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三年前(2003-11-25 11:38:00)的上午，一个年轻人在安徽西北部S城的宝兰大酒店附近焦急地走来走去，他停在十字路口，神情显得落寞而又忧郁，初冬的风飒飒响起，吹撩起他单薄的衣衫……这个年轻人就是我，孤单，寂寥，缺乏归属感，在那个灰色空荡的小县城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四周令人窒息的空气无时无刻不在重压着我。后来，我在酒店对面的公用电话亭里打电话，认识了一个名叫王强的年轻人，电脑技术很好，在他的帮助下，我开始学习上网，从简单的“注册”、“粘贴”、“复制”和发邮件开始，从此我的网络生涯开始了。那天下午，我十分兴奋，王强还帮我从网上下载了《读书》杂志十年的电子版，那种惊奇激动的心情，对于一个正处于苦闷渴望交流的青年人来说，可想而知。</P>
<><br>我从事网络写作，也许是缘分吧，第一次就顺利地在天涯社区注册，“关天茶社”、“闲闲书话”、“天涯杂谈”是我经常光顾的论坛，此后，在网友的推荐下，我陆续又去了凯迪社区、百灵社区、诸子原创文学网、九天文化网、中间思想论坛、汉语文学、北大中文论坛、一宁网、新浪论坛、搜狐论坛、红袖添香、故乡社区、橄榄社区、槟榔文学网、博客中国、不寐思想论坛、爱琴海文学网、网易社区、儒学网、思想的境界、中国艺术批评网等大量民间网站，我的思想得到激活，关注面越来越广。有意思的是，我虽然也在不少网站发表文章，但是，“关天茶舌”和“闲闲书话”始终仍是我的首选，在这里我与国内众多的思想者、学者、作家、诗人相遇，通过BBS论坛、博客和形形色色的专题网站，和一批民间的思想散落者有幸交流，如果不是网络时代，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三年网络生涯，一批优秀的学者和民间思想者进入我的精神视野，他们是宋先科、袁帆、羽戈、陈愚、梁卫星、woshiaq、老酷、老村、阿啃1919、安徽周语、愤怒的书虫、shidi、康不德、崇拜摩罗、范美忠、川水芙蓉、闻中、相似的你我、石勇、道子、南朵、摩罗、北海月、江登兴、汪建中、深海水妖、边塞亭栏、无汤不饱、羽毛乱飞、哑哑鸭、老石头06、闫广英、朴素、叶炜、不懂经济、梁由之、以梦为马、夏加坤、周根深、胡发云、西岛、邝海炎、朱乌有、王少农、曾德旷、冉云飞、段卫洲、王晓华、邓晓芒、张梦阳、朱鲁子、徐友渔、任不寐、时代的晚上、一丁久久、燕川、大知识分子、周实、王怡、陈永苗、范学德、林贤治、槟郎、<FONT color=#ff0000><STRONG>默雷</STRONG></FONT><FONT color=#000000>、大月亮、王达三、夏虫语冰钦、黄叶村、老刁民、香山居士、雅可夫、曾慧生、梅山逸、永远的过客、杨支柱、朱弦三叹、童志刚、柳之坪、火复活、芹圃画石 、陆象山、穷作家打官司真难、lovecsy、yuyanchao、神学生、弘毅等等,网络改变了我的思想，网络为我战胜苦难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FONT></P>
<><br>由于生活环境的原因，我与一些“底动写作者”和县城里的官吏多有接触，生存环境的闭抑、物质生活的困窘和专制政治的长期压制，使得“底层写作者”普遍患上了敏感、委屈、易怒、自卑、自大、膨胀等精神症状，官吏则普遍患上了媚上欺下、专横霸道、自私冷酷、软弱狡诈、麻木冷漠等精神病症，由于生存资源的权力垄断，致使身染犬儒症的“底层写作者”和身染流氓气的官吏都必需依靠给权力集团打工混饭吃，被踩和被杀几乎成了一种宿命，在这种毫无个体尊严的情况下，大家只是在混饭吃而已，不同的是，官吏可以依靠权力抢夺生存资源，弄笔的“底层写作者”只有依靠一枝秃笔混饭。在长篇自传随笔《中国式生存—— 一个奴隶的手记》中，我把自己称为“奴隶”。对于一个失败的“奴隶”而言，为了在这种肮脏的夹缝里生活下去，除了拼命地消耗自己的体力之外，必须产生精神上的自觉,还得被迫捍卫自己在现实中的具体生存权利。在年复一年生存的煎熬之中，为了缓解生存的压力所带来的精神绝望，于无边的夜色之中，写下一行行充满疼痛感的文字，算是冷硬的生命在荒寒大地的上足迹。</P>
<><br>将要翻过的2006年，对于我这样卑微的“底层写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仍然是为了一张嘴而不停地奔波而已，工作之余，挑灯夜战，为了换取那一张张救命的人民币，不停地而了一家企业而写作，为了冲出皖北集资风波带来的经济损失的阴影，计划着尝试做生意，前一段时间还在为一个开发商搞房地产开发的事东奔西跑，想着干脆辞职自己创业，然后又传来亲人病重的消息，总之，生活中太需要钱了，尤其象我这样的人和这样贫穷的家庭，2005年4月的时候，我从S城出发曾去北京大学中文系听课，而现在的情形呢，却是几个月过去了，基本上没读过什么书，酒量倒是越来越大了，在S城人民医院做健康体检时，吓了我一跳，竟然患了“胆囊炎”，医生建议限酒，避免酗酒。总之，过了而立之后，我越来越成熟了，也明白了身体的重要性，较之前些年的闭户读书，也算是一个进步吧。</P>
