出去。”

如果说,哈金和布罗茨基是通过流亡,借助语言、环境、阅读的改变,来重构思维和写作方式的,那么被苏联就地掩埋的布尔加科夫,又是怎样实现生命的更新的呢?他是往反方向走。是在死寂的孤独之中,退回个人,退回内心,为了安宁和自由而写作。

如《圣经》所言,“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静默让布尔加科夫获得更为广阔的自由;在他的个体生命与整个国家之间,拦起了一道坚固屏障;使他没有被苦难遮蔽眼目,被仇恨摧毁思考。他凭借一己之力,破除了一个国家施予的魔咒,彻底地“把国家从脑中放逐出去”。这是一个人对抗一个国家。剧院小职员布尔加科夫,是文字里的勇士。

黑暗无边,布尔加科夫只管书写。他无法预测这些文字,可以隔着时间和空间,与我们相遇。佩索阿在《惶然录》中有一句话:“写下即是永恒。”能够刺破黑暗的,不仅仅是光。历史一次次证明,文字比独裁者更永恒。

任晓雯

任晓雯,著有《好人宋没用》《浮生二十一章》《她们》《阳台上》《岛上》《生活,如此而已》《飞毯》等。作品被译为瑞典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俄文等。曾获得茅盾文学新人奖、南方人物周刊青年力量奖、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新浪年度十大好书榜首、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虚构类好书奖、华文好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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