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探索》:世纪初诗歌（2000—2010）八问

李成恩

1、你对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生态满意吗？你同意有学者所认为的这一时期是中国诗歌生态最好阶段的说法吗？
      李成恩：在我看来，所谓的诗歌生态其实没有好与坏与之分，也就不存在同意与反对一说了。新世纪以来，诗歌的功能或价值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革命的、先锋的、知识分子的、纸上的、网络的、官方的、民间的诗歌写作，在很大程度上都失去了原本的热闹，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诗歌的寂寞才是真的，才是最好的状态，让诗歌回到本真的位置，让诗歌成为纯文学中最后的事业，个人的事业，只与个体的心灵有关，与逸乐，与争吵，都不具有更加紧密的关系，谁写出技巧与思想上的好诗，谁才能被历史记住，谁才能在诗歌中得到永生。
    过分强调诗歌生态的好与坏，都是源于我们的矫情。我从不要求官方或资本集团给予诗歌创作更多的关照，我也不要求更多的评论家、刊物、圈子、学院、民间对诗歌热心呵护、说好话或一团和气，一团和气就好吗？百家争鸣就好吗？就有利于写作吗？就是诗歌生态好吗？这样的结果或判断都无关真正的诗歌写作。我只关注个体心灵的质量，只关注中外一流作品的出版速度与翻译高低，只关注周围更有价值的声音，只关注少量有写作抱负的清醒的写作者，那些跟在别人屁股后快速模仿的所谓网络诗人都是俗气的诗歌的民众基础，而水准越来越差的五流六流评论工作者越来越多，他们陷在红包与哥们义气中，做些吹棒式评论或假模假式的争论，这一切都左右不了边缘化的、寂寞的、只属于个体心灵高地的诗歌创作，诗歌是少数人的事业，有些人我认为他（她）到死都弄不懂什么才是真正的诗歌创作，他们只是诗歌大众化的基础，诗坛也需要他们的存在。

      2、世纪初的诗歌在艺术方式、美学取向等方面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请予以简单归纳。
      李成恩：并无特别的变化，诗歌艺术的积累是一项长期的需要数代人像下赌注一样地写作，其结果还不一定就能修成正果。诗歌的生产方式从市场经济转型之后，确实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但不改变的依然有他们顽固的市场与理由，谁还在写政治正确的抒情诗，大有人在，军旅诗、乡土诗、西部诗、南方诗等等都有一帮人在写。更值得关注的当然是经典的具有原创性的两类诗人，一类是以伊沙、沈浩波为代表的60末、 70后民间写作，一类是以西川、柏桦为代表的老60后经典写作，这两种美学取向都取得了不俗的战果，而80后基本上还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中，写作人群分野的太大、太散，没有形成标志性的诗人与文本，跟在这两类写作之后的80后基本是属于我以上所强调的“诗歌民众基础”，而夹在其中搞些不痛不痒的小流派或小团体的写作，出本民刊，出本个人诗集，举办一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诗会，均属无效的瞎起劲，多少年下来均无任何诗歌艺术的贡献。

     3、网络作为新生事物对于新世纪诗歌有怎样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它是否可能改变中国诗歌发展的某些基本格局？
     李成恩：当然是正面的作用，但要说到影响还看不出来。网络是一项技术进步，而诗的进步取决于诗人心灵的进步，取决于社会的变革。网络改变不了心灵，诗人只是在利用网络发表作品，获得便利的渠道表达自己。其实我发现不在网络上发表的作品才是最好的作品，在网络上发表的大多速朽。网络打破了诗坛僵硬的发表体制，让诗歌回到自由的位置，就像古代的诗歌随意发表在岩石上一样，网络就相当于古代的石头，抱起一块石头，找一把刀，就可以刻下你不朽的或很烂的作品，只有时间才是无情的判官。
     如此说来，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基本格局――基本格局，这是一个社会学的用词，而诗歌的发展只与少数优秀诗人有关，只与诗歌文本有关，任何事件与技术并不能改变诗歌的内部创造。网上发表了如此多的诗，出了如此多的诗歌写作者，并不见得就写出了多么了不起的优秀诗歌。