<><br>对于自由知识分子而言，思想的独立很大程度上了取决于生存的独立性，生存的独立性依赖于经济的独立，离开了这种独立，很难做到不投靠权贵和政治不依赖体制。鲁迅曾说：“一要温饱，二要生存，三要发展。”1924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写道：“钱—高雅地说罢，就是经济，是取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重要了。”“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20页）鲁迅的书信中，与“经济”一类的事情更具体的记载了，有这样的话：“近来为吃饭问题，在写一部小说。”对于钱的重要性，我没有体会。在现实社会中，没有钱就得处处求人遭人白眼，没有钱就做不成事情，影响到与人的交往，别人就会疏远你，没有钱的人就要忍受别人的冷嘲和内心的折磨。在北京香山游居时，“底层诗人”曾德旷给我讲述了他向朋友借钱时受到的冷落的尴尬，不仅朋友冷嘲疏远，就是亲生兄弟也看不起他，整天生活在别人冷落讥笑的眼神中，做人毫无尊严可言，再来大谈什么诗歌创作，别人岂不笑话你？！我不愿整天生活在别人冷落的眼神中，哪怕同情也不行。所以，尊严比文学更重要。然而，离开“传统体制”谋生并非易事，生存资源被权力霸占，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象我这样的“底层写作者”，如果从做小生意开始，每年除掉各种税收所剩无几，另一方面呢，特权阶层挥霍无度，与特权阶层相互勾搭的江淅开发商，巧取豪夺，随着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S城人腰包里千万巨款便从腰包里掏出，贫穷的无立椎之地，有钱的更加暴富，豪华宴席少则千元，多则几千元，骨吸髓地掠夺，换来的是表面上的虚假繁华。</P>
<>转眼又到了年末岁尾,正当为盘点过去一年的事情而为生计陷入焦虑之时,在网络上看到十位博士生联署的《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一文,文中表达了“对包括耶教在内的西方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表示忧虑，并对之抱以审慎和警惕的态度”,十博士们痛心疾首地说：“大部分国人在不信仰‘耶教’乃至对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使用‘基督教’、‘圣经’、‘圣诞节’等只对耶教徒本身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称谓，甚至浑然不觉地加入到‘耶诞狂欢’行列。”最后敦促国人“幡然醒悟”,看来看去,无非是感叹“儒家文化”的神功,却与人的具体实际生活无法挂钩！</P>
<>这一些可爱的博士学位获得者，无非是通过“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来炫耀自己的博学而已，我们这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的国度，难道还怕“基督信徒”灭了不成吗？当然，博士们不会关注什么“教育黑幕”、“医疗黑幕”、“房产黑幕”、“官场黑幕”、“非法煤窑黑幕”的，那样一来，岂不是显得没有了文化？这就不仅仅是“国人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和“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了，简直是关乎切实利益的事情。</P>
<>鲁迅先生曾经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在2007新年来临之际,我深深地体会了这句话的含义。</P>
<>置身权力阴影下的边缘化人群,缺乏话语权,沦为弱势群体,成为沉默的羔羊,生存的意志被长期漠视,麻木而混沌，卑微而艰辛,痛苦而挣扎,在生存的日复一日的消磨之中,慢慢放弃对峙，在四周的灰色的生活里,当然他们必须没有思想，也不需要自己的思想,只好象牛马一样屈辱的活着,这样的精神走向从来如此,被迫的沉默和失语,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宿命……说，还是“不说”?象我辈这样卑微的人,真还有说话和表达的必要吗?虽然,说了也等于没说，但还是要说！学者钱理群先生所倡导的“说话的3条底线”: “一、力图说真话；二、不能说真话时则保持沉默；三、无权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不应伤害他人。”我却时常无法保持钱先生的“底线”,面对腐败的社会和黑暗的人心,我常常无法做到沉默,更无法做到“学理”上的支撑,我比不上余杰那样的“精神界战士”，更与林昭、张志新那样的“弱女子”烈士无法相提并论，我只是一个出身社会底层、艰难谋生、目睹社会残酷黑暗、在冷漠人世苦苦挣扎的不愿放弃个人尊严的民间知识分子而已, 在低效的谋生之余,偶尔还需要发出自己微弱声音以缓解生存的重压,除了把自己对人间万象的思考诉诸文字以外,我暂时找不到其它有效的方式。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文坛;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鲁迅;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民间”,我所理解的民间是不屈服任何一种压制力量,对任何形式的打压都要警惕,我所理解的鲁迅,有着强烈的“是非观念”,他捍卫的是个人在现实中的具体权利,从不会离开具体的权利来奢谈什么“宽容”。</P>
<>近年以来,置身现实权力“话语喧嚣”和网络“话语喧嚣”的保卫之中,我对于话语在现实社会之中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怀疑,既然话语的作用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人微言轻的我干吗还要继续写作呢?这难道不是说话人的耻辱吗?面对极权的专制,很容易让我怀疑自己的力量。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话语权力,他们只是需要一点可怜有限的生存资源好让自己活下去。在2006年以前,我象鲁迅一样十分看重精神世界的觉醒和力量,重视反省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渐渐地这种观点受到严酷现实的修剪,正如网友邝海炎所说一样,不管刘小枫，张志扬，邓晓芒在反省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走得再远，没有人实践，还是不行的，所以，一个李慎之胜过一打的刘小枫，张志扬，邓晓芒！网友周根深指出了我的“鲁迅研究”出了问题: “因此,仲达要做的是保持对鲁迅内在灵魂的敏锐洞察,继而补充自己的理论缺陷和盲点,并勇于挑战自己的盲点,不能因为对胡适之类的不喜欢就废而不读,否则,仲达兄的鲁迅研究就将长久处于停滞状态。”我再次重申了我的观点: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在我看来，你把所谓的学术看得太重要了。我更愿意把的学习鲁迅的系列文章称为研究性阅读而非什么研究鲁迅，以我的能力理解鲁迅已经十分困难，怎么能谈上研究呢？理论缺陷和盲点的补充基本上是一个学术环境上的问题，中国有那么多鲁迅研究学者，就让这一些学者来做吧。当然，有条件时候有兴趣的时候我会努力的。我挑战自己的盲点,首先是生存意义上的，而非学术意义上的。研读鲁迅，能让他照亮自己的存在，成为前行的动力，在现实层面能改变自己生活，能力范围之外还能够帮助别人，乃至为社会做点事情，是我毕生的理想。所幸的是，至少一年多来，我已经收获不少。所以，你基本上不要指望我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能在鲁迅研究上有什么理论贡献，我只做我能力之内的事情。在我看来，我与一些鲁迅爱好者和鲁迅研究者的最大区别之处，就是我身上这种鲜明的也存在于鲁迅身上的“人间情怀”，割舍了这种“人间情怀”，所有的研究成为一种废纸，所有的理论都会在我眼前黯然失色。说实在话，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实用的人，我更多关注的是鲁迅在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对我的实际影响，以及他所具有的极其强烈的现实批判指向,学习鲁迅一定要放在认真践履上，这点十分不容易，这大概也是鲁迅研究专家越多，反而无助于发扬“鲁迅精神”的原因所在。</P>
