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老子与民工儿子

欧阳杏蓬

　　农民老子与民工儿子
　　农民老子与民工儿子发生了一场战争，战争的诱因是孙子。
　　孙子年龄18个月大，还说不完整一句话。医生将他从母体里捧了出来后，在家乡呆足一个月，即随母南下广东，开始他的一个小孩子的民工生活。奶奶来了一个月，一个乡下人，受不了广州繁华的孤寂，经常强调自己的风湿病和高血压，强烈要求回湖南乡下。孙子的母亲跟孩子的姥姥商量，孩子的姥姥舍了山东乡下的桃园和土地，第一次坐数千里火车，一个人来到了广州，孩子的奶奶即迅速回家，电话也不来一个，只有孩子的父亲打电话回去，偶尔提及这个小小的孩子。2008年腊月，孩子的姥姥回山东过节，言明出了元宵即返广州，后因为姥爷患高血压，一时来不了，孩子的父母即乱了手脚，轮流请假带孩子。这样长久不了，孩子爸爸于是打电话回家，请父亲来广州一个星期，帮忙带一个星期的孙子。因为一个星期的约定，孩子的爷爷极不情愿地到了广州，无论怎么样，都要坚持一个星期。
　　农民老子与民工儿子的一场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农民老子来之前有一个事先设定：就是只呆一个星期。
　　农民老子63岁，身体硬朗，精神矍烁，在家里尚可以上山打柴，下田种地。
　　第二天，农民老子就向他的民工儿子表态：哪一天你们不在家，我一个人带了孙子就走。他以为民工儿子会同意的，事实上儿子并不同意，他觉得孩子尚小，在广州听的一直是普通话，希望父亲能在自己身边多呆一会，孩子长大一点，再回乡下去做留守儿童。农民老子还是坚持，哪一天你们不注意，自己抱了就走。民工儿子强调，如果这样，这个家就要散了。因为孩子还有一个爱他如命的妈妈。如果不征求她的意见，山东女人的脾气一上来，就有天翻地覆的危险。
　　农民老子想，不就是带一个星期嘛，带满一个星期，自己就一个人回去，眼不见，心不烦。一到广州，他就问媳妇，孩子的姥姥啥时候来。媳妇打电话回山东，孩子的姥姥说：既然孩子的爷爷来了，就让他带一阵子，她在家做一些活，过了“五一”来。媳妇把这消息告诉公公，公公的脸顿时紫了，指着民工儿子说：你这个骗子。儿子也没预料到事情会这样，受了父亲的指责也无话可说。媳妇不解其中奥妙，说：爷爷奶奶带自己的孙子，天经地义。农民老子接过话，说：好，我带回湖南去带。媳妇一想到乡下，心里就堵，说：我们挣的工资在城市也能养活你们，到乡下，孩子这么小，怎么能叫人放心？农民老子立马插话：村里有一姑娘生了孩子，还没到28天，就把孩子交给了父母养了。七、八个月大的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看的，在我们那里多的是。看着情绪激动、振振有词的父亲，民工儿子噎在一边，说不出话来。他或许恨自己只是一个工资微薄的民工，或许恨父亲不通情达理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父亲问他可以不可以带孩子回乡下，他只能含糊其词，搪塞父亲。
　　第三天晚上，民工儿子下班回来，农民老子坐在沙发上，对刚进门的儿子说：孩子的妈妈已经答应了，同意我把孩子带回去。民工儿子有些不相信，问是吗？农民老子一见自己的孩子疑问他，跳了起来，骂：就是你不好，孩子的妈妈没一点意见了，就是你在使坏！民工儿子抱过孩子，看着父亲，说：她（孩子妈妈）同意了，我也没意见。说完，抱着孩子出了门，他觉得二十年没常见面的父亲，现在竟变得如此的陌生，陌生得无法沟通了。二十年前，自己一个人到广东闯荡，用打工所得在家里盖了房子，贴补生活，自己一个人在外独立成家立业。现在，村里人都用他为榜样来教导自己的孩子：你看某某，一个人打工也成家立业了。他也曾以为，他是父母的骄傲，父母帮他看看孩子，应该不是问题。现实却残酷，父亲母亲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他却感受到了一种冷漠和自私，却不知道，长辈们为什么会这样。
　　孩子妈妈下班回来，当着孩子爷爷的面，丈夫问她是否真同意了父亲把孩子送回乡下的要求？
　　孩子的妈妈回答说没有。
　　孩子的爷爷又气得紫了脸，责问道：你不是答应了的吗？下午你不是答应了的吗？转头又怪自己的儿子从中作梗，要儿子明天就给他买张车票，说他一刻也呆不下去了。这里到处是狗屎，车又多，人又多，空气不好，孩子好动，话又听不来，坐在这里，就像坐牢。末了又怪儿子：这次被你害死了。
　　民工儿子听了也生气，说：这么多人生活在这里，还没有死，你怎么就说我害了你？
　　18个月大的孩子听不懂大人的对话，在房子里转着圈，寻找好玩的。孩子歪歪斜斜走着，每一步都叫人担心，也让人怜爱。他本来可以在父母的庇护下，在长辈的照看下，享受一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而长辈坚持要带他回乡下，他什么也不知道。这是他让父母最为难过的地方。
　　民工儿子每次下班回到家里，都会听到农民老子的抱怨。儿子忍着，以为忍一忍，老子适应了城市生活，就风平浪静了。
　　星期五，儿子回来放下工具包，出门去了。跟朋友聚会，喝了点酒，聊完事后，跟朋友一起回到出租屋，农民老子见儿子回来了，迫不及待的说：一个星期了，你说的一个星期到了，你明天就去买一张车票，送我们回去。
　　儿子说：好的，明天送你回去，我们请褓母也不要你带了。
　　农民老子在沙发上腾地站了起来，气势磅礴地说：不要我带，这是你说的，我明早就走，马上走都可以，我有路费。说完，就往他的房间走，一边走，一边狠狠地说：以后你回家，老子敲断你的脚梗子，不敲断你的脚梗子，老子便是你养的儿子。
　　民工儿子看了农民老子这架势，抱了自己的儿子，在走廊里闷了好一会儿，心绪平静了，才出来跟朋友说：民工不好当，家里人生气。
　　媳妇见公公怒火腾腾，怕他们父子俩把关系闹僵，又去敲公公的门，代丈夫向公公赔礼道歉。公公压下怒火，出来，到厅里，又跟儿子的朋友数说城里的狗屎多，人复杂，在这里坐着，像坐牢，不如乡下，空气新鲜，不想呆家里，还可以下地走走。儿子的朋友陪着笑，听完，什么也没说就告辞了。
　　这一场战争好象平息了下来，但明天呢？
　　农民老子已经习惯了乡下安逸的生活，对一个陌生环境充满了排斥和敌视，即使这生活曾是向往的，当人生老去，没有什么比现状更令人满意。民工儿子忙于谋生，顾此失彼，由于分离和社会发展，亲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坚固。农民老子与民工儿子，该如何相处？当亲情散去，这个时代还有多少温暖可以传递？我们如何在这片大地上继续下去？我们想要的奉献和牺牲，将如何去演绎和界定？ 如果民工还在，生活是否就会永远有一道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