    4、你对现在诗歌刊物的状况满意吗？现在的民间诗刊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和八九十年代相比有无变化？
    李成恩：不满意。现在的诗歌刊物发行量小，生存大多困难，相对于其它纯文学刊物而言，可能更为艰难，对他们要求更多似于不近合理。资本在诗歌刊物这里表面看好像极为重要，但其实不然，资本对诗歌的伤害显而易见，资本对诗歌刊物现状的改变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非要说作用，那只是相反的作用，更加专制的小圈子的作用，自由的平等的更具开阔视野的办刊思想因为资本的介入而变味了，资本无罪，只是这个时代的资本对于诗歌来说基本属于不懂诗歌的资本。所以，诗歌刊物如果要让人满意，唯有众多优秀的诗人与优秀的编辑投身于这一行当，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对于官方刊物来说还要有懂诗歌艺术的上级领导，更要有开明的，不把诗歌当作工具（不仅仅是政治的，还有名利的工具）的文人体制，从小处说在位的编辑的审美局限成了阻碍一个刊物的发展的最大要素。
     现在的民刊与八九十年无法比了，变得了无生机，强装欢颜，使尽浑身解数也难以让人满意，看起来可疑，现在的民刊比一些官刊都官僚，死气沉沉，民间的先锋色彩没有了，成了诗歌时尚文化的附庸风雅者，小圈子的意淫者。我虽没有经历过上世纪的民刊革命，但从一些史料看，《今天》的油印时代是多么精彩与神秘，《非非》对国内人文思潮的启蒙作用，现在都消失了。民刊没有了理论，没有了文本，没有了独特的声音，成了老实绵羊的代名词，民刊可以休矣。

     5、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氛围中，诗歌与娱乐文化、流行文化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如何看待某些诗人的炒作行为？
     李成恩：讨厌那些炒作行为。诗歌与娱乐文化、流行文化无关。可能在某些诗人那里有关，在文化社会学那里有关。但与诗歌艺术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不是道德警察，但我是我自己。别人可能喜欢娱乐与诗歌紧紧拥抱，但那是别人的自由，一个诗歌混乱的时代或许到来了，但那不是我的诗歌时代，我的时代只属于个体的心灵，只属于内心的风暴。允许我不喜欢他们，当然也允许他们自得其乐，但我断言那些行为不属于诗歌这一小众艺术。

    6、当今口语诗歌有着怎样的成就和误区，如何看待它未来的发展？
     李成恩：口语诗歌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对书面语言诗歌产生了深入而持久的影响，这是当初伊沙、杨黎他们或许没有想到的吧，我不得而知。也是知识分子、学院诗人或官方诗人没有想到的。口语诗歌让诗歌从假模假式的书面语写作的面具下解放出来了，终于说人话了。这是一大胜利。
     但诗歌革命之后，口语诗人又不满足于他们的现状，又经历了一轮心灵的革命，那就是近年来口语诗人的写作更多了一层人性的光辉，伊沙的《唐》《灵魂出窍》，徐江的《杂事诗》，沈浩波的《蝴蝶》，侯马的《他手记》《进藏手记》，多了人性的光辉与诗歌的金属重量，而柏桦这一两年的井喷之作更是堪称如入无人之境，更加的自由表达，口语早已不是民间诗人的专利了，而思想更是口语诗人的武器，民间口语诗人高举思想的长枪大炮，把一个僵尸般的诗坛硬是复活过来了，置之死地而后生，或向死而生就是指这种状态。口语的未来更值得期待，但误区时时有，陷井随处可见，智者绕道走，笨人挪一步都是死。事在人为，我不当算命先生。

    7、应该如何定位诗歌写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在艺术的自主性、独立性与艺术反映现实、干预现实之间，当下的诗歌是否存在偏差？
    李成恩:诗歌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是血肉、鱼水的关系。我的诗歌写作是我个人的现实主义，属于我个人的历史穿越与玄幻，现实批判与心灵的抒情。
    艺术的自主性在这一时期相当的突出，但反映现实、干预现实确实就比较差了。我理解这是矫枉过正，诗歌变革之后抛弃了政治的诉求，丧失了批判现实的功能，过分强调艺术或中产阶级的逸乐，都是有失偏颇。诗人都是闲人吗？我不甘心做复古的士大夫，我也不愿充当社会工具。但良知与责任、担当与使命还是在的，我可以接受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得失，也存有足够的耐心。但问题就摆在眼前，下一步就看我们如何调整了。

    8、你认为当前诗歌创作存在着怎样值得注意的问题？
    李成恩:最值得注意的是庸俗的冒似诗学的行动，往往是挂驴头卖狗肉，背后是浅薄的诗歌理想，害了一批人，大家都不愿读书，诗人的知识面太窄小，出口太少、太小，方向感太差了，而少数优秀的诗人或理论家又不愿意与诗坛分享他们的成果，他们大多进入了中年后期，更年期的反应让他们变得孤傲，不愿意奉献他们的思想，自私占了上峰，而诗坛会更加孤立，艺术界、小说界、文化界越来越不理解诗坛的动向，不理解这帮人怎么变得如此的冷漠与自私。

飞鸟投林

精辟，好些话正是我们想说的，谢谢李成恩，干净犀利地说出来了！

白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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