<P>有人说中国的知识人以身体孱弱和神经脆弱闻名于世,不能想象始终承载批判责任、精神关怀、灵魂追问都是孱弱而脆弱的暮气沉沉的知识老人，时下,知识人的精神上有股霉烂的穷酸气,都软在各种烂泥里,没有独立的人格,缺乏对人生的追求与意义的持续追问，被严酷的势力打断想飞的翅膀,从来不知一己对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即便一些优秀的,渐渐地与社会中的灰色融为一体。这是依赖感极强的奴性后遗症。</P>
<P>中国的普通民众始终处于生存的紧张感之中,为了获得有限可怜的一点生存资源，长期超强单调的劳动,不惜卖力卖命流血流汗,生存资源与生命付出不成正比,收入仍然无法提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暴力随之上演。出于对生存的恐惧和死亡的恐惧,为了缓解生命与生存资源的激烈冲突,于是崇尚掠夺，崇尚无赖,自我崇拜、假先知崇拜（所谓“个人迷信”、“理性的自负”等等）、多数崇拜（多数等于义）、力量崇拜、祖先崇拜等等这就是所谓某学者所说的“灾民理性”，不管一个人如何流氓和卑鄙，只要达到目标,它在灾民心目中就是仰慕和学习的对象。在这种深刻的生存危机下,就不难理解道德沦丧、全民拜金、价值颠倒,人们整天忙碌于对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的追逐，而勤勉、节俭、诚实、守约、守时等美德抛在一边。必须承认,人在本质上都是自私和排他的,这不是靠着什么“精神改造”所能解决的，能改革的只能是缺点,而不可能是人本性的东西。我国传统的道德教育十分虚伪，其伦理学原理上存在着根本缺陷：虚伪地否认人类本性，否认人具有“利己心”这一不可改变的基本事实，所以难以让普通民众信服。特别指出的是,特权阶层依靠制度缺陷和社会不公迅速致富，大量没有经过道德修炼过程的暴发户成为社会道德沦丧的毒瘤，他们使整个社会倾向于投机取巧而非勤劳致富。中国文化中是缺少高贵的东西,有一个巨大的精神黑洞，它竟然可以不带灵魂，没有人生的底线，没有爱！宣扬诸如“先下手为强”、“说是迟那时快”等等之类仇恨的句子比比皆是。</P>
<P>刘小枫先生《承重的肉身》中的一段，“我有时想，在主的怀抱中重生后，我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意思？主让我仍然活在此时此地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活在此世此刻，既不是为了献身给建设人间天堂的道德事业，也不是随无常的风把我这片落叶般的身子任意吹到哪一个恶心的地方，而是在挚爱、忍耐和温情中拥有我此时此地的生命。”朋友就此指出,鲁迅让我们觉醒（这是他的伟大之处），可是他没能力指明出路，（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中国思想的局限），因为他自己也在寻找。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对于那些身处社会底层、被统治被压迫、奴役的可怜的人们，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达不到。你怎么能说他是处于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关爱之中的呢？你怎么能够说他还是幸福的呢？就算那些可怜的人们确实通过对上帝的信仰而得到一种解脱。那么这最多也只能说宗教只能是精神上的安慰剂的作用,解决不了肚子饿的问题。从肉体上拯救他们，而企图从精神上解决问题是太虚伪了。同样,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被统治者压迫、奴役的可怜的人们，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达不到。你怎么能说他是处于大同社会的王道呢？就他有仁爱之学,但是,一个为生存所恐惧的人如何能安身立命？就算那些可怜的人们确实通过对儒学道德的践行而得到一种解脱,那么这最多也只能说是,自我价值感的满足而已,怎能影响社会?建立大同社会的王道之学所依靠的有道德的君子士大夫在哪儿?鲁迅既不是刘小枫这样的爱之神学家,也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深刻就在于此。</P>
