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怎样研究宋代文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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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蒋正子《山房随笔》(《历代诗话》本)云: 薛制机言,有贺自长沙移镇南昌者,启云:“夜醉长沙,晓行湘水,难教樯燕之留。(杜诗)朝飞南浦,暮卷西山,来听佩鸾之舞。(王勃)”又有贺除直秘阁依旧沿江制置司干办事云:“望玉宇琼楼之邃,何似人间?从纶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巳请客云:“三月三日,长安水边多丽人。一觞一咏,会稽山阴修锲事。”又云:“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崇山竣岭,茂林修竹,群贤毕至。”姚橘洲君临安时,吴履斋拜相,姚语诸客作启贺之。商量起句,彭晋臾云“转鸿钧,运紫极,万化一新。自龙首,到黄扉,百年几见。” 由于原文已佚,这些摘句在全篇中的安顿已不可见,但前者直抒胸怀,后者剪裁成语,虽出之无名作者之手,也可见出宋代四六文所达到的成就。 友人吕叔湘先生首先指出,笔记中述怀抒感之作虽不多见,东坡《志林》中乃多有此类,实开晚明小品一派。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意见。《志林·记承天寺夜游》云: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吕先生评日:“此篇寥寥数十字,其意境可与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比,但渊明未曾一语道破,更见含蓄,此则诗与文不同也。”(见《笔记文选读》)所论亦确。 笔记中描写人物也有极为成功的,如彭乘在《墨客挥犀》中对他的叔父渊材(彭几)的一些描写就很精彩。试举其一: 渊材好谈兵,晓大乐,通知诸国言语。尝诧曰:“行师顿营,每患乏水,近闻开井法甚妙。”时馆太清宫,于是日相其地而掘之,无水;又迁掘数处,观之。四旁遭其凿掘,孔穴棋布。道士月下登楼之际,颦额曰:“吾观为败龟壳乎?何四望孔穴之多也?”渊材不怿。又尝从郭太尉游园,咤曰:“吾比传禁蛇方甚妙,但咒语耳,而蛇听约束,如使稚子。”俄有蛇其猛,太尉呼曰:“渊材可施其术。”蛇举首来奔,渊材无所施其术,反走汗流,脱其冠巾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为之一笑。尝献乐书得协律郎,使余跋其书曰:“子落笔当公,不可以叔侄故溢美也。”余曰:“渊材在布衣有经纶志,善谈兵,晓大乐,文章盖其余事。独禁蛇开井,非其所长。”渊材观之,怒曰:“司马子长以郦生所为事事奇,独说高祖封六国为失,故于本传不言者,著人之美为完传也。又于子房传载之,欲隐实也。奈何言禁蛇开井乎?”闻者绝倒。 这真是一幅绝妙的书痴画象。在这些地方,我们找到了从《史记》到《聊斋志异》的中间环节。 不仅如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工作对宋代整个历史时期都有发展的各种文学样式所给与的关心和注意有所偏颇,对这一时期各个作家所使用的文学样式也有同样情况。除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少数大家之外,人们都往往只就其所擅长的文学样式,将其分类,如尊秦观、贺铸为词人,陈与义为诗人之类。这原也无可厚非。但在研究中如果只注意某甲某乙的词,某丙的诗,而将他们成绩并不坏的其它方面的创作实绩置之不问,就既不能全面理解一位作家,甚至也难以理解我们所要重点研究的其人的专长。如在《淮海集》中词风一贯婉约与诗风早年清新婉丽,晚年高古严重有着差别,而在《东山寓声乐府》与《庆湖遗老集》中,词与诗的刚柔相济的独特风格却有其一致性,都是值得探索的。但从目前研究秦、贺词的文章来看,仔细读过全部《淮海集》和《庆湖遗老集》而用目光抚摸过这类问题的人恐不占多数。 再如,理解古代作家怎样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之下,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即具体矛盾具体解决。可是我们有时却希望“执简驭繁”,以贴标签的方式来匆促地完成自己必须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因此,引进了或创造了一些公式。例如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法家和儒家的斗争等等,非把作家们归入哪一边不可;把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已不无“削足适履”之嫌,而上述两分法,就更与事实相远。这对宋代文学的研究所起的坏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因为王安石是法家,是进步的,现实主义的,而苏轼反对他,就必须是儒家,是保守的,反现实主义的。根据这种无理的推理,给他们匆促作出结论,不陷于荒谬是不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和判断,只有对他们生活的具体社会环境和独特的气质个性、艺术表现方法谨严郑重地加以探讨,才能获得。 有时对政治标准第一有片面的理解,认为,凡是政治上杰出的人物,文学上也同样杰出。而人品不端,即使文采斐然,也不可不屏诸文苑之外。所以在晚宋,文天祥的地位就必然高于谢翱和林景熙、汪元量等,而汪藻、孙觌、方回,则从来没有人对他们的作品加以注视。文学就是文学,研究文学,不能离开文学本身。政治标准第一,不等于政治标准唯一,“文如其人”,还是“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是事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我们只有义务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努力作出科学的解释,而没有权利回避这些问题。 在研究公元1126年靖康之乱以后的宋代文学时,不可避免地同时要研究同一历史时期在北方女真贵族统治之下汉语文学的发展情况。我们的研究工作者是注意到了这一点的,因此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专书和论文;但在这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汉语文学的非汉族统治之下所呈现的特殊形态(包括思想、题材、风格等),汉语文学在非汉族统治区的发展对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所起的积极作用等,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些问题在宋、金对峙时代就开始出现,因此,探索它们的史实以及这些史实所反映的规律性,也就应当从此时开始,才可以对元、清两代的文学发展,作出更确切的说明。 我手边有一部1949年到1979年为止的古典文学论文索引,三十年中,有文章谈到的宋代作家不到七十人,而在这七十人当中,又集中在几位大家如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身上。其次,在这些文章中,作为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的文章,又占了一大半。综合研究一家的工作很少;宏观某一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加以精辟的分析和综述的也少;而对于某一为人所忽略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所发明,著为专文的,更是不多。这不能不算是目前应当充实提高的又一方面。 总之,我们的宋代文学研究,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是有成绩的,但比起其他历史时期,如唐代来,还不免逊色。如果能够排除一些不正确的理论的干扰,按照文学本身的规律去研究文学,扩大和加深我们的研究范围,并注意这一时代某些特定的社会、文学现象,就可以使宋代文学的研究发展和提高。而这,就是宋代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也就是我们所应当争取得到的。 1983年6月,病起后急就。 原题《我们所应当争取得到的——关于宋代文学的研究的随想》,载《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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