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鹰”与“马肝”

天涯同尘

<>“苍鹰”与“马肝”</P>
<>    《酷吏列传》云：<BR>    酷吏郅都，孝景帝时任中郎将，敢于直言诤谏，在朝廷上当着皇帝的面摧折大臣。有一次，他跟随皇帝到上林苑，皇帝的贾姬进入一个厕所要方便一下，不巧，正在那时候一条野猪也进了那厕所。皇上就拿目光示意郅都，快去救贾姬。郅都呢，犹豫了好久，就是不动。皇帝急了，就拿了兵器要自己去救贾姬。郅都见了，赶忙跪在皇帝面前说：“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皇帝想啊：也说的对——一个女人丢了，还有不少女人进宫来呢，我难道还缺少女人么。对，我不能去。于是，就停了下来。也凑巧，这时那野猪也出来了，大概贾姬被野猪吓坏了，而野猪也被贾姬吓坏了。太后听说了，就赏赐了郅都一百金。<BR>　　在救贾姬一事上，郅都处于两难境地：冲入厕所救贾姬吗？男女授受不亲，不合礼法，何况，那是皇帝的女人呢，能碰么；不救呢？又不忠于皇上。权衡之下，维护礼法、保护皇上要紧。是啊，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一条人命算得了什么？女人，不就是男人的玩偶吗？<BR>     此篇列传，是酷吏的类传，记叙了十二位“酷吏”，在汉武帝的倡导下施行严刑峻法的事迹，既对酷吏的“暴挫”、“妄杀”等“酷烈”行为进行了批判，也肯定了郅都等人的“伉直”、“争天下大体”的治绩和品格——“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辨证的政治观和公正客观的史学观，表现了他“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家的风范。<BR>    这篇列传，以郅都、张汤事迹为主，而对郅都独多褒词，如说他“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似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他 曾经发下“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节死职官下，终不顾妻子”的誓言。由于他执法严酷，“不避贵戚”，列侯宗室均对他侧目而视，称他为“苍鹰”。就连匈奴人都被他的名声所震慑，在郅都镇守边地期间，匈奴“竟郅都死，不近雁门”。<BR>    但是，这样一位对帝王忠心耿耿的“苍鹰”，最后还是被窦太后借口杀掉了。<BR>    这是我们后人的惋叹，其实，这是专制体制下常演不衰的戏剧。<BR>    现在，我们要说另一个故事。《儒林列传》云：<BR>    说是清河王的太傅辕固生，因专治《诗》有名，是今文派“齐诗”的盟主，在孝景帝时任博士。一次，他与道学家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起商汤周武是“受命”还是“弑君”的问题来。<BR>    黄生说：商汤周武不是接受天命，而是弑君。<BR>    辕固生说：那夏桀商纣暴虐淫乱，天下人心都归向商汤周武，他们顺应民心诛杀了夏桀商纣，并不得已才即了位，不是受命又是什么呢？<BR>    黄生说：“帽子虽然破了，一定戴在头上；鞋虽然是新的，必定穿在脚上。为什么？因为上下有别。那桀纣虽然无道，但他们毕竟是君王；汤武虽然虽然圣明，但终归是臣下。君主有失，臣下不能匡救，反而取代了君王的地位，不是弑君吗？<BR>    辕固生说：如你那样说，本朝高皇帝取代秦二世，不是错了吗？<BR>    辕固生很聪明，他想让黄生落入他的圈套——直接与当时的政治挂钩！<BR>    但恰在此时，那景帝说话了：呵呵，吃肉没吃马肝，不算不知道味道；谈学问不谈商汤，不算愚笨呀。于是争论不了了之。此后，就再没人敢于争论商汤周武的话题了。<BR>    从故王的角度看，商汤是弑君；从今上的角度看，商汤是受命。从今上的角度看，商汤是弑君；从准上的角度看，商汤是受命——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景帝也很聪明，“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有些问题搞不清楚，不便于搞清楚，就别去争论它，先当稳“今上”才是头等大事——管他是桀纣还是汤武呢！<BR>    在此之前，辕固生就曾经和窦太后发生过一次关于黄老学说的争论，辕固生贬低黄老，把主张崇奉黄老的窦太后气坏了，就让他进入猪圈去刺杀猪——杀不了猪，有你受的！景帝见了，忙叫人给了辕固生一把锋利的大刀，辕固生才一刀把猪捅倒在地，也才免去了受窦太后严厉处罚的恶运！<BR>    再看第三个故事——<BR>    《乐记·魏文侯》曾记：魏文侯问子夏；“我衣冠端整地听古乐，生怕打瞌睡；听郑卫之音，就不知道疲倦，这是什么原因呢？”子夏回答说：“治理社会的纲纪定好了，天下安定了，此后就定正六律，调和五声，谱成歌曲来歌唱，写成诗来颂扬，这叫做‘德音’。现在你喜欢的，大概是溺音吧。”<BR>   “德音”，就是传统的“雅乐”，有如《诗经》中的“雅颂”；“溺音”，就是郑卫之音，也就是当时的通俗歌曲。由此看来，通俗歌曲已经在我们素以礼仪之邦自诩的中华大地上“通俗”了两三千年了，并非从资产阶级或者帝国主义那儿泊来的，也不是改革开放后才冒出来的新贵。<BR>    魏文侯处战国社会大变动之中，思想意识不免受到冲击，喜欢起离经叛道的时髦的与祭祀的庙堂音乐相对抗的玩意儿来，这是很正常的。其实，“礼崩乐坏”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否则，人们只好永远跟着孔老夫子去“从周”了。<BR>    此事不载《史记》、《家语》。子夏，即卜商，少孔子四十四岁，是孔门中的少壮派，后来居西河，为魏文侯师。大概这是他为魏文侯师时与魏文侯的一段对话。<BR>    从以上三则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动荡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标准，乃至生活习惯，都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苍鹰”的出现，是法制的肇始；“受命”说的立足，是对周王朝一统天下的反*动；魏文侯与子夏的“心战”，表现了时代的选择，体现了新的思想意识对传统的强有力的冲击。这种冲击，还波及到了理论界。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较量，就是一个明证。孔子告诫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则是对子夏在新旧壕垒选择上的警告。<BR>    司马迁固然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准则为理想，修撰《史记》的。他的《陈涉世家》，他的《项羽本纪》、他的《刺客列传》、《日者列传》、《平准书》、《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货殖列传》、《滑稽列传》、《游侠列传》、《酷吏列传》、《扁鹊仓公列传》等等，无一不是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产物，甚至可以说，一本《史记》，就是那一个动荡转换的革命历史时期他心路的历程。他的“爱奇反经”、“颇谬于圣人”，实则是全新思想体系和全新价值观念的展示。正因为如此，才立即遭到了班固父子及后来不少人的激烈的攻击。然则，有阳光，必然有阴影；有正义，必然有罪恶。这是无庸讳言的。<BR>    如是，千载之下，我们毫无疑问应当向司马迁致以革命的敬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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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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