<P>王富仁先生在《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的演讲中,把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比,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缺陷。归纳王富仁先生的观点,其实这也是鲁迅先生最核心的观点。具体来说这就是: 中国文化缺什么？缺乏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缺乏个体生命力的张扬。现代世界，假若不重视“人”，对“人”这个观念没有一个基本的观念，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什么东西都是一种虚幻的解决。鲁迅提出了“人”的问题。这“人”是什么？“人”不仅仅是物质的人，还是精神的人，这精神的人需要自由。在物质上他需要生命，只有在自由的空间当中他才感觉到一种生命的价值。没有自由的生命，那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生命。在所有生命都萎靡的情况下，整个中华民族也必定是萎靡的。不论在任何艰难条件之下，他也要仗义执言、反抗强权、同情弱者，坚持一种人的自尊、一种尊严，这是一种文化，这不是一种道德标准。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当中，我们感受到一个真实的鲁迅。</P>
<P><br>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这一明白无误的事实却被无视了数千年，而且在许多地方继续被无视。卑躬屈膝的个体能够昂首挺胸，冰封在群体中的个体得以复活自我，在西方，启动这一进程的正是文艺复兴。无处不在的等级、权力、宰制、阿Q，是很需要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实现了“人”的独立,再来解决“人”的公正和公平。</P>
<P><br>王富仁在研究鲁迅时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如此发达、如此昌盛，反被不发达、不昌盛的少数民族搞得束手无策？”他的结论是：“因为中国文化的‘肉’不少，‘血’也不少，就是没‘骨头’，过去有的那几根硬点儿的‘骨头’也叫一些酸溜溜的文化给腐蚀了，弄软了。”他认为，五四以后，专注于中国文化“骨骼”的，几乎仍然只有鲁迅一个人。这是怎样的悲哀呢？作为以“知识分子”自命的每个人，是不是都应该首先治疗一下自己的软骨病呢？ </P>
<P><br>我们面临着一次深刻的文化反思。我们很需要一个深刻的文艺复兴。回顾80年代，我觉得那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年代,在社会领域发言的大都是中文、 哲学 、历史等专业的知识人,到了90年代以后,与社会紧密结合的经济学、政治学 、社会学、法学、律师、管理学等专业的知识人,而伴随着网络的出现,</P>
<P><br>前不久,“民间思想者”沙公先生在三公网发起寻找当代中国“民间思想者”的活动,文中说,开展首届寻找当代中国民间思想家（者）活动 经济的繁荣，不能以思想的沙漠为代价。当一批批经济家、金融家、企业家层出不穷之际，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代思想家。因为民族的强盛，国家的富强，总是以先进的思想为先导的。我深以为然,学术也好,文学也罢,中国的事情寄托在一批混在各种体制内的“寄生虫”和身在学院的伪学者身上，成千上万个活跃在网络上的“民间草根思想者”才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坚实力量！因为“体制内”学者要么顺化于政治权威，顾虑重重,逐渐扭曲,沦为思想的庸人；要么为学术规则所包裹,热中于空洞理论的建构；要么为学术体制的腐败所同化,与周围的灰色融为遗体,无所作为。独立的个体才是最尊重的，尊严在任何时候都比“文学”更重要。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天地之间，个体为尊！刘军宁先生在《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呼吁，中国的落后首先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体意识长眠不醒。中国需要一场文化风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新人文运动来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民众！唤醒的目的不是为了富强，而是为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P>
<P>为什么中国新一代思想家只能在“民间”产生呢?没有尊严的个体还有灵魂吗？没有灵魂的个体还有文学和学术吗？中国所缺的，只有一种人，那就是独立个体，跟体制完全脱离了经济关系并不抱丝毫企图、有锐气、有血性的“自由职业者”。有网友说“中国新一代思想家只能在民间产生”，我十分认同,只是“民间”一词容易被人误解,如果改为“体制外”就更好了。不过当前,由于诸多原因,“民间思想者”还有诸多弱点,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确的。</P>
<P>古代的文人儒士在弱肉强食的乱世,确实并没有多大的选择权力,也只能拿着可怜的知识在不同武装力量和意识形态之间竞相寻找着最佳买主和卖主,以和盘托出一份自己精心设计的夺取权利来换取安身立命的物质利益,从而把自己一生的精力放在给权利者打工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过着卖命的一生。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松动,许多文人通过经商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也有人对文人精神去向提出质疑,甚至焦急,认为这是“物欲沉沦”。其实,我们不必这么着急。几千年来,中国的文人儒士多是为一种官僚政治秩序出卖自己的智慧,从来没有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出现过,首先让这一些人富起来,不再为基本的衣食而到处象狗一样奔波,慢慢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需要一个过程,然后才能谈到著书立说,为社会发展创造精神资源。</P>
<P>网友干城一针见血地指出,“体制内”学者，即使具有相当激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由于他们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无钱，在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沦为弱势群体，因此他们的社会批判基本上都是对主流社会的拒斥与漫骂，建设性极端贫乏，更不用说给社会以指引了。但是,针对“体制外”学者的自身的弱点,他也作了分析,体制外思想家固然较少思想上的束缚，但他们也存在自身的弱点：其一，如果在经济上不能自立，就与体制内学者一样难以摆脱气量狭隘的毛病，这一点李敖大师经常强调。其二，如果他们不具备相当多的学术规范的训练，发言往往空洞无物，大而无当，看起来颇有新意，实际上毫无价值。因此，在这个思想束缚越来越无力的时代，民间思想家可以说重任在肩。要不负时代的重托，首先要争取经济上的自立，做到“富贵不能淫”；其次要下苦功夫，掌握基本的学术规范和知识储备，不要异想天开，不要企图走捷径，因为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大道上没有捷径可走”，孔夫子也说过“思而不学则殆”。<br> </P>
<P>所以希望只能寄托于活跃于互联网上的“民间思想家”。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精英一统天下的割据。网络作为一个个非主流话语的话语空间,承载着社会的期望,为边缘思想者提供了发表的平台,“精神流浪者”终于找到了可以栖息的家园,他们冲破狭窄的话语空间,流连于各种于论坛、校刊、民刊等民间话语阵地，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感谢网络！这是上帝对国人的眷顾。我们一定把她当作有生命的器皿,用自己的灵来生活。</P>
<P><br>当然,我们清醒地认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就象一个网友所忧虑的那样,一个“民间思想家”，如果经济上困顿不堪，同时不屑于基本的学术规范，可以肯定他不会有多大的思想成就。这样的思想者太多了，尤其在网络上。但是,让我欣喜的看到,一本本关于启蒙、责任、正义、良知的民间思想读物在创办着,一个个独立倾向的网站在开办,一个个有着公民般独立倾向的民间思想者在出现,他们酝酿着民间思想的成熟,他们试图从民间角度发出呐喊之声，真正以人为本，关注民间疾苦，反映当下百姓生存处境，真正凸显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弘扬正义良知，呵护读者心灵，话语中凸现民间社会特有的痛苦、辛酸与挣扎，都隐于字里行间。同时力求突出思想穿透力。他们文笔优美，文风浅显，一篇篇对历史、文化、社会、人性等等方面的思考、评价和感悟的文章，层层拔开历史迷雾，能把深邃的东西说透,一篇篇对人生、人性、人情感悟、喟叹之精彩妙文，感情总是那么真挚、深沉，感悟深切，文笔优美。在另一方面,与传统体制疏远的“民间思想家”，话语空间也时时受到限制。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俊所说的“学院里的江湖派”(学院里是另类、异端和少数派),这一些源于“传统体制”中的知识阶层，他们的文化声望和权利地位在网络之外或先于网络就已经奠定，网络对他们而言简直可比作如虎添翼。这对要在网络上“发家”或倚赖网络“争权夺利”、“扬名立万”的其他（原先身处弱势地位的）公共言论者，无疑会造成巨大的压力，并形成社会文化权利的明显反差。是的,作为“传统体制”以外的“民间知识分子”,在网络活动之中可能受到这一些人压制。</P>
<P><br>我同意悠哉的划分方式，中国文坛分为主流写作、商业写作与个体生命写作这么三大块。相应地，作家们采取以下三种写作姿态：第一，他们要么投身主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第二，要么投靠商业，炮制书商和影视剧编导所需要的抢手货，通过市场运作而一炮走红，籍此博个名利双收。第三，坚持个体生命写作的方式，写自己真心想写、但未必受主流意识形态青目、市场销路甚好的作品。上述三种方式中，第一种写作方式自有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褒奖(即便是垃圾作品也得褒奖)，文学作品的出版、宣传和销路不成问题；第二种写作方式有出版社或书商进行商业炒作，作品的出版、宣传和销路也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第三种写作方式。我就纯粹属于第三种写作,也就是“个体生命写作”,10多年来,在艰难的底层生活中挣扎求存,在压制与反压制、折磨与反折磨 、奴役与反抗之间度过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如果不是鲁迅这一精神资源在苦苦支撑,我很有可能犯罪或者自杀,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我写作本来就是纯粹精神意义上,毫无功利心,从不敢奢求出版或者出名,有幸有了网络,才有了表达自己的一点自由,许多文章被报纸和刊物发表,又收不到稿费,却又遭到种种压制。这样的写作处处遭受冷遇。另一种情况却是文人被圈养，成了体制内既得利益者，学者忙着职称、课题、职务，大都忙着去挣钱，创作不再是基于对于社会转型的思考，而是拜金的奴隶。文学或者学术的希望不能寄托在已成名的学界“精英”和准“大师”身上，应该关注其它未成名的民间的或边缘状态的人物，相比前者，这一些活跃在各个网站被称作“网络知识分子”的写作者 ，对于一个公民社会来说，后者才更重要。《南方人物周刊》在评选“当代中国50名公共知识分子”时，为判断“公共知识分子”给出三条标准：“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依照我的观察，这些“网络知识分子”可以称为“公共知识分子”。</P>
<P>徐友渔先生呼吁用制度平台建构民间思想的通道,他指出,从根本上说，民间思想不仅是资源，也是权利；为政者尊重和听取民间思想不仅是德行，而且是义务与责任。80年代曾经有一度是民主自由思潮高涨的时期，那真是个独立个体觉醒的大时代啊！可惜整个社会范围内对自由和民主的思考，只是一时的权利真空造成的，一旦有人上台并压倒了其他势力，寒冬就再度降临，中国又一次在黑暗中沉睡了。</P>
<P>寒冬就再度降临，那些无法栖居的渴望飞翔鸟儿,你们又将飞到哪儿呀?</P>
<P>2007年,我们仍在路上。<br><br> ( <FONT color=#008000 size=2>2006-12-22 21:56:00 </FONT>)</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9 14:40:35编辑过] |
|
匿名
发表于 2007-1-13 15:22:41
IP卡
狗仔卡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悔悟卡
匿名卡
发表于 2007-1-13 18:33